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的八大猛将，在建国后，都是什么军衔？

“1955年9月27日，授衔典礼快开始了，您怎么还在练拳？”警卫员推门时，许世友抖了抖袖口，只回了两个字：“压劲。”短促的对话，把大厅外略带紧张的空气切得干干净净。就在这一天，八位曾在红四方面军并肩杀敌的悍将，命运被一道道金色军衔重新串联起来。

时间轴往回拨到1929年。鄂豫皖山地漫过秋雾，黄麻起义的枪声把许世友、王宏坤、王树声、陈再道、陈锡联、程世才、余天云这些年轻人推向前线；远在海南的何畏，则在黄埔军校第五期课堂上默记着《步兵操典》。同属四方面军，却来自不同土壤，这一点，让后来的军旅生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

1931年，四方面军正式编成，人数已过八万。张国焘将总指挥部设在大别山深处，调兵千里如探囊取物。许世友那支骑兵师冲锋时尘土飞扬，被战士们戏称“飞熊”；王宏坤、王树声经常在作战会议上为迂回路线拍桌子，二人虽是堂兄弟，却并不含糊谁让谁。

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打到最白热化的1933年，程世才的“夜老虎”团硬生生在开江沿河夜袭三个团，短兵相接一点火把都不用，只凭口令和刀锋闪光识敌，被老红军总结为“最野的一仗”。同年冬，陈再道接过红四军番号，20岁的陈锡联在十师当师长，说起作战计划时声线还带少年腔，掉头盔的敌兵却记住了他“敢贴脸打”的打法。

有意思的是，何畏那时位列红九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参谋长许世友副手位置扎实，可在1937年4月从延安外出后就音讯全无。档案里只留下两句备注：“离延安，未归。行踪不明。”八个人中唯一的谜团，从此再无答案。

1936年4月丹巴渡河，红四方面军昼夜急行。余天云掉进冰冷河水，被漩涡裹走；随队卫生员说最后只看见一顶军帽顺水漂。关于“溺亡”还是“被害”，战友私下议论多年，终究无人能给出铁证，只能停在“25岁壮烈殉职”的页脚。

长征会师后，四方面军主力被重新编组。王树声留作副总指挥，掌管机动兵力。抗战进入拉锯期，他在中央军委处处要运输、要弹药，只为保下来的那支“老四方面军骨头架子”。新中国成立时，王树声更因综合资历与战功，被选入授衔大将名单。他说得极轻：“是先烈铺的路。”

1950年，许世友带部队赶赴东南沿海，三个月扭住敌军正面，火速拿下舟山群岛外围。王宏坤则转入华北军区后方，组建装甲兵学校，一辈子和履带打交道。陈再道奉命出川镇守西南，调兵平叛毫不手软。陈锡联后来指挥三兵团抢进贵阳、昆明，川黔铁路沿线的“锡联速度”一度成为指挥部的经典范例。

1955年的授衔名单敲定之夜，军委办公室灯亮到凌晨。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陈锡联四人列为上将；程世才因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华北连续打硬仗，授中将；王树声授大将；余天云牺牲、何畏失踪，无衔却被单列为烈士、革命先驱。颁布命令时，有干部低声感慨：“四方面军，终归还是硬骨头多。”

授衔之后，八位名字在官方史料中出现频率各有高低。许世友治军近乎苛刻，晚年回河南老家时仍提刀耍拳；王宏坤在坦克演示场上蹲看履带磨损，说起当年麻城老家的红米饭还是笑；王树声喜欢念《孙子》，评注里加了不少“打运动战靠腿”和“夜战忌声光”的小句子；陈再道写文章批“骄娇二气”，底下学员看完总要抿嘴；陈锡联在成都军区主持军工会议，布置完才端茶；程世才调防内蒙古那年，整整半个月睡帐篷，军马夜里啃草发出的细碎声把他吵醒，他却说“心里踏实”。

值得一提的是，四方面军另一批悍将——王近山、陶勇、洪学智等人——也在1955年分别获上将或中将衔，他们或在第二、第三野战军独当一面，或在志愿军战场再立军功；这支队伍的基因，与大别山和川陕的泥土黏在一起，很难分开。

如果从作战风格上梳理，这八人显露出一个共同点：敢带头。许世友冲锋在马上，王树声坐镇指挥所，角色分工不同，凶勇却一样。新中国建立后，军衔成了评价体系，等级森严，但他们骨子里的莽劲儿并未被五道杠、四颗星掩盖。

遗憾的是，何畏那段空白依旧留着。档案研究者近年翻遍了莫斯科、香港、河内的资料，仍找不到他出走后的确切行踪。红军老战士见面，只能举杯遥敬：“此生不见，江河作证。”

今天回看授衔序列：大将一名，上将四名，中将一名，两位未授；表面是数字，背后是漫长山河。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走到甘孜，再打到东北、西南，每一步都铸进了这些人的星徽。金属闪光褪去，他们的称呼依旧朴素——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