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情感·心理·命运——王锺翰师《甲丁日记》读后

一、缘起

我忝列先生门下十有八年，先生待我恩重如山。我早想写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又总以为这类文字须出自卓有成就的弟子之手，方足为先生增重；而颓唐如我者，有负先生期望甚多，何得有此资格?铭之于心可矣，腆颜下笔，适以辱没先生光彩。况且，仅仅是对先生感恩戴德，于读者又有何意义?踌躇再三，迟迟未能动笔。

转瞬之间，已是先生去世的第六个年头，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今适值先生百年，作为弟子，还能再逢先生第二个百年么?遂又转念，成名的弟子固然可以告慰先生，而不成器的学生也不曾少受先生沾溉。先生有教无类，能否学有建树，差异端在弟子本人，非先生于所叩而有不鸣者也。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归纳。而且，在未与言之前，又何以知其可言与否?因而我们可以像“子贡问政”那样继续诘问下去：若二者必失其一，则取何而后可?对此，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回答。孔子虽然赞扬人言两不失的智者，而作为仁者的他，我想回答应该是：宁失言而不失人。把这句话用之于先生教学生，碰到如我这样的不可教者，先生亦必曰：宁失教而不失人。仁矣哉!先生!若必待有成就的弟子方有资格撰文回忆先生，以证明先生为慧眼伯乐，则岂非视先生培育后学为市利哉!此又断非先生之本怀。先生之名，固不待弟子而传也。

去年冬天，我去万安公墓祭奠先生，由于记错了日子，比先生忌日晚了一天。踏入墓园，马路上过往车辆的噪音顿时消失，我立即意识到自己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时大雪方停，阴云把天空压得几乎贴到地面。整个墓园中杳无人迹，小路和树枝上堆满积雪，几只鸟儿在四处觅食，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使这片世界显得更加寂静。我独自在无数的墓碑中穿行，寻找先生的安眠之所。我愿意在这样没有干扰的氛围中扫墓，行走间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死者生存的天地，仿佛依稀听到寂寞的死者从地下发出的叹息和悄语，盼望着后死者前来探望。先生墓碑的基石上摆着一只花篮，鲜艳的花朵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应该是昨天的祭拜者奉献的。我将两枝白菊插在花篮两边，分别献给先生和师母。在先生墓前伫立片刻，风扬起零碎的雪花，散落在先生的碑额上，也散落在我身上，使我泛起一阵寒意。我与先生近在咫尺，却已人天远隔。拂去基石上的薄雪，“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大字便清晰地映入眼帘。这是仿照先生手迹镌刻的，是那么厚重，那么遒劲，如同先生为人。先生一生九十多年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从湘南偏僻山区的农家子，成为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这绝不是轻易得来的。先生历经坎坷，艰苦不懈奋斗一辈子，是该安歇的时候了。如同所有的死者一样，无论如何漫长的一生，也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瞬。生前环绕的荣誉和热闹都已烟消云散，最后归于自然，也只能静静地占有这一抓黄土。

然而先生毕竟是先生，值得后人景仰和怀念，除了他灌注心血写下的许多名篇之外，还有他不惜辛劳培植后学所付出的牺牲。前者将会由学者传诵不绝，后者则是我该铭刻于心的。而先生的成就、贡献与其人格、情感之间，似又存在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先生教我之道

(一)平民的亲和力

“人皆谓泰山北斗，我最爱先生平民本色。”这是我为先生拟的一句挽联。平民本色，是我追随先生多年最深刻的感受，久蓄于胸，却道之无缘，惟有在送别先生时寄诸楮墨。先生幼年就读雅礼中学，之后进入燕京大学，都是名校，后来留洋去哈佛大学，接受的又是精英教育，更不用说在大学当教授，声誉鹊起，俨然社会名流。但我心中的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

我所谓的平民本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基于感恩心理的回报情结。这种心理情结贯穿先生为人为学的宗旨和准则，以至于他的喜怒哀乐，无不浸透着浓烈的平民气质。弟子们之所以对他怀念不已，固然是钦佩他的学问，但更多地则是被他人格中的亲和力所感染。人的教化，恐怕是世界上最难之事。而师生之间，所施所受，最根本的并不在于知识授受的狭隘工具性效应，甚至也不止是思想的启迪，情感的沟通与亲近无疑具有更大的力量，对于弟子日后的成长，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与先生同时代的大学者，多出自世家，身上无形中散发着一股高雅的书香气，一种令常人难以攀援的清高。对于市井中出来的我，对他们“望之如在天之人”。这种敬，当然也包含着一种畏，所以总是敬而远之，能躲则躲。当我不得已非去谒见不可时，便告诫自己千万不可稍有疏虞。即使曾蒙以礼相待，甚至和蔼可亲，或许因为我过于敏感，总觉得这是一种勉强做出来的屈尊，因为大学者们往往具有极好的涵养，喜怒不形于色。于是我毕恭毕敬，洗耳聆听。对方所言，我不论听懂与否，都得表示出若有所悟，以免被认为愚不可及，白白浪费了他们分秒如金的时间。实则自始至终如坐针毡，手足不曾舒展过。

而先生则不然。先生是大学者，但绝不是一个富有心机、城府很深的人。先生性格直率，爱憎分明，很少加以掩饰。他的举止言谈，与内心情感都是相符的。弟子们谒见先生，极为随便，用不着电话预约，更不会心存小心。在他微笑、大笑时，弟子们就随心所欲，放言无忌；碰到他生气、面带怒容，弟子们便会惕然自省。总之，先生与我们弟子之间，并未因学问天壤之别和身份不同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与隔膜感。据我看，弟子们很容易看清先生内心的感情，也很容易把先生哄得转怒为喜。

