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山西的六年知青生活经历，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北京知青在运城：第二故乡，是他今生永远的牵挂和眷恋

1968年12月下旬的北京，寒风裹着碎雪，刮在脸上生疼。北京站的站台上，人声鼎沸又带着几分离别的怅然。十八岁的张明国背着简单的行囊，和同学们一起登上了待发的火车，胸前的红花在灰暗的天色里格外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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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启动，带着数百名北京知青远离熟悉的城市，驶向了未知的晋南大地。张明国扒着车窗，望着渐渐模糊的城市轮廓，心里既有对未来的茫然，也藏着一丝青春的躁动。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北京，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山西运城的农村，他们要去那里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火车一路向西，穿过平原，越过山岭，走了差不多两天两夜。当车轮碾过铁轨的声响变得沉稳时，列车缓缓停靠在了运城地区境内的水头车站。张明国和同学们拎着行李，缓缓走下列车，凛冽的寒风瞬间灌满了衣领。车站不大，土黄色的站台旁挤满了前来欢迎的学生和老乡，在热烈的掌声和锣鼓声中，大家走出车站，来到了广场上。

在站外的广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北京来的知青又分乘多辆汽车各奔东西。最终，张明国他们九名同学被分派在涑水河沿岸的刘庄大队第二生产小队。

初到刘庄，最大的难题是住处。队里没有现成的房屋，刘队长挨家挨户商量，把九名知青分别安置在老乡家中。张明国和李军被分到了王大爷家，两孔低矮的土窑，王大爷老两口住一孔土窑，张明国和李军住一孔土窑。

李军和张明国居住的那孔土窑靠窗搭着一铺土炕，墙角堆着晒干的玉米秆和棉柴。王大爷老两口无儿无女，待他俩格外亲，每天早晚都会把炕烧得暖暖的，吃饭时总把锅里仅有的几块红薯和豆子往他俩碗里舀。

每天晚饭后，王大妈都会到他俩居住的土窑里看一下，送一暖壶开水过来，总会笑着对他俩说：“娃娃离家远，在这儿就当自己家，有啥事跟大妈言语。”

那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玉米糊糊、红薯面窝头是家常便饭，白面馒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可每当家里做了稍微像样的饭菜，比如煮了几个鸡蛋、蒸了一锅白面馍，老乡们总会想着给知青们送一些。有一次，邻居家的小花妹妹捧着两张热乎乎的菜饼跑过来，仰着小脸说：“知青哥哥，我娘让我给你俩送的，里面放了辣酱白菜馅。”看着小姑娘冻得通红的小手，张明国他俩心里暖暖的。

知青们跟着老乡一起下地干活，起初什么都不会。耕地时扶不稳犁杖，播种时撒不均匀种子，除草时还会把禾苗一并拔掉。刘队长从不责备，总是耐心地手把手教他们：“种地是个细致活，急不得，多练练就会了。”他特意给知青们安排相对轻松的农活，比如给麦田松土保墒，刨坑点种等。遇到重活累活，社员们都会主动帮忙，总会抢在知青前面。第一次收麦，烈日炎炎，张明国割了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痛，手心磨出了水泡。割完自己的麦垄，李大叔就跑过来，二话不说就帮张明国割麦子，还安慰他说：“娃娃歇会儿，大叔来割，你们城里来的娃哪受过这苦。”

就这样，知青们在老乡们的照料下，慢慢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他们跟着老乡学种地、学锄地、学做农家饭，口音里也渐渐带上了晋南的腔调。直到1969年麦收结束，队里才给知青们在坡下一块平坦的地方盖了三间房子，成立了知青点。新房宽敞明亮，里面盘着土炕，还砌了灶台，知青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搬家那天，乡亲们都来帮忙，有的抬箱子，有的搬锅碗，王大娘还特意送来一筐青菜和几个鸡蛋，笑着说：“以后自己做饭了，可要按时吃饭哩。”

日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悄然流逝，转眼到了1973年春天。一封来自北京的家书，打破了张明国平静的生活。父亲在信中说，母亲患病住院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还借了外债，弟弟妹妹还要上学，家里实在困难，问他手头有没有余钱能补贴家用。张明国拿着信，心里沉甸甸的。头一年冬季分到的红利，他留下了几块钱，剩余的全都寄回了北京，手里还有五块钱，本想留着应急，可五块钱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犹豫了好几天，张明国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刘队长，他红着脸把家里的难处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刘队长听完，眉头皱了皱，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说：“走，我带你找会计去。”队部里，刘队长跟会计交代了几句，会计便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张明国。“拿着吧，先给家里寄回去，让你娘安心治病。”刘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神里满是关切。张明国紧紧攥着那二十块钱，千言万语涌到嘴边，最终只化作一句：“谢谢队长。”他把自己的五块钱加上这二十块，一起寄回了北京。

