三星堆的祭祀坑发掘,让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不断刷新。2019年开启的新一轮考古中,3号坑的埋藏规则与1986年发现的2号坑高度相似,器物是在统一指挥下逐层排放的,并非随意丢弃。这种有组织的埋藏,否定了之前“亡国弃坑”的猜测——没有哪个国家会用几百年时间来“弃国”,祭祀坑是古蜀人长期使用的礼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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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祭祀坑呈北斗七星状排列,属于同一时期埋藏。通过“跨坑拼对”,考古工作者将不同坑的文物碎片拼接成完整器物,比如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骑兽顶尊人像,逐步还原出古蜀祭祀的完整场景。这些坑的“打破关系”(晚的坑打破早的)证明,祭祀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超过了一代人的寿命,说明古蜀人对这个祭祀场所的重视和依赖。而三星堆的祭祀坑可能不止8个,有些早在砖瓦厂取土时就被破坏,只有挖到精美的器物时才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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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的“宇宙模型”,通高3.96米,三层树枝上站着九只神鸟,对应中国古代“十日神话”——传说有十个太阳轮流升起,神鸟是载日的使者。神树的铸造工艺复杂,用套铸、铆铸拼接,误差小于0.1毫米,展现了古蜀人的高超技艺。树顶缺失的部件推测是太阳形金器,风吹过时,树枝上的铃铛会发出“神鸟报时”的天音,对古蜀人来说,这是连接天地的“登天之梯”。
纵目面具的“外星面孔”曾引发热议,但《华阳国志》早有记载:蜀人始祖蚕丛“其目纵”,这是古蜀人对祖先的神化崇拜。面具上16厘米的凸出眼球、翼状耳廓,是古蜀人用想象力赋予祖先“千里眼”“顺风耳”的能力,希望先祖能沟通天地、洞察疾苦。2024年的考古发现还证实,面具的工艺融合了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智慧,所谓“外星”不过是古蜀人致敬祖先的浪漫表达。
黄金权杖是古蜀权力的象征,纯金薄卷而成,刻着人像、鱼和鸟。《蜀王本纪》记载鱼凫王“猎鱼化仙”,鱼和鸟是鱼凫王朝的图腾。权杖用捶楪、模压工艺打造,黄金纯度达99%,0.01毫米的金箔需捶打数万次,技术远超同期商代水平。杖上的“箭穿鱼+鸟”图案,藏着王朝的密码——鱼凫王的传说,被古蜀人刻在了黄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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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坑中的500多根象牙更藏着文明的韧性。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象牙来自印度象,成都平原并无大象栖息——古蜀商人带着青铜、玉石,沿尚未命名的古道南下,穿越崇山峻岭,与南亚部落交换象牙。每根象牙都历经千里跋涉,被郑重埋入祭祀坑,既是祈求丰收或平息水患的祭品,也是古蜀人开拓精神的见证。而象牙层下的汞含量异常,暗示朱砂祭祀可能导致生态崩溃,或许是三星堆衰落的原因之一。
张昌平教授认为,三星堆的祭祀坑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场所,器物组合展现了“受祭者—祭祀者—祭器—祭品”的完整系统。受祭者包括天地人神,祭祀者有神职人员和不同阶层的人,体现了古蜀社会的精神价值。而三星堆文化并非孤立,而是融合了中原、西亚、南亚的文化因素:青铜尊与中原的礼器相近,黄金权杖与西亚的权杖文化相似,象牙来自南亚,这些都证明古蜀文明是多元融合的产物。
三星堆的衰落并非灭国,而是文明的传承。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与三星堆的金器工艺一脉相承,青铜器物的纹饰也相同。雷雨馆长推测,古蜀都城从广汉迁到成都,可能是因为神权集团与世俗贵族的内部斗争,而非自然灾害——金沙遗址的祭祀物品虽未发现类似三星堆的大坑,但很可能还有未发掘的周期性埋藏坑。
从年代看,三星堆文明延续了2000多年:距今4600年的宝墩文化是其源头,夏商时期达到繁荣,春秋战国时期衰落。古蜀人以稻作农业为主,来自川西北地区,慢慢走到成都平原,建立了神权统治的国度——青铜大立人通高2.62米,是迄今全球最高的青铜人像,身着三层衣袍,外层轻薄如丝,近年考古证实是丝绸制品。大立人衣冠上的眼形纹饰,体现了古蜀人对“眼睛”的崇拜,认为那是“通联万物、汲取灵光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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