1998年师母去世之后，弟子们担心先生寂寞，轮流请先生吃饭，每隔数月必有一宴。师弟子共聚一堂，其乐也融融。江湖豪杰气的柏华兄在外地，时有缺席，有空回京拜谒先生，即顺便邀先生于路边餐馆小饮。先生亦不嫌简陋，欣然而往。先生嗜酒，往往举杯而尽。弟子们只得连哄带骗，称不胜酒力而罢。最后一次是2005年先生九十三岁生日，前来祝寿的弟子二十余人。先生身体虽不如前，仍健饮如昔，席间弟子轮流敬酒，先生乐甚。当先生起身切分生日蛋糕时，头上那顶纸制寿星小帽摇摇晃晃，惹得众弟子乐不可支。回想当年何其热闹，而今思之黯然。

(二)“俗道”中的关爱

师弟子间当然也有不快的时候。我伴随先生近二十年，不知触犯先生多少次。最先是因入学迟到而被冷拒，继而是因高谈学潮而被怒斥，后来是我干脆避而不见，再后来是彼此互求，甚至是先生来“求”我，完全变成黑白颠倒的世界。但不论是我惹恼先生，或是一起杯酒交欢，以及在先生病榻前的交谈，我都能领会到先生深切的爱和宽容。先生与我，实在于师生与家人父子之间。

或正因如此，故先生不惜以俗道教我，虽皆属琐细之事，亦体现先生深意。周五下午的例行政治学习，我多有旷缺，即使耐着性子参加，亦一待散会便往家中赶。先生以为这样不利于与同事增进感情，问我何不于会后和同事下下棋，打打扑克?并告诉我，当年陈寅恪先生在成都燕大执教时，就从不缺席例会。又说，一个规章制度若不能改变，就得服从，否则即自找麻烦。先生又见我生性轻脱，与人交多不设防，故教我与人打交道，应“先小人而后君子”。我虽做不到，而每叹为至言。我曾与某出版社编辑交涉论文出版事宜，先生恐我为人所绐，特叮嘱我说：“你是读书人，他们是商人，不要轻信他们的话。”后果被先生言中，出版社拿了北京市的出版津贴，却整整拖了四年。

1997年，我申报正高职称，差一票未能通过。一个教授，在我心中也未必看得多重。次年，我决定放弃申报，什么申请、表格，一概不填。先生闻之，暗中请同门令志兄帮我整理好材料，并把我叫至家中，对我道：“这个教授，你可以不要，但你的爱人要，你的孩子要。”先生说得严肃而诚恳，比我想得现实，也想得深远。我还能说什么。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电话将我惊醒，我拿起话筒，第一句赫然就是“我是何兹全”。我一时悚然，不知找我有何事。

何先生接着便问我为何不申报教授。我说自己水平不够格。何先生立即反问：“你说自己不行，怎么个不行?说说看!不行，为什么没去扫大街?”我诚惶诚恐，又奇怪何先生怎么知道我的事。原来先生仍不放心，前两天在香山开会，与何先生同住一室，何先生家亦在师大，故先生托他劝我。我真没料到先生为我考虑得如此细致，而事后也居然忘了去何府道谢。两年后，我又糊里糊涂当上了博导，原因主要是先生仍想重振满族史学科。

我原以为什么教授、博导，都不过是个名头，与学问并不相干。然数年后，实行职务津贴，职称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我没有请示先生，报了一个教授最低级。这里又碰到一个名与实的命题。昔人说过：“名者，实之宾也。”慧皎著《高僧传》曰：“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故不取名为“名僧传”。我以为如此品骘人物，实在高明之至。能如先生那样名副其实固然好，但若名实不符，究竟是选择名过其实，抑或是避名而就实?后来我读过先生《日记》,我想以先生的态度，一定赞成我取后者。同时，在今天的考核制度下，级别低亦可免于承担什么项目，心安理得，多一些闲暇自由读书，又何乐而不为?但我之所以能自以为活得潇洒，前提是我毕竟职衔到手，有了一份基本收入作保障。这当然是拜先生所赐。

(三)期望与耐心——最好的教育

就学业而论，在众多的弟子中，我可能是最让先生费心，而又是最让先生失望的一个。我半道出家，投入先生门下已年过不惑，我与先生都属牛，先生长我三轮，当时已七十有七。我原在南方教书，兴趣在魏晋至隋唐一段。因两地分居七年，不堪其苦，经大师姐定宜庄女士介绍，改从先生习读清史。我从对清史一无所知到完成博士论文，先生为我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当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北京市首届社科出版基金资助，我请先生作序。先生兴奋之余，一并为我题写了书名。后来，我无意中说出书名原想由我父亲来写的，先生为此向我一再致歉。

毕业留校之后，我无时不刻受到先生的关爱与指引。记得有一次会后送先生回家，我们缓缓而行。至先生楼门前，先生停了下来，对我谈起他的某位学长，过去成就斐然，而解放后却一字不作，恐怕是有损权威的声价吧。又对我说：“我没有那样的声望，也没有包袱，有了一定的想法就写出来，所以也就一直写到今天。”我听得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学问还未起步，就染上眼高手低的通病；且复怠惰成性，进锐退速，加之凡事刻意求深，故极易作茧自缚。先生的话，正是针对我这些毛病而发的，真金石良药。先生享有盛名，却不为名誉所束缚。然先生之教我，竟自为谦抑，以金针度人于有意无意之间。即愚钝如我，岂能感受不出其中的厚爱!当时我惊出一身冷汗，告辞后反复于心中默诵先生之言，故至今记忆犹新。

我偶有论文呈送先生审阅，先生总是不吝褒奖鼓励之词，我自知这是先生唯恐我疏懒复作。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去医院探望。那时我正对《康熙起居注》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即向先生请教。先生初闻之下稍显惊讶，沉思片刻，即肯定地对我说：“《康熙起居注》可以怀疑。”我听后信心顿增，于是大胆谈出自己的理由，先生清瘤消瘦的面容上现出满意的神色。这情景今日仍清晰印在我脑中。

我虽追随先生多年，但因秉性顽劣，于先生之学领悟甚浅。写过几篇文章，皆不过率性而作，兴趣在揭露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心机，发发议论而已，谈不上什么价值。以水平论，充其量只能在第八流到第九流之间。然若没有先生，我恐怕连做学问最起码的门径也无从窥见。而最使我感动的是，先生始终没有放弃我。是先生感化了我冥顽的心智，唤醒我尚未泯灭的向善的本性，终于迷途知返。

