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东南战事与江西开发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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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汉时期，东南方发生的几场战争与江西地区的逐步开发关系密切。秦征百越，五个集兵地点中的两个在江西境内，使江西东连闽、南通越的交通优势渐为人知，其边防战略地位亦在汉初豫章郡设立后凸显出来。汉武帝用兵两越，豫章郡不仅是汉军主要的集结地，更是重要的战场。之后，越族加速分化，豫章郡长期安定，人口增长提速，经济地位上升，县级机构增多，人文影响扩大，成为汉末军阀角逐的要地。孙吴集团镇抚山越，驱使山越民众编户化，对其自身发展，尤其是与汉族同化，皆有意义。孙吴期间，江西人口稳定增长，郡县数一再扩张，与此不无关系。

关键词：秦汉；江西开发；豫章；百越；山越

秦汉时期，涉及江西的东南战事主要集中在秦代、汉武帝和东汉末年三个时期，分别是秦征百越、汉并南越闽越和孙吴集团经略江南的战争。这三起战争事件或是中国统一王朝形成、巩固进程中的必经环节，或对分裂割据期间的区域性统一起过直接作用，是中国古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作为涉身其中的江西地区，这些战争事件对其早期开发有过什么关系？产生过何种影响？本文拟从这些问题入手，展开讨论，力图勾画出江西地区在秦汉时期开发、发展的大致线索和轮廓。

一

秦汉时期的江西，经过了一个无郡级机构到有郡级机构，再到郡级机构扩展的变迁过程就此而言，秦代是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秦统一前，江西长期处在“吴头楚尾”的中间地带，史书中只留下“艾”、“番”两个难以断定是否县邑的地名。楚灭越后，江西地属荆楚，但依然是不受楚国重视的边缘地区，直到秦灭六国后，今江西省境的轮廓才隐约显现出来。当时的江西属于治所设在淮水南岸寿春（今安徽寿春）的九江郡，虽然对于当时江西境内究竟设有几县，后人作过种种猜测，多者10县，少者三五县，谭其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淮汉以南诸郡”里非常谨慎地标有“番”和“庐陵”2县，但真正可考或推断的只有番、艾及馀汗、南壄几县。

秦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初创时期，史书记载秦朝的疆域范围是：“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是秦在兼并六国后通过北逐匈奴、南攻百越战争最终形成的疆域。用兵百越前，江西地区虽已纳入秦朝版图，但因其地靠东瓯、闽越、南越且东、南部地区皆有越人生息，因此，其“边缘”地位仍未改变。征服百越的战争打响后，相当于九江郡境绝大部分的江西地区才开始为人所知。

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史记》、《汉书》、《淮南子》等略有记述，如：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又使尉屠唯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汉书·严助传》载准南王刘安上书汉武帝云：“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雎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

《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壄之界；一军结馀汗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秦定百越的战争不仅投入的兵力多、经历时间长，而且打得异常艰苦、惨烈。50万大军分五路进击，分屯五个战略要地，这种规模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也是不多见的。

这场战争大约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为打好这场战争，秦朝在兵力部署、集结地点、进军方向和路线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其最初的战略企图“是以优势兵力南下，分途进军，略取各地，一举平定百越”。由于江西东、南部也散居着不少越族部众，又东邻浙江、福建，南靠广东等越人密集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西地区既是秦朝用兵百越的战略前方，又是进攻岭南越族腹心之地的最理想的战地后方。因此，《淮南子》所提到的“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壄之界；一军结馀汗之水”中的地名，除镡城在今湖南靖县西南、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南番禺即今广东广州外，其余二处则在今江西的赣东北和赣南地区：所谓“南壄之界”即指今南康市南大庾岭，包括今南康、上犹、大庾等地界；“馀汗之水”即指今余干、乐平一带的信江。显然，秦军的这个部署由东向西分别锁定了三个目标：福建境内的闽越、广东境内的南越和广西境内的西瓯。

经过数年的战争，秦军在付出了“伏尸流血数十万”和主帅被杀的惨重代价，并开凿灵渠、不断增兵之后，才最终征服百越，把闽越、南越、西瓯划入秦朝的版图。

秦朝征服百越的战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只是把周朝封邦建国所造成的诸侯割据政权变成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郡县，而公元前214年平定百越才使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岭南、闽东等边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江西、湖南等地的开发也加速了，特别是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获得了一次发展的契机。

