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航运未断，泸州却只有农民没有渔民了，这段历史值得了解

大家好，我是江阳沽酒客，土生土长的泸州人。从2025年11月28日起，我打算慢慢写点泸州的老风物——除了泸州大曲酒，我们泸州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过往，这是11月29日的第二篇，今天就来聊聊那些消失在江面上的泸州渔民。（原创作品，未经许可不得盗用，违者必究。另外本人只接受文明友善交流，拒绝一切道德绑架和白嫖，以及夹枪带棒的话，不懂尊重人的留言一律拉黑。）

泸州坐拥长沱两江，还有赤水河及众多支流。这座被江水环抱的城市，除了世代耕种的农耕文明，“靠水吃水”的船夫与渔民，曾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职业印记。尤其是航运鼎盛时，泸州码头千帆竞发，江面上的船工与渔夫多得数不清，他们的身影里，藏着泸州千年水运的烟火气。

拍摄于2003.12.7泸州沱江中的小木船

古话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撑船为啥排第一？且不说在风浪里逆行，随时要面对翻船、溺水的风险，单是长年累月在江面上风吹日晒，身体和精神就一直绷着弦；风湿这类职业病更是家常便饭，不少老船工到老了要么瘫痪在床，寿命也普遍不长；更别说收入不稳定，社会地位还低得很，甚至比“下九流。”

江阳沽酒客拍摄于2018年

现在虽然还有人做船工，但比起古时候的先辈，已经幸运太多。而渔民，和农民一样靠老天爷赏饭吃，却比农民多了几分凶险——农民种庄稼好歹有盼头，渔民却要天天在江面上风餐露宿，颠簸不止，既看天的脸色，更看水的脾气。

拍摄于2003.12.7泸州长江边，老式的中号木船

东汉古墓实证！泸州稻田养鱼早了千年

泸州人与“鱼”的渊源，远不止江面上的捕捞。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市杜家街原泸县文教局宿舍施工时，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块灰陶质稻田养鱼模型：模型呈川南丘陵特有的圆形，田埂弯曲贴合本地地貌，每块稻田里还塑着一条肥鱼。

此为贵州博物馆收藏的东汉水塘稻田模型图片，泸州那个稻田模具没

这件文物直接证明，泸州先民早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已实践“稻鱼共生”的先进技术，是西南地区最早开展稻田养鱼的区域之一。

有可能是这个图

这种模式从来不属于渔民，而是农民的多元化产业——农民在稻田里放鲤鱼、鲫鱼苗，鱼儿吃虫、吃草、吃浮游生物，粪便又能当天然肥料，既不影响水稻生长，又能额外收获鲜鱼，一举两得。过去泸州农村流传的“田坎边挖个凼，插秧放鱼不用管，秋收谷满鱼满仓”，就是对这种生态农业的生动写照。

江上渔民：刻在骨子里的“留鱼”规矩

和农民的稻田养鱼不同，江面上的专业渔民，有着另一番生存图景。泸州渔民的历史，几乎与城市建城史同步。据《泸州市志》记载，自唐宋泸州成为“川南水运枢纽”以来，长沱两江的渔业便已形成规模，“水上人家”世代以捕鱼为业，渔获不仅供本地食用，还通过码头销往川南各地。

这些渔民始终守着祖辈传下的生态规矩：渔网网眼必须留足3寸（约10厘米），确保幼鱼能逃脱；每年3—5月鱼类繁殖期主动停捕，捕获的怀卵母鱼一律放生；对胭脂鱼、中华鲟等珍稀鱼种，就算误捕也会立即放回江中。老渔民们常说：“江里的鱼是养出来的，不是捕绝的”，这份朴素的坚守，让泸州渔业延续了千年。

渔业社：集体时代的捕捞记忆

除了民间零散渔民，泸州渔业社的发展是本地渔业史上的重要篇章。据老一辈渔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响应国家“集体化生产”号召，泸州先后在江阳、纳溪、龙马潭等沿江区域成立了渔业生产合作社，将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捕捞、统一分配（相关详细记载待补充，望熟悉泸州渔业史的专业人士斧正）。

