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潘汉年恢复名誉，胡均鹤让儿子向上反映：我的事儿该说清楚了

1982年8月25日，中组部机要处加急下发的一份红头文件引起了上海方面的注意。正文不长，核心只有一句话——“潘汉年同志的历史结论予以纠正”。上海市委某位老干部合上文件皱着眉说：“这下，牵着藤要动瓜了。”他口中的“瓜”，正是当年因“潘案”而被拉进反革命队伍的胡均鹤。

厅里短暂沉默。三十五年的恩怨与疑云，似乎在那页薄薄的文件中突然松动。不到一个月，76岁的胡均鹤被批准保外就医，自山西沁源劳改农场回到上海。返沪第一晚，他捏着药瓶，沙哑地同儿子胡延明说：“老潘的事情搞清了，我那摊子也该有个了断。”儿子点头答“我去跑”。简短对话，仅占数秒，却成了这位曾三度易帜、两度入狱的复杂人物又一次命运转折的序幕。

把时钟拨回到半个世纪以前，胡均鹤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中共高层视野，是1926年。那年夏天，上海街头罢工此起彼伏，年仅十九岁的胡均鹤站在工棚屋顶扬着喇叭，声音盖过警笛。他的出身并不显赫：江苏吴县，失怙早，靠在印刷厂学徒养家。可苦出身没有磨平他的锋芒，相反，在上海这座灯火与赤色并存的城市里，他成了共青团的“活号角”。短短两年，职务一路从区团委书记升到团中央组织部部长。按说前程似锦，然而命运很快显示出它的嘲讽。

1932年11月，上海法租界公安局与国民党中统联合扫荡地下党机关，一口保险箱、几份名单、一捆电报密码成了压向胡均鹤的铁证。酷刑、诈降、心理战轮番上阵，顶不住的他交代了数十名同志信息。旧档案里写得直白：“思想防线崩溃，转为利用对象。”胡均鹤事后回忆，“那不是一次投降，是一次坠落”。投降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有人形容他像失控的陀螺——在特务、汉奸、地下交通线负责人之间高速旋转，想停又停不下。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需要人手，他被徐恩曾调进“中统”苏沪区当副区长。一面是报效抗战的公文，一面是日伪宪兵队的威逼利诱。1939年9月，他再度被捕，这一次，日本人的“76号特工总部”递来橄榄枝。历史教材往往只留下“再次叛变”四个字，却忘了补充：他在李士群的眼皮底下暗地里仍给中统递情报。正是这种摇摆，让后人难以给他简单贴标签。有人骂他叛徒，有人说他“乱世棋子”，他的朋友更干脆：“老胡是被命运吊在鱼钩上的人，挣扎就更痛。”

事情的拐点出现在1941年。那年冬天，潘汉年通过作家关露搭线，需要在上海建立一条从敌占区直通苏北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关节卡在上海站：日伪、英美情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三方设卡，稍有差池全盘皆输。潘汉年挑来挑去，居然点名“胡均鹤可用”。有人质疑：“他可是通报过的叛徒。”潘却回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些门，钥匙就在锁里。”

从那以后，胡均鹤成了潘汉年在上海的重要联系纽带。护送刘晓、王尧山赴淮海，安排新四军情报员渗透洋行，暗中采购电台零件……他的确立了功，但也埋下了祸根。1943年4月，在李士群安排下，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目的本是试探日伪高层对反法西斯阵营的态度。可公事私事交错，文件缺乏严格备案，为日后的“潘案”留下了最致命的一笔。

快进到1949年1月，南京政权行将崩溃。国民党决定“化整为零”潜伏特务，胡均鹤名列首批释放者。不同于别人逃港、赴台，他直奔解放区自首，递交筹反计划，随后在解放军外围情报组效力。饶漱石一句“用特反特”的指示，使胡均鹤在上海公安体系坐上情报委员会主任。短短两年，他主导挖出潜伏特务几十人，也制造争议无数——特务用起来顺手，信不过时更像定时炸弹。