约在1995年冬，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与先生闹起别扭，想回南方，故多天不去谒见先生。先生一急，竟亲自来师大找到我的居所，而且来了两次。第一次是由女儿应云姊陪同来的，扑了一个空，第二次先生又独自前来，方找到我。我住的单间在六楼顶层，没有电梯。先生当年已八十有余，真不知是如何上来的。每念及此，我便深自悔恨自己太过任性。后来我在师大住进了两居室，有了自己的书房。不料楼上一家男的是个承包餐馆的，每日下班都在深夜两点以后。他那退休的女人也不饶人。白天在家伴随音响跳舞，楼板震得叮咚直颤，即使她跳累了，那音乐仍在我耳中久久回旋不去。晚上她要等候丈夫回家，11点之后方开始洗衣，水声稀里哗啦，有时我甚至担心水会渗过楼板流到我头上来。那家又以居室兼作储藏库，每隔几天就得进货，也不知何故，偏偏要在夜里三四点。我实在没有颜回那好涵养，被折磨得身心俱疲。无奈之下，我向先生求援，想搬进民院宿舍。先生通过同门梓东兄约见校长，为我说项。事虽未成，但我异常感动，同时又埋怨自己虑事不周。先生为我，竟屈身求人，何其不值，又何其不智，怎不令我思之赧颜!

但我的情绪并没有立即扭转过来。写过一篇《多尔衮与皇权政治》令先生高兴了一阵，之后又辍笔多年。据先生家人说，先生暗中“着急得不得了”。但先生却从不催促我，更没有责怪。2003年我重新拾笔，写出十万字的《评清世祖遗诏》交与先生。先生阅后，竟亲赴邮局将那一摞稿子寄给《燕京学报》主编徐苹芳先生，当年先生已是九十一岁高龄。到后来我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才发现先生之教我，恰与心理学上的期望原理极为相合。先生对我，除鼓励之外，就是等待，而且是长时期的等待。对于我这种具有严重心理障碍，极易自暴自弃的人，先生的鼓励、期望和耐心等待，实为一种最好的救治。

我个人诚不足道。而先生为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究竟值当与否?这确实是个疑问。在先生固不曾计及，但我能在学业上坚持至今，却全得自先生的爱护与奖励，不由我不感激与敬仰。正是在我这样的失败者的身上，才更能体现出先生人格的光辉。内子每告诫我：“你这脾气，恐怕没有第二个老师能容你!”其知先生之爱，竟有甚于我者!我今若不道出，世人又何以知先生宅心仁厚，宽容至此。司马迁称许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良将无以过也”。但李陵那样做，明显有因战场生死相搏的需要，冀望部下共同效命以死中求生。而先生之于我，除了希望我不辜负自己之外，尚有何求呢?较之古之名将，先生实有足多者矣。

先生去世之后，我常悔恨自己有愧于先生。同时又不断追问，先生于粪土之墙的我，何以能如此不惜心力?这是又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去冬至今，我再读先生的《甲丁日记》,并重新回顾先生一生的经历，方略有所悟：那就是先生在成长中亦曾屡受知遇之恩，深知前辈的提携，对于后学是何等重要。但这还不是关键。我以为更

重要的是，先生身上具有一种大学者中罕见的平民气质，从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体悟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对社会的感恩与回报心理。

三、恩师之赐与先生之回报

(一)感激与回报——先生的心理基调

先生出身世农之家，家境虽称小有，却缺乏文化背景。在20世纪初，土生土长于偏僻之区普通人家的子弟，欲在学问上能够立足，努力上进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若仅凭此，似不足以卓有建树。先生从幼年依附当地望族席家的私塾开始发蒙，到就读于长沙教会办的雅礼中学，后来进入燕京大学，走上史学研究之途，始终得力于外界的扶植。

先生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也是幸运地得自许多前辈竭力提携的结果。而先生之所以能不断得到提携，靠的是为人真诚，值得信赖。“为人谋以忠”的家训，先生始终未曾或忘。故先生于前辈师长嘱托，丝毫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艰辛。而其回报恩师，亦非常人之所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宪兵队封闭燕大，洪业、邓之诚等师友银铛入狱。先生谋生于天津，为救诸家仰屋，略作小补，不惜于街头采购贩卖，风尘仆仆奔走于京津之间，真可谓可托六尺之孤。正是这种性格和精神，使先生大受前辈师友赞赏。

由忠诚而不断获得赏识，又由受到赏识而形成感激与回报，既为先生提供了弥补先天不足的机遇，也在他一生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迹。以我对先生的观察，先生身上潜藏的回报心理，愈至晚年便愈加浓厚，他似乎总是在感激。

他感激家乡。上世纪末，我为先生作《学述》时，他回忆起启蒙的席家私塾和稍后改名的应滨学社，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深情的怀念。1957年寒假回乡省亲，“日与家人亲友话桑麻旧事，童年情景，一如昨日。”特地拜访最初求学于应滨学社的老窗友，而其人已无所记忆，且甚冷淡，令他怅然。(《日记》1957.2。)他感激长沙雅礼中学。1938年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学费高昂，雅礼予以资助，并希望他卒业之后回去任教。但燕京大学为先生展开了另一片天地，在洪业等前辈的启迪下，以学术为国家争荣誉的信念支配着他，自然未能重返雅礼。先生对于自己未践前诺深自愧疚。他晚年听说长沙雅礼复校，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很想有机会去雅礼教几年书，以报答当年雅礼的恩德。

先生感激接纳他的单位。1946年至1948年，先生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两年。由于种种原因，先生未能获得博士学位，视此为奇耻大辱。洪业师正在美国，乃至担心先生自寻短见。然而回国后，燕大历史系照样接纳，并聘他为副教授。先生日后忆及此事，不无苦涩地写道：“卢念苏兄来谈，及燕京旧事，及余游学哈佛事，不胜感慨系之。一九四八夏之能返国，又不能不感谢叶理绥之一赐也。”(《日记》1954.10.27。)此恰所谓正言而反道之，要之未能释怀也。1952年院校调整，燕大归并北大，而先生却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民院聘任他为研究部教授，先生亦甚欣欣然。