先秦时期，文献记载中涉及江西的事迹几乎近于空白，仅有“吴王（阖闾）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和吴公子庆忌“出居于艾”等零星记载，这说明江西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是无足轻重的。春秋战国时代，南方虽有幅员辽阔的楚国和先后崛起的吴、越二国，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把目光锁定在中原地区，而对于江西、湖南等与越族犬牙交错的地区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应是这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长期滞后不前的重要原因。随着六国的覆灭，秦始皇把扩张的目标指向了岭南，江西地区也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而开始受到秦朝的重视，成为秦军集结重兵的据点和进剿越人的后援地。

秦朝用兵百越的主力是“楼船士”即水军，其来源应主要在江淮及其以南地区，运动、集结的方式主要靠水路交通。而秦军在江西境内选定的两个集结点馀汗和南壄，正好可以依托两条便捷的自然水道：一是与长江相通的彭蠡泽（今鄱阳湖），二是纵贯江西南北的赣江。馀汗北通彭蠡、长江，南连龙窟河，是闽越出江淮之南的交通要道。集兵于此，进可扼守武夷山隘道，防备闽越的反抗，退可掌控赣鄱水运交通，确保军需物资的转运安全。”南壄之界”地处赣江上游、大庾岭北端，是南越出入南岭口的通道。馀汗和南壄皆属汉初设立的豫章十八县之列，故《淮南子》称：秦之时······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其中南至豫章”显然是指戍守或转运军需物资于汉时豫章境内。可以想见，当时秦军的粮草物资经由赣江水道运集于此，再拓宽大庾岭山路运抵南越，最后在今广东南雄沿溱水（今北江）南运而至番禺。从此，原有的赣江天然水道与新开辟的大庾岭山道连成一体，成为秦汉以降中原进入岭南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因而，西汉立国之初，立即从原九江郡析出豫章郡，辖18县，使今天江西省区的规模初步奠定。

二

豫章郡背依西山，面向彭蠡，“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所辖范围“地方千里，水路四通”。在西汉建立之初，因赵氏南越国尚在汉境之外，闽越、东瓯又时怀异心，豫章郡东连闽、南通粤的交通地理位置，特别是“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边防战略地位，很快凸显出来。

西汉前期，百越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南越、闽越、东海三个王国虽然都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向汉朝通使称臣，但各有割据一方之野心。汉初采用羁縻政策，对其加以笼络，勉强维持南疆稳定。汉武帝亲政后，依靠70多年积累起来的强盛国力，对南越、闽越实施打击，彻底粉碎了南越相吕嘉、东越王（由闽越分出）余善的叛乱，使百越之地尽入汉朝版图。

关于这次征战，史书载曰：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洋柯江：咸会番禺。

“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狭，破石门，得粤船栗，因推而前，挫粤锋，以粤数万人待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后期，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

“······及汉破番禺，楼船将军仆上书愿请引兵击东粤。上以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领待命······

“（元鼎六年秋，余善）乃遂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砂、武林，梅领，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不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上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领，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粤。东粤素发兵距岭，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卒钱唐榬终古斩徇北将军······”

以上记载表明，在汉武帝用兵南越、闽越的过程中，豫章郡始终起着桥梁和桥头堡的作用。水陆交通比秦代更为畅通。这次南征汉军的主力依然是楼船士，出豫章的主帅杨仆称楼船将军，出桂阳的主帅路博德称伏波将军。这两支大军的楼船，据王谟考证，都是庐江郡寻阳县（治今湖北黄梅西南）建造的，其依据当是《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有楼船官。”寻阳位于鄱湖、江水之滨，“无事则资其弹压，有事则易为调拨。汉制御越，此为要策”。所造楼船可经过鄱阳湖而入赣江，溯江而至大庾岭下，再过横浦关进入岭南。从作战进程看，杨仆军与路博德军同时出发，但杨仆军进展迅猛，在连破寻陿、石门之后，路博德的先头部队1000余人才迟迟赶到，可见从豫章至岭南番禺的道路更为顺畅，杨仆因此役而出尽风头，其侯功便是“以楼船将军击南越椎锋却敌”。