渔业社划分了专属捕捞水域，避免渔民争夺资源，还配备了简单工具和技术人员，指导科学捕捞。计划经济时期，渔获由供销社统一收购，一部分供应本地国营食堂和市场，一部分上调至上级水产部门，成为保障区域水产品供应的重要力量。

拍摄于2018年泸州长江边

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后，渔业社逐渐改制，部分转为个体经营，但“规范捕捞、保护资源”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一代渔民。

贪婪的代价：37起非法捕捞毁了一江鱼

可这份坚守，终究没能抵过一些人的贪婪。据泸州市农业农村局2018年公开信息，当年全市共查处非法捕捞行为34起，其中电鱼17起，收缴电鱼船筏60个、电鱼工具17台，销毁网具2000多张，办理行政案件20起，移送公安机关5起。

这些不法分子用“绝户网”“电毒炸”等破坏性方式，不分季节、不分大小地掠夺资源，导致长沱两江鱼类数量锐减。更有不良商贩把鱼塘鱼放入江中“过水”，冒充野生河鱼高价卖，毁了泸州河鲜的口碑。老渔民老黄提起这些人就气：“我们靠江吃江，就要敬江护江，这些人是在断子孙路！”

2019年禁渔令下：414名渔民的告别与新生

变化来得比想象中快。根据《泸州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方案》，2019年12月19日，长江泸州段全面进入禁渔期；2020年1月1日，江阳区长江、沱江同步实施永久性禁捕。

至2019年12月底，泸州段合法渔船全部拆解，414名渔民全部转产安置（泸州市农业农村局2020年通报）：156人加入渔政护鱼队，负责江面巡逻；123人通过技能培训进入本地酒厂、物流企业；89人用补贴开起生态鱼餐馆、水产店；46名高龄渔民纳入社保，享受养老保险和低保。

河鲜新篇：董允坝鲥鱼年赚1500万

如今再去长江边，曾经停靠渔船的岸边，只剩下平静的江水和散步的市民。那些早出晚归的撒网身影，那些江面上的号子声，都像当年的纤夫、搬运工一样，退出了泸州的历史舞台。农民还在田里耕耘，航运也还在继续，可渔民这个职业，却真真切切成了“绝版”。

渔民消失了，泸州河鲜却迎来了新模式。现在市面上的“河鲜”，大多来自江阳区董允坝现代农业园区、通滩镇、丹林镇等地的生态养殖基地，用长沱江支流天然活水养殖，既有黄辣丁、翘嘴鲌等传统品种，也有鲥鱼等高端品种，通过生态循环技术实现尾水零排放。

据江阳区农业农村局2024年数据，仅董允坝鲥鱼智能繁养殖生态工厂，年饱和产量就达15万尾，年产值超1500万元，本地生态鱼总产量能满足川南及周边市场需求，部分还通过电商销往重庆、成都。

如今的长沱两江，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偶尔还能看到江豚、白鹭的身影，这或许就是对那些守规矩的老渔民最好的告慰。

我常常想起老黄的话，想起那些年江边的河鲜香气，想起两江曾经的鱼虾满舱。禁渔不是结束，而是更好地守护——就像泸州人常说的“细水长流”，守住这一江清水，才能守住我们世代相依的家园。

那些消失的渔民，或许会被时光淡忘，但他们的坚守与无奈，他们的取舍与适应，还有渔业社的集体记忆，都是泸州记忆里不可缺少的一笔。毕竟，这长沱两江养育的，不光是泸州人的胃，更是泸州人的根。

附录：文中核心数据与史料来源说明

1.东汉稻田养鱼模型：1988年小市杜家街泸县东汉墓出土，见于地方文化研究报道；

2.2018年非法捕捞数据：泸州市农业农村局2019年《2018年渔业执法工作汇总》；

3.渔民退捕情况：泸州市农业农村局2020年9月《渔民退捕任务完成通报》；

4.生态养殖数据：2024年江阳区鲥鱼全产业链项目投运报道及农业农村局产业统计；

5.水质与鱼类：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与泸州市政府联合增殖放流活动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