在中央民院研究部中，先生的教授级别是最低的。研究部主任翁独健为先生学长，“亦以部中教授，余之薪资四百五十分为最低，如遇调整时，愿为余说话云。余言：五二年之升教授未加薪，既有名矣，应不复言利。今即不加薪，余亦心满意足，夫复何言。”(《日记》1954.10.15。)“余底薪太低，来我部时，本增为五百分，因北大方面反对而中止，只将副教授升为教授而已，亦不幸中之一幸。”破例加35分，“尤不幸中之大幸。”(《日记》1954.11.17。)1954年年底，先生晋升一级，晋级教授中名列第二。先生闻之，即告诫自己“今后更应努力工作，以答上级厚意”。迨“宣布名单，对我则云：‘王锺翰为教授级最低，加一级还是少了的。’有此一句话，即不进级，甚光荣也。”(《日记》1954.12.3。)

有些世代书香的大学者，在留洋归国之后，或负有大名，即待价而沽。尽管有人喜欢对自己冠以“书生”之名，亦不过显示对于他们所蔑视的官宦之家的傲气。一旦事关实际利害如地位级别者，骨子里的酸腐味即掩抑不住，表面谦让，实则自视绝高，寸土必争。无论多么高的待遇，也认为理所当然，受之无愧。稍拂其意，即绝裾而去，另图高就。先生则绝不相同。从燕京大学调任民院，其中难免有原院校之间的派系之争，先生自是一个被排挤的失势者，且不得不放弃“正宗”的清史研究而转入满族史。有些人为之惋惜，认为是一种损失。而数年之后，先生在满族史研究中成绩斐然，自然是善于应处环境变迁的结果。而先生之所以能淡然处之，甚至有一种满足感，则又不能不归结为其心理深处的回报情结。

先生晚年当了终身教授。第一次发薪时，我恰好在先生家中。先生拿到工资条一看，随口惊讶地对我说了一句：“怎么这么多!”究竟是多少钱，我没问，但先生的惊喜已告诉我，这份工薪多得超乎他的意料。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先生没有料到他值这么多。终身教授之类的荣誉感，或许是人所共有的，但这种感激由衷以及不加掩饰的坦率，恐怕只有平民本色的先生才有，而不会出现在那种世代书香自命清高的学者身上。

正是因为觉得社会给予他的过多，所以先生无形中总是被一种回报感所驱使，一定要尽力表现自己。先生早年专注于著书立说，不愿“带徒弟”,视之为“作后事打算”。(《甲丁日记》1954.11.24。)先生初次招收博士研究生，年已七十有五，至先生辞世之前，前后培养博士近三十人，倾注了先生无数心血。先生古稀之后，每年必有论文问世。即使后来精力已衰，仍坚持撰写不辍。九十岁那年写出《洪业先生生平与学术》一文，竟长达数千字。有时一些学术价值不高的著作求到先生作序，先生也不加拒绝，以致罗继祖先生来书相责。先生以书示我，并坦言：“他骂得对。”当时我亦甚不以先生为然。但现在看来，先生是以一切方式向社会、向单位表示自己并非白拿那份收入，要竭力证明自己仍在付出，是“物有所值”。这是典型的平民心理。如今不少学术界稍有名气者，即拼命四处推销自己；自以为仅凭借某些头衔就可为兼职单位“增值”,索取报酬则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视之先生，瞠乎其后矣。

(二)恩师对于先生的期望

先生一辈子中最为感激的，当然是恩师邓之诚先生。先生在燕大的本科和硕士论文皆得自邓氏指导。先生之为邓氏看重，并非因聪明过于常人或见识卓越，而是学习认真刻苦，于邓氏言听计从。邓氏于先生亦甚加护惜。先生留校任助教时，曾因酗酒大出洋相。燕大教职员工中有人状告校长司徒雷登，以为不宜收留此人。而先生竟得以平安无事，即蒙教务长洪业，尤其是邓氏担保。

从先生留下的《甲丁日记》中我们得知，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先生已当上了教授，在学问上仍然得到邓之诚先生的倾心指点与慷慨相助。《日记》1956.1.15:

往谒文如师。师嘱著一书，从官厅水库说起，及于康雍乾三朝之畿辅水利，及于明代，及于金、元二代。或亦今之社会主义建设当务之所急欲闻知者。愿助我以材料，务于一年内成之。

先生此时沉潜满族史已有年，虽颇有心得，然尚无专著问世。虽说当时民院研究部正在制定研究规划，先生所拟除《满族简史》、《明代女真人》之外，尚有他书多种，(参见《日记》1955.12.31至1956.3.29各条。)但皆非仓猝间所能办。故邓氏代为先生谋划，拟作足资国家建设需要的经世致用之书，又见邓氏在题目选择时颇费心思。且既敢“助之以材料”,不吝以平素所积倾囊相授，亦必曾预先盘点估量，以为足成一书，其热心衷肠皆在言表。邓氏这一建议肯定出乎先生意外。惊喜之余，又马上虑及京畿水利为同门师兄侯仁之的研究领域，不无侵越之嫌，且难掩邓氏偏爱之意。但旋即领会到邓氏之苦心不可负，故“欣然应之。唯触忌侯仁之之专门，不复计也。”回家之后，心中仍念念未已，却并未告知师母。“告之而未写，写之而未印，不如不告也。”实则唯恐事之不成，徒然空喜一场，反增失望，故先隐忍之也。这是一段极为生动的记载，邓氏于弟子倾心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又如同年3月12日：

与松(即师母)同至文师处小坐。师有病态，殊无精神。令缪四爷(子受，缪荃孙之子)抄《建州闻见录》见贻，至宝也。求之八年未得，今竟得之!适足为考定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之上等材料也。