平定南越的战争之所以顺利，当然是与汉朝准备充分密切相关的，据载，“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织加其上，甚壮”。有意思的是，有人称：汉武帝宝（元）鼎二年，立豫章宫于昆明池中，作豫章水殿。”又有说，汉武帝时，曾命人在长安昆明湖制造“可载万人”的大船，并以“豫章”命名。长安昆明池主要是用来演练水战。如果这两处记载可信，则豫章可能不仅仅是楼船的集结和修缮之地，还是供应点之一。

在镇压闽越叛乱的战争中，豫章郡就不光是汉军集结和后勤补给地，还是前线和战场这次战争打响前的屯兵点多在江西，几个重要战场如白沙（今江西都阳西）、武林（今江西余干东北）、梅岭也在江西境内。

因而，豫章郡在汉初的地位一如秦代的江西地区，且在交通、边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秦代江西之地尚无郡级政治中心，县级机构也寥寥无几，秦征百越屯兵于馀汗、南壄，主要是依托这里的自然条件。豫章郡的设置，使汉初南疆有了一个郡级政治中心和边防重镇。今人论著每言“南昌”之意，必说“昌大南疆”或“南方昌盛”，不论其出处何在，是否建城时取名之本意，考察汉初闽、粤、赣形势，结合“南昌”字义，得出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汉书·地理志》云：“新淦，都尉治。”新淦，治今江西樟树市，位于南昌城西南约80公里的赣江中游地段。西汉都尉一般与太守同治郡城，大概因豫章郡域呈狭长形状，而郡治又稍偏北方，作为与南越、闽越相邻的边郡，不利于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故而设都尉于新淦，是为边防需要考虑的。再从县级机构设置来看，秦征百越时的两个集兵点馀汗、南壄皆升级为县，其边防意义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又在通往闽西北的贡水边上新设雩都县（治今江西于都东北），在章、贡交汇附近的河套上新设赣县，还在赣与新淦之间赣水旁增设庐陵县。这样布局固然有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但东控闽越、南制南越的军事意图也是很明显的。故王谟所言“盖秦汉之世，豫章尚为边郡，而汉制羁縻蛮越，多在此处”，是有其道理的。当然，如果将“秦汉之世”改为“秦与汉初”应该更为贴切，因为两越灭亡后，豫章边郡的地位就不复存在了。

汉武帝平定南越、闽越之乱后，分布广泛的百越诸族发生分化，原南越国统辖下的诸越如南越、西瓯、骆越等逐渐融入南蛮和西南夷，而闽浙赣越人则除部分继续生活在边远山区外，基本纳入汉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汉越之别在逐渐缩小。江西地区虽然在较长时间内还属“江南卑薄之域”，但已不是边防地带了。此后汉朝历经变更，由强盛到衰落，由王莽改制到帝国覆亡，又由光武中兴到军阀纷争。其间帝国周边多有不宁：北方匈奴、鲜卑相继为敌，西边羌族长期反抗，西南中南蛮夷时而暴动，唯独东南地区相对安定，豫章郡境尤显平静。即使在两汉之际的战乱时期，也只有九江连率贾萌“守郡不降，为汉兵所诛”，涉及江西。所以，江西获得了平稳发展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变化：

一是人口增长提速。豫章郡人口统计数由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67462户、351965口增至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406496户、1668906口，人口数净增1316941口，增长率374%，年增长率11.3%。

二是经济地位上升。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调扬州五郡租米，赡给东郡、济阳、陈留、梁国、下邳、山阳”李贤注曰：“五郡谓九江、丹阳、庐江、吴郡、豫章也。”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赡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两次南粮北调的时间相隔只有六年，表明这时的江西，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不仅能够养活迅速增长的本土人口，而且有能力输出租米。

三是县级机构增多。豫章郡由西汉时的18县增至东汉时的26县。

四是人文影响扩大。秦汉之际，已有番令吴芮响应陈胜、吴广，“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汉初受封为长沙王西汉后期，南昌尉梅福，虽非豫章籍人，却因朝廷腐败多次上书指陈未果后，辞职隐居于当地，备受后人敬仰。其后豫章才俊更是不断涌现，何汤、程曾、唐檀、徐稚、陈重、雷义等因品行、才学闻名于世，其中徐稚（字孺子）更受世人推崇，“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历代传为佳话。