1951年的风向骤变。抗美援朝加反特运动骤起，历史成了放大镜。胡均鹤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54年秋正式逮捕。狱中审讯，他主动交代旧案，却死咬在潘汉年事务上“没有双面”，但没人采信。1961年后，他被发配山西劳改农场，开始长达十八年的南山北水劳作。

文革尾声，全国复查冤假错案，潘汉年问题提上议程，却一拖再拖。1978年春，北京再次成文调查小组，扬帆、刘人寿先后得解脱，潘案仍卡在“见汪精卫”情节上。专家翻箱倒柜，发现关键证词出自胡均鹤。当年笔供共计三万余字，涉及潘汉年多项“经济通敌”指控。复查人员赶赴山西，找到已经满头白发、手抖到握不住茶杯的胡均鹤。听说重新取证，他半晌没作声，只说一句：“那年材料是压力下写的，真假掺半，别害了好人。”然而补充口供最终没有被迅速采纳。

直至1982年8月中央“纠正”文件下达，潘汉年终于沉冤得雪。与此同时，上海高级法院收到胡延明写的陈述，呈了厚厚一摞材料：父亲历次叛变经过、为党立功事实、狱中原始口供与新口供对照表……内容虽杂，却条理清晰。法院划重点后转中央复查组，一番讨论，决定给胡均鹤“摘帽”。

1984年4月10日，胡均鹤得到“一纸结论”：历史叛变事实存在，解放后秘密立功亦属实，“潜伏特务”罪名为误定，撤销原判。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干部处一位老处长上门宣布离休待遇。老处长说：“组织安排你行政十五级，算是照顾。”胡均鹤笑了：“命还在，待遇其次。”他当场拒绝签字礼金，只希望“别再牵连无辜”。

对外，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对内，还有人心不平。老地下党员龚定中曾在国民党监狱里被胡均鹤严刑逼供，释放后始终耿耿于怀。得知胡均鹤获得平反，龚写信质疑：“为何让行刑者逍遥？”组织回函解释“统战策略”“历史贡献”，龚虽没再上诉，却在回忆录里留下冷句——“历史原谅不了拷打者”。对这段文字，胡均鹤选择沉默，无辩无应。

晚年的胡家住在武康路一栋老洋房里。邻居印象中的他，身材佝偻，拿报纸手总是抖。天气好时，他会坐在门前石阶晒太阳，有孩子跑过，他偶尔招手递两颗桂圆糖。门外人不晓得，这位白发老人曾经在敌特、地下、公安三重身份之间穿梭，也不知道他背负多重历史评语：叛徒、潜特、功臣。

1993年3月，胡均鹤病逝，上海方面按离休干部规格料理后事。讣告中简短写到：“曾参与上海解放初期情报工作，后离休”。那些关乎叛变与救援的往事，仅留在研究者的案头。冷档案、旧报纸、尘封口供，这些碎片透露一个尴尬现象：地下斗争并非非黑即白，许多人在人性与信仰的夹缝里跌跌撞撞。潘汉年案能平反，是档案交叉验证、证人再度取供、历史语境重新梳理的结果；胡均鹤也在同一套程序里，被认定“有罪但其功可抵”。

翻检1930年代上海警署卷宗，一行铅字很刺眼：“胡均鹤，性格复杂，易受环境动摇。”半个世纪后，中央批复文件中却出现另一行字：“对其历史既往不咎。”对比两句话，不难发现时代与政策的巨大落差。或许，这正是20世纪中国地下斗争的真实面貌——泥沙俱下，难分清浊。

胡均鹤曾向儿子交代：“历史这本账，终归有人会来对。”那年秋天，胡延明把父亲的批复收藏进抽屉，一同封存的，还有几张泛黄相片：一张年轻时站在工棚顶的黑白照、一张穿西装陪潘汉年在南京路暗巷疾行的模糊背影、一张戴着手铐押送入狱的侧面像……三张照片拼在一起，构成一个时代剪影——冰冷，也灼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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