要对此时先生的心情获得充分理解，必须对先生研究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探索历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先生编纂《满族简史》明清部分已积累充分史料，正在思考其社会形态的定性。前年读过张维华《满族在未统治中国以前的社会形态》一文，以为“尚能言之成理，可惜证据尚欠充分材料，因而论证不无武断之处。私念余所编明至清初一段，引证史料不可谓不富，偶下断语，亦不可谓不谨严，公之于世，或不致见讥大雅。”(《日记》1954.10.16。)所谓论证不无武断，即指对满族社会性质的判断不能令先生满意。先生自度史料占有已不成问题，但“对努尔哈齐兴起之际的社会性质问题，仍不敢肯定下来。因而前后只胪列历史事实，或不无抵触之处。意者应胸中存一定见，可以不明白说出，但必须依以推证，然后虽片断抄书，亦能连贯一气也。容缓图之。”(《日记》1954.10.21。)材料既“不无抵触”,则“胸中定见”实止一倾向而已，或形成的初步预设，欲以此统率材料而贯穿前后。这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并非牢不可拔，终究需以材料作最后检验。几乎在同时，先生“添(写)后金国的形成与发展一小序，约五百余字，文从字顺，尚有笔力。又不知断定后金国二十年前为由前封建主义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当否?就材料论，或不致大错也。”(《日记》1954.10.29。)实则仍在疑似之间，未敢以为定论。故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先生为此继续积思苦虑，阅读国内学者姚薇元、唐长孺、尚钺等人的有关社会形态及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论著,又参考周藤吉之、和田清、鸳渊一等许多日本学者的研究，并借助于《唐律疏议》、《唐明律合编》诸书，试图从法律中寻找有助于社会形态定性的研究。直至一年之后，从邓氏得见《建州闻见录》,即认为“适足为考定满族社会性质之上等材料!”可见此前思虑虽久，终不敢遽断，而必从此获得关键性的突破。一月之后，长期困惑一扫而光。“整日作文，经济基础成，凡四五千字，为之踌躇满志。”(《日记》1956.4.27。)设非邓氏提供《建州闻见录》抄本，先生的进展至少不会如此之快，则又毋庸赘言矣。当年7月，中央民院首届科学讨论会，邀请北大、人大及科学院历史所专家参加。先生提交《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深获好评，“校外反映，对余作都非常赞成”。先生不无得意写道：“余作虽仍待修改，而已引起史学界重视，则事实也。”(《日记》1956.7.2。)而邓氏在背后为子弟的竭尽所能，先生焉能不感戴在心!

(三)先生的回报方式

先生对于恩师的回报之途很简单，就是下工夫读书。《日记》1954年10月10日：

读书非下苦功夫不可。譬如读一书，即应从头到尾读之。自念……虽无许多心得，然读书之乐，不敢后人。又念自一九三八至四三，凡五六年间，实未尝读书，虚掷光阴，悔之何及!果彼五六年间有如今日者，学问必有可观，必不似今日之学无寸进，茫茫然莫知所归。

所云1938至1943年，即谓卢沟桥事件之后，北平城内人心惶惶，日本宪兵时时入燕大校园干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欲接管燕大，遭到严词拒绝，于是干脆将燕大封闭，并逮捕师生多人。先生由是谋生于天津。1942年秋辗转南下，于成都燕大就职，方重操旧业。当初日本人炮轰卢沟桥，国人震惊，燕大师生群情鼎沸。洪业先生召集历史系学生，希望学子们能保持克制，发愤读书救国，将汉学中心从日本抢回中国北京。先生立志专攻清史，即始自此。不料形势迅速恶化，国事日非，竟不得不漂泊多年。《日记》至此之所以忆及旧事，当是先生自视学问上已积累有年，可以重展当年雄图，故于失去之岁月格外惋惜也。

当月月底，拜见邓之诚：

余告近数年来，颇知读书之趣，而尤以书宜细读，宜从头至尾读。读之既久，不患无成。不细读，不从头至尾读，而即求名求利，非真能读书者也，非师平日所以教人读书之道也。自愧粗浅，学无长进，但于师教人为学之旨，不敢背也。师为之欣然色动!然又叹曰：“今日略知余为学之道为足贵。”(《日记》1954.10.31。)

先生屡屡强调“从头至尾”的“细读”,因为“即最常见之书，有极有用之史料也”。(《日记》1955.12.23。)前提当然是有眼光，即思而学。他从未说过自己天资过人。有人评价先生时，也悭吝聪颖二字。岂知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大历史学家，是在坚实细密工夫之上形成的睿智，恰恰不是那种自恃聪明的人所得意的警警小慧。而为邓氏所欣赏的也正是这一点。故邓氏在觉得先生火候已经成熟之际，便积极加以鞭策。《日记》1956年元旦：

往谒文如师，坐谈久之。师云：“一二年内应印一二书，方不落人后。否则，白首苦读，亦一无所成。何况生活略有进益，少有优悠之感。”

邓氏于弟子冀望之殷之切，实已按耐不住。尔后先生《清史杂考》一书出版事宜的多次接洽，全是在邓宅，邓氏从中斡旋当不言而喻。而先生之于恩师所托，亦从不推辞。仅举一例，《日记》1957年10月6日：“文师召谈，盼代校明清史稿。应之。”须知此时先生打成右派仅过三月，昨日《人民日报》批判翦伯赞，“亦点我名”。正苦闷彷徨之际，而禀承师命一如其旧，亦良可感矣。

(四)邓氏与先生论文章

先生于邓氏终身服膺，以至于文辞亦必竭力模仿。

余之学，去师何殊天渊!然每每走笔缀词，不失师之风味，行自熹也。当加倍努力以学。(《日记》1955.12.13。)

故先生每有所作，必呈邓氏批阅。而邓氏亦不作虚套客气，肯定和批评皆直言指出。

师阅余作《明代女真人之分布》一文，许以“饱满”二字，昔张梦劬师举以品师之文者。(《日记》1955.12.11。)

梦劬即清史大师张尔田。只有重视自己文章的人，才会关注他人，特别是自己心中楷模的文章，此又人之常情。故张氏以“饱满”二字许邓氏之文，必曾为先生所留意。今邓氏以此许先生之作，当何其贵重!又何等惊喜!