三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权，使皇权低落，统治黑暗，社会矛盾激化，导致黄巾大起义的爆发。中央力量的弱小使其不得不借助日益坐大的地方州郡势力和遍布全国的私家豪强武装，共同镇压黄巾军然而，随着黄巾军的失败，中央政权制御全国的力量加速丧失，地方州郡长官及豪族武装趁机扩张势力，军阀混战全面爆发。

在群雄逐鹿过程中，中原地区成为袁绍、曹操两强争夺的目标，其他军阀无力插足，纷纷向周边地区寻求安身之处。于是，一些偏离中原的州郡战略地位陡然上升，成为各股势力注目之地，豫章郡便是其中之一。先后染指豫章的是世族出身的大军阀袁术、扬州刺史刘繇、豫章太守华歆、庐江（治今安徽江西南）太守刘勋（袁术任命）和继承父业的孙策。其中，孙策是江淮以南唯一具备霸王气质的人物，史称：“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献帝初平二年（191年），17岁的孙策继承亡父孙坚遗业，势孤力单，投靠父亲当年的盟友袁术。虽屡遭其欺压蒙骗，却忍气吞声，继续奋力破敌，势力从无到有逐渐扩充。袁术称帝前后，孙策与其关系从疏远到彻底决裂，先后攻占吴郡、会稽、丹阳，并以此三郡为腹心，寻求开创江东基业的方略，因而也把战略目标锁定在邻郡豫章。

经过数年的智勇角逐，孙策胜出，控制了扬州六郡除九江（治今安徽阴陵）外的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和庐江五郡，初步奠定了东吴立国的根基。

孙策遇刺身亡后，孙权遵其遗言，放弃原定偷袭许都、逐鹿中原的计划，确立了“保江东”、“观成败”的战略方针，其重点是巩固已有成果，确保江东稳定。按照这个方针，孙权开始对丹阳、吴、会稽、豫章、庐陵和庐江六郡进行全面开发和治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用武力将国家编外人口山越驱逐出山，以增加孙氏政权所控制的人口，即所谓“分部诸将，镇抚山越”。

孙氏拥有的扬州诸郡正是原闽越、东越活动区域。自汉武帝平定闽越之乱、迁徙东越部众于江淮之间后，东南地区的越族基本内化，成为汉朝编户，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越来越淡薄，许多郡县控制范围内的居民已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但仍有一些越人继续居住在山区，过着与世隔绝的化外生活。因此，《后汉书》中已见不到“百越”或“东越”、“闽越”等有关越族的记载，直至东汉后期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也只发生过一次“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的事件，这也是《后汉书》关于山越的唯一记载

所谓“山越”，胡三省作过很好的诠释：“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氏所说的山越，当是编外越人的后裔，是孙权镇抚的主要对象。随着孙氏江东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与山越的冲突与日俱增，且经久不息，犹如捅破了马蜂窝，驱之不散，杀之不绝。在今江西境内，各种暴动也是频频发生，如：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孙权传》：“（建安）八年，权西伐黄祖，破其舟军，惟城未克，而山寇复动。还过豫章，使吕范平都阳，（会稽）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建安八年）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同出余汗。军讨汉兴，经余汗。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长丁蕃留备余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慄，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临陈斩明，其免、当、进、御皆降。转击盖竹，军向大潭，三将又降。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尽擒，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拜为平东校尉。（建安）十年，转讨上饶，分以为建平县。”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建安）十八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三国志》卷五十二《吴书·张昭传》：“（建安十八年）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又督领诸将，攻破豫章贼率周凰等于南城。”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建安十九）蒙还寻阳，未期而庐陵贼起，诸将讨击不能擒······复令蒙讨之。蒙至，诛其首恶，余皆释放，复为平民。”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建安）二十一年，都阳民尤突受曹公印，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潘璋传》：“潘璋······迁豫章西安长······比县建昌起为贼乱，转领建昌，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召合遗散，得八百人，将还建业。”

从上述记载看，江西境内的暴动事件主要集中在赣北、赣东北和赣中地区，波及鄱阳、寻阳、余干、乐安（今乐平）、上饶、西安（今武宁）、建昌（今奉新）、海昏、南城等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是秦汉时期开发较早、郡县建置相对密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土著越人已基本汉化，为何会突然冒出如此之多的山越？而赣南、赣东南郡县建置疏散、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反而相当安静，直至东吴立国后增置数县，亦少见山越群起反抗？对于这个问题，应从多方面去认识。