那年秋后，队里决算分红，张明国凭着一年的工分，分到了十八块八毛九分钱。看着手里的零钱，他心里犯了难——这还不够还队里预支的那二十块钱。他正准备把所有分红都交给会计，刘队长却摆了摆手：“先还十块就行，剩下的慢慢还。一个大小伙子，手里不能一分钱没有，天越来越冷，你也该添件棉衣了。”张明国望着刘队长宽厚的背影，心里一阵暖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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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十，知青点里热闹起来了，同学们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过年。张明国却独自坐在炕沿上，望着窗外的雪花发愣。他手里没钱，还欠着队里十块钱，实在不好意思再开口向队长借钱买火车票。刘队长听说他不打算回家，特意跑到知青点问他：“明国，咋不回北京过年？是不是没有盘缠钱？”张明国红着脸点了点头。

第二天吃过早饭不一会，刘队长就踩着积雪来到了知青点。他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进门就笑着说：“娃娃，回家过年吧，你爸妈都盼着你哩。”他从袋子里掏出十斤小米和一包红枣，又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又说道：“这小米和红枣带给你爸妈尝尝，是咱涑水河沿岸的特产。这二十块钱买车票，我在会计那里支的。”张明国看着刘队长冻得通红的耳朵和手上的裂口，再也忍不住，眼泪顺着脸颊滚落。他哽咽着说：“队长，我还欠着队里的钱……”“傻娃娃，钱的事以后再说嘛，先回家陪着父母过年。”刘队长拍了拍他的后背，语气依旧憨厚。

1974年秋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到了刘庄，刘庄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消息一出，社员们都议论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张明国。“明国这娃踏实肯干，有文化，该让他去上大学。”“是啊，他在北京来的知青里最刻苦，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看书。”乡亲们都同意让张明国去县里参加考试。

张明国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去县里参加了考试，凭着扎实的文化功底，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政审，他成为刘庄大队第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被天津一所大学录取。

离开刘庄的前一天，张明国特意去了刘队长家。刘队长找来会计，仔细核算了他的工分和分红数额，算下来能分二十块钱的红利。可张明国之前预支了三十块钱，扣掉当年应分的红利，还欠着队里十块钱。他正想开口说以后会把钱寄回来，刘队长却先开了口：“你放心去上学，你欠队里的钱就一笔勾销了，到时候我给大伙（社员们）说。这二十块钱你拿着当盘缠，队里给你十五块，我给五块，钱不多，一点心意……”

张明国捧着那二十块钱，看着刘队长布满皱纹的脸，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他在刘庄待了近六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还有乡亲们的淳朴善良，都早已刻进了他的心里。

离开刘庄那天，村口的老槐树下站满了乡亲们。刘队长把几个白面馍塞给张明国，让他路上吃。小花妹妹端来十个煮好的鸡蛋，大家都依依不舍地叮嘱着：“到了学校好好照顾自己。”“常给咱写信……”

带着不舍和留恋，带着感激和感动，张明国离开了他插队落户生活了近六年的第二故乡，到天津读书去了。

大学毕业后，张明国被分配到北京电力部门工作。离开北京九年，他又回到了这座熟悉的城市。第二个月发了工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刘队长寄去三十块钱，信里写道：“队长，这是我欠队里的钱，麻烦你帮我还上。感谢你和乡亲们这么多年的照顾，我永远记着你们的恩情。”

一年后张明国成了家，后来生活条件渐渐好了起来。逢年过节，他总会给刘队长和王大爷家寄去一些钱或北京的特产，每次都不忘在信里问候乡亲们和王大爷王大妈好。

1993年秋天，听说刘队长得了眼疾，视力几近失明，张明国心里急得不行，立刻赶回刘庄。看到刘队长老两口因为眼疾愁眉不展，他当即决定把刘队长接到北京治疗。在张明国的悉心照料下，刘队长的眼睛渐渐康复，重见光明。他带着刘队长去天安门广场照了相，去王府井逛了街，给老队长买了新衣服和回山西的车票，还请他老两口吃了一顿烤鸭。刘队长看着天安门城楼，激动地说：“这辈子能来北京，能看到天安门，多亏了明国你啊！”

现如今，刘队长老两口都早已去世，但张明国从未忘记他们。只要抽出时间，每年清明，他都会回山西刘庄看望乡亲们，给老队长和王大爷上坟。每次回去他都会看望村里的老人，问问他们的生活，聊聊过去的岁月，送上一些礼物。当年的小花妹妹都做了奶奶，她的孙子见到张明国，会甜甜地喊一声“张爷爷”。

看着第二故乡天翻地覆的变化，张明国感慨万千。当年的知青点已不见了踪影，知青点的院子成为了乡亲们健身的小广场，乡亲们大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式住房，住窑洞的已经没几户人家了。村口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涑水河的河水依旧缓缓流淌。近六载的晋南岁月，是他最宝贵的人生经历。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刘队长的宽厚仁爱，就像涑水河的水，滋养着他的心灵，成为他人生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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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国常对家人和同学们说：“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二故乡的乡亲们和老队长。他们的恩德，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那段知青岁月，那些深厚情谊，早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温暖着他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春秋冬夏。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明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