然一年后先生作《索伦部考》一文，文师阅后，告“无可补充之处，唯佳处文字不足以表达之”。此余之最短处，未知系文笔之拙，抑学识尚未成熟之故，或两者兼而有之耶?(《日记》1956.11.24。)

邓氏既以为“无可补充之处”,则甚可满足矣。然“佳处文字不足以表达之”一语，则令先生大生感慨。先生就读燕大，曾为作文专门就教于张尔田，自必看重文章之法与文字之工。或正因过于看重，故而久久困惑于心。

余自念名心未克铲除殆尽，而布衣粗食，作自了汉，从未生贪利之心也。或者穷则通，文因利生，不起利心，文亦不工欤?(1954.10.25。)

此条本为某人“名利之心颇重”而发，是否其人文字甚佳，今不得知。但先生立即联想到古人所云“诗穷而后工”,文字亦必如此。而先生自忖“布衣粗食，作自了汉”,穷固穷矣，然文却似未工，其故何在?于是想入非非，怀疑古人所云穷而后文之能工，或因穷而生利欲，方能刻意求工以求售。实自嘲而兼自解也。

先生每成一稿，亦多有自评，对于文字，用得最多的是“文从字顺”,当是认可之意。但有佳处，亦难掩自得之情。以《日记》1955年11月下旬连续三天为例。

成吉林方面的海西女真一段，约四千字，亦尚满意。总之作文必先有成竹在胸，方能下笔言之成理，一气呵成；不则，支离破碎，灾及梨枣耳。(24。)

以前欲写黑龙江的野人女真一段，久思无从下笔。后从批判满清封疆统治者及其民族主义倾向者着眼，看出和田清与鸟居龙藏之错误所在。虽(仅)成四五百字，而文笔栩栩有生气矣!(25。)

下午又成奴儿干一小段，约千五百字，不无独到之处也。(26。)

以上都是指《明代女真人的分布》一文的初稿。我后来读此文，不过佩服先生的取材丰富，结构谨严、文字简练。从未想到先生运笔之际，胸中曾激起如此波澜，时而旌旗所指，如马驰平川，欲罢不能；时而一字一句推进，实有如贴身肉搏，兵戈相击，戛然有声。凡此，我皆懵然放过，未曾体会先生苦心孤诣，无怪乎无能望先生之项背也。又念及先生审阅我的文稿，必有如嚼蜡欲呕，却从未指出过，最多也只是某文“似不及原来纵横捭阖”。先生或顾及我之情面耶?或以为我不可教耶?

记得先生曾对我说过，曾国藩文字甚佳，其中有桐城派的抑扬顿挫。当然，先生最佩服的还是恩师。先生曾命我读邓氏《清诗纪事初编》,于各作者小传尤须细读，以为“其中许多篇，即置之明清诸大家之间，亦无逊色”。我总疑心先生文字工夫，即得之于此。先生既以“每走笔缀词，不失师之风味”而“自熹”,而今邓氏却有“文字不足”之戒，此于先生不异一头冷水。惭愧之余，立即检查自己“文笔之拙”或并因学识未丰之故，其于师命慎重乃有如此!

以我之拙劣不学，焉敢妄论文字。我读先生文章，窃以先生之白话文实不如其文言文。先生早年名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非但结构上布成严阵，环环相扣，即文字之典雅凝练，思虑之曲尽周密，气势如高屋建瓴，沉着则绵里藏针，诚可谓典范，真有洪业先生诸《引得序》之风味，亦何让于其师。其时先生年方三十有六，何其壮也。而先生晚年之作，史料繁富一如既往，研究层面则更加深入，又兼注重理论分析，不时引证马列经典论述于其间，故不得不采用通行的白话文，而文言文不自觉夹杂其间；且临笔之际，意念既多，思绪即难免有歧路徘徊之累，反不如思虑浅近者之能行文畅达。此又凡作文者皆能体会者也。加之先生以耄耋之年，长篇大论，应照难免不周；又唯恐言不尽意，读者不能领会，每于关键之处，不惜三致意焉，故于文字实未遑熔铸至炉火纯青也。

钱谦益讥笑杨维桢，“当胜国末，杨廉夫以风流儒雅，主盟江左。然铁翁老不解事，酒后耳热，涂高醉墨，犹欲与诸子掉鞅决胜。余今为哑羊僧，凭轼以观文战，风樯阵马，鲸去鳌掷，仿佛斋钟佛火间，日昃而歌，聊以送老，其暇逸过廉夫远矣。”(《有学集·叶九来锄经堂诗序》)此等神仙境界，令人何其神往。铁崖、虞山一代文宗，虽性格各异，然皆天地灵秀之所钟。而先生产自僻区，门第悬隔，如何能地丑德齐；且荷恩图报，终身不能释肩，又焉得如牧斋逍遥。然牧斋晚景凄凉，卧病在榻，债主相逼日至其门，不得已召黄梨州等代拟文章抵债，且必倚马以待，又何其窘蹙，顾不得如先生之从容也。

我入学时，先生曾要我注意几位当代名家的文章，并说：“文字好很占便宜。”先生或有微意而兼隐痛焉。虽然，试读先生晚年大作，诸如《清圣祖遗诏考辨》、《释玛法》、《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清代民族宗教政策》,无论其思虑之绵密，眼光之开阔，即文字之优雅，亦当属上品。史家之文贵质，文人之文在畅。故声名如陈寅恪，其文字亦曾为钱穆所讥。钱氏以陈垣列第三。而我读陈老文章，无论其考证左右逢源，即其文字洗练隽永，意在言外，真有诵吟之间，如见其面之感。设与太炎、任公同席谈经，章、梁二公亦未必敢径居首座。可见文字实难有定评。刘勰说：“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先生评某史学名家，既有“亦自成一家言，唯文胜其质”之语，(《日记》1957.8.28。)似不必更转羡文人之文也。且文如其人，文字乃作者性格情趣之体现，即昔人所谓“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学养不至，又岂强学之所能成。先生爱屋及乌，不复顾及我之愚顽耶!