首先，孙氏镇抚山越是其“保江东”、“观成败”战略的重要步骤，目的在于扩大人力资源，使“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增加赋税收入，增强战争动力。这必然会破坏山越的社会秩序，招致他们的反抗。因此，并非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而是孙氏政权的逼迫导致他们的反抗。策略用得好，他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如诸葛恪曾采取怀柔策略，使丹杨山越自动出山，“去恶从化”成为平民，即可为证。

其次，汉末以后的山越成分复杂，“山越”是一个泛称，并非全是山中越人，诚如有些学者分析的那样：

“三国时期史书中所说的山越，也并非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名词，即指那些居住在古代越人分布地区的山民，他们的成分为同化在汉人中的古代越人的后裔和因逃避赋役与避罪而入居山区的汉民及其后裔。”

“夫越之由来亦旧矣。乃终两汉之世，寂寂无闻，至于汉魏之间，忽为州郡所患苦、割据者所倚恃如此，何哉？曰：此非越之骤盛，乃皆乱世，民依阻山谷，与越相杂耳。其所居者虽越地，其人固多华夏也。”

但应该强调的是，史书记载的系列山越暴动中，真正意义上的山越可能只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他们的反抗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往往是被人利用的。如：早在孙权全面进剿山越前，袁术就曾暗中笼络丹阳宗帅陵阳人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太史慈在归附孙策前，也曾“大为山越所附”，与孙策抗衡。

第三，《三国志》中所记载的“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者，更多的并非山越，而是那些被“宗帅”利用去对抗孙氏政权的汉人或早已汉化的越人后裔，他们曾是汉朝编户，但天下大乱，已摆脱户籍约束，不愿再去服役纳税，所以容易被煽动。如《三国志·太史慈传》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所遣长吏······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三国志·诸葛恪传》所载“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也能证明这一点。

第四，江西境内历次反抗事件，几乎全由“宗帅”、“民帅”发动，其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十余人，如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吴五、邹临、尤突、彭绮、吴遽、彭虎、董嗣等。这些所谓“宗帅”用的几乎全是汉族姓名，因此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山越，而是汉人或已完全汉化了的越人后裔。又从他们聚族而居，控制宗民成千上万，“别立宗部，阻兵守界”等行迹来看，已与东汉时代的“兵长大姓”、“强宗豪右”十分相似。正是他们不想把依附于自己的人口拱手让给孙权，才挑动宗民、利用山越，对抗孙权。豫章郡因开发晚，起点低，豪族势力尚未形成，所以，永和五年（140年）人口统计时，少有豪强隐户，人口数字较为真实，人口绝对数和增长率都在全国各郡中名列前茅。而汉末以后，随着豪族势力的兴起和发展，隐匿人口日益增多，因而西晋太康初年（218年）的户口统计，江西7郡的户口数大大减少。这种不合情理的人口变迁状况，正反映了江西豪族势力兴起较晚的事实。

总之，汉末孙氏政权境内山越的反抗，原因是复杂的。孙氏政权的逼迫，山越、“平民”抗税抗役，“宗帅”从中煽动、利用，都是重要因素。而宗帅的作为往往具有主导性。赣北、赣东北和赣中地区之所以成为山越“重灾区，是因为当地“宗帅”势力已发展起来；赣东南和赣南地区缺乏这个因素，也就失去了对抗政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山越事件看起来是下层民众反抗压迫、奴役的斗争，实质上反映的是豪族势力与政府争夺民力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可视为汉末江西地区发展加速的一个表现。

通过对山越的镇抚，孙权加强了江西境内的政区建设，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原有豫章郡、庐陵郡（建安四年孙策置）基础上，再设鄱阳郡，使赣北、赣中北、赣中南都有了郡级机构，县级机构亦随之增加，达到36个，三国鼎立后又增至6郡58县。从此，江西成为东吴政权颇为倚重的军事、经济重地，且在两晋南朝时期得到更大的发展。

作者：卢星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选稿：耿 曈

编辑：耿 曈

校对：宋柄燃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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