不惟文字与材料，即先生所持观点结论，邓氏亦予指点。

文师阅过《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批云：“《余论》事少理多，似应斟酌。军事民主主义似应再酌，因八家而后有八分，非由八旗而有八分。打猎亦平均分配，不能谓为军事。”恰当之至!(《日记》1957.1.14。)

“事少理多”,正先生自恃以胜往昔之处。此或时代之异，而邓氏甚不以为然。前年先生曾为邓氏校阅《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自云：

于观点上多有改正，虽一字之别，而立场迥异。师老矣，仍不耻下问，即小有建白，莫不欣然俯纳。”(1955.12.13。)

其得意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先生之敢于从“立场”上纠正邓氏，自是以为学习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之后，在理论上已胜过其师。实则“一字之别”,或邓氏沿用某些旧式称谓，先生郑重其事予以改正，亦无甚大了不得，而先生为此沾沾自喜。上年拜访启功，记启先生“谈锋甚健。一见即云：‘曾拜读《雍正夺嫡考》,实极为佩服之至。’此为余五年以前之作，弃之如敝屣矣，闻之赧然。”(《日记》1954.10.15。)《夺嫡考》为先生成名作，洪业师读罢为之“拍案叫绝”,先生何曾一日忘之于心?既特录启先生“极为佩服之至”一语，暗自欣喜之情已自难掩。而“弃之如敝屣”云者，虽矫情自谦，亦必自视今日胸中实已大胜于昔。所以他才会说：“自觉理论与文字均视四年前为进步，颇自喜。”(1956.12.30。)而今邓氏从历史学概念上指出先生致误之由，岂能不令先生折服!“恰当之至”四字，诚发自肺腑也。

(五)为邓氏拾遗补阙

作为学生，不能永远被老师所笼罩，总会在某个时候，在某些方面超过老师。但对于学问之所自出的老师，则必须始终予以尊敬。《甲丁日记》中有一条便反映出先生为邓氏拾遗补缺的例子。

看完《曾文正日记》共四十册，可注意之处皆夹有纸条。唯有汪梅村之处可补文如师《汪悔翁乙丙日记序》者数事，亦特为注出。余于四八年看过《翁文恭公日记》,自去夏迄今，又看完《湘绮楼日记》及《越缦堂日记》,合此而四。在清季最著,洵足广见识，增修养，不可多觏之书。”(1954.10.18。)

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细读老师的著作，从中质疑问难，这也是最好的为学起步之阶。邓氏家藏清人文集，顺康间集部已多至七百余种，搜罗之富，即治清史之专门名家亦恐鲜有出其右者，而小说笔记不在其中。故邓氏于清代掌故、文人篇什烂熟于心，当代史林中如《骨董琐记》三编、《清诗纪事初编》之作，非邓氏莫能办。先生云“余之学去师何殊天渊”,当非谦词。

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弟子之于师，亦不必亦步亦趋。先生云：“余习清史有年，而不通清语，不能深入一步。自今起学十二字头，质疑问难，不以麻烦为苦事也。”(《日记》1954.11.4。)先生治清史，重视满语，以为欲了解清代宫廷典故社会习俗，非通晓满语不可。外语中英语自不在话下，先生教授过俄语，并能阅读日文著作，亦能翻译蒙文，凡此皆非邓氏之所长。在清史学者中，能直接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对话者，先生当数第一位。

而令我惊异的是，此时先生正沉浸于满族社会形态的探讨，却有闲暇翻阅清代《日记》之属，而又能顺手检出可以补正邓氏之旧作者数条。不敢说先生于邓氏所作历历如数家珍，而云其曾经细读并于疑惑未厌之处久存于心，即不中亦不远矣。《日记》中没有记载邓氏阅过先生补正数条之后的反应，揆诸情理，料应有“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之感人一幕。

(六)师生间的分忧

先生学问上就教于邓氏，而处境上亦能相互分忧。上引《日记》邓氏自云“今日略知余为学之道为足贵”一语之后，继云：“余之麻烦来且多矣。以今年论，今年之麻烦，视去年多数倍矣!”先生注云：“师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者也。”对邓氏表示理解，予以宽慰。然终未知“麻烦”之所指。1956年春节期间，“访文如师，谈两小时。云：‘此后，人有问于我者，仍应告之，尤以对付加倍客气。’此真阅历之言也。”

(《日记》1956.1.29。)虽佩服邓氏待人处世之道，亦未说明何事令邓氏忧心忡忡。两月之后方于《日记》中道出：“走访文师。师为李某过分批评《骨董琐记》而发愁，老人多虑，亦常情也。”

(1956.4.1。)《骨董琐记》记见闻述典故，索引考证之书，何至遭致“过分批评”?邓氏发愁，或已从文字批判中预感到政治气候即将有变，故而于先生有人问起，须“对付加倍客气”之嘱。先生虽奉为“阅历之言”,实未留意加以深思，是以当日《日记》有“午饭后陪松(即师母)入城，至王府井鼎新烫发，七点半始返家”一段。对于邓氏，先生以为可苟全性命于乱世，套用前人之语，非必真以为天下将乱。意谓政治上虽不能有抱负，而作一书斋学者可矣。邓氏当年已入古稀，故先生以为人老凡事过虑，乃人之常情。相对之际，先生必有宽慰之语，其中即含有相信整风运动不至殃及学者的估量，下文述先生在整风运动开始阶段的反应，即可证明这一推断。

事实上邓氏所虑远较先生深远，而天真的是先生。《日记》1957年5月11日：“师以曾涤生篆书‘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九字横幅见贻。”邓氏所赠先生，以书为多，即偶赠以清代诰命，亦史料之属，而以昔人墨宝相赠者，《日记》中所仅见者也。且“长好，长圆，长寿”,皆祈福之语，是否富有深意，不得而知。然一月之后，先生即被打成右派。

邓氏闻知先生打成右派，次日清晨即命长子邓珂邀先生赴府上，告诫先生“好好反省”,且云：“吴文藻有政治野心，即不应与之同污合流。”(《日记》1957.6.30。)邓氏对吴文藻的判断，自是失当，而适见急欲先生迅速洗清自己，脱离牵连，其焦虑之情，实已迫不及待。

四、从右派到共产党员

(一)学问与政治

现在没有详尽的材料来探究先生被打成右派的具体过程和原因。《日记》中保存着1957年6月29日《北京日报》的长篇报道《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集会驳斥吴文藻等的荒谬言论》,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吴文藻、王锺翰主张成立民主党派联合会，不要党的领导”。其中：

王锺翰教授表示完全同意吴文藻的意见。并建议成立各民主党派联合会，保障大鸣大放，要站出去说话；还建议学校成立检查组，不能由党包办，民主党派应推代表参加，具体检查从三反到现在的一切工作。吴文藻立即表示同意这些建议。

一言以蔽之，吴先生与先生皆主张以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并要求对建国以来历次运动进行彻底检查。我没有见到先生在运动中言论的原始记录，因而无法确认《北京日报》上的说法在何种程度上与先生的本意相符。《日记》1957年8月17日中载有人在会上提及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引苏院长语。非事实，余驳之”。

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先生起初真诚拥护共产党，继而分明是被冤枉打成右派，又何至于真心痛悔自己的“背叛”?我以为，这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其实贯穿一个共同的深层心理基础，即仍在于感恩心理与回报情结，或曰受到赏识必知恩图报，为知己者效命的心理趋向。这决定了先生思想的单纯，甚至不妨称之为简单。对于从事学问，这种思想简单有利的一面，即可以避免对现实陷于更深层面的困惑与苦恼；而不利的一面，就是易于轻信，急于表现，从而妨碍了细心体察政治运动背后的阴暗和险恶。

无庸讳言，学者的性格、心理与其思想、学识并无匹配关系；即思想与学识之间，亦可以相差有如霄壤。先生从农家子走到大学者，并没有使其思想与心理达到与其学问类似的高度与成熟。长期形成的素朴情感和心理倾向，使得先生难以成为思想家类型的人，而且也没有“天生德于予”,或天命在己之身的使命感。在先生身上，我们既看不到他像朱子那样，在易箦之际仍对《大学章句》字斟句酌；也没有看到像刘宗周那样，绝命之际仍不忘道统之所寄。先生是学者，也仅仅只是学者，而且远不是一个思想深沉的学者。他并不具备很深的政治素养，也缺乏改造社会的政治抱负。他的贡献在史学领域以及相关的某些历史理论，而并未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这类思想家的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这决定了他不可能与许多如他同样平民出身的道学家那样，通过对天命人性的探讨而在意识上自以为进入了圣人之域。

上述思想与心理基础，使先生的为人行事形成了一个重要特点，即他需要有人来进行指引，而且心甘情愿地站在某人的旗帜之下，听命而动。解放前指引他的是老师，老师不仅是学问的楷模，而且是真理的化身。所以他只需紧跟老师即可，而毋须独立判断。而解放之后则不然。洪师远在美国，音信不通。邓师虽过从甚密，然退休在家多年，对于先生所处具体情况，只能根据自己的阅历和观察提些建议供参考。且邓氏长先生近三十年，此时暮气已重，而先生年力旺盛，正努力进取之时，思想根基本有差异，先生于政治形势之所见，未必尽以邓氏为然也。是以先生必于无意识中在政治上或人生信仰上转而寻求新的指导者，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与解放前大学教授可以由某权威一言而定不同，解放后大学教师的职务评定权掌握在党领导的机构中，于是党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先生心中的权威。他对于院校调整中升为正教授感激在心。当然，他的回报方式，决不是迎合领导者，溜须拍马，那不是他的性格，而是通过努力工作以赢得领导机构的信任。所以他必须在工作中积极表现自己。而且，他努力工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更多的晋升，而是觉得党的领导已经给了自己很高的荣誉与评价。

(二)忠诚拥护共产党

先生之所以积极投身于整风运动，是由于真诚相信共产党，自愿积极靠拢党组织。

先生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代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欣然接受的。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新旧政权的嬗替，非但未妨碍先生继续在大学执教，反而给予他比过去更高的待遇。解放前夕，徐悲鸿劝说齐白石留在大陆不去台湾，白石老人问徐：“解放后还能不能继续卖画?”当徐悲鸿肯定地回答他时，他也就留下了，其想法极其简单。(参廖静文《徐悲鸿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这种思想颇有代表性。一般从事学术的人，只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使他们能继续从事研究，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社会，执政党就值得拥戴。当时人们的社会觉悟普遍不高，在相当多数的自由职业者中，甚至流行着一种“吃谁向谁”的心理，认为解放后的和平安定及百废待兴的局面是共产党带来的，自己才能凭本事谋一个饭碗；进而推之，这个饭碗亦即执政党所赐。尤其是平民出身的人，更是如此。先生的学问虽然很大，但思想层面似乎也高明不了多少。

对于新中国带来的新事物，比如农村实行合作社，城市中公私合营，先生都由衷赞成。(《日记》1957.1.17,3.10。)解放初政治运动频繁，先生对此非但无抵触之意，而且主动调整思想，予以迎合。所以他才会说：“解放后已逾五年，三反、思(想)改(造),虽最笨之人亦知新思想、新道德、新作风之足贵，而一切陈旧思想作风亟宜拔掉。”(1954.11.5。)“思想改造自是长期之事。”(1954.11.12。)凡此，都不是矫揉造作之语。对于自己思想上难免出现的矛盾，则深自反省。“余联系思想作自我检查，以行动上尚能作到服从党的领导，而在思想上仍有一定距离也，努力改之。甚获好评。”(1954.12.21。)在这种思想情绪支配下，先生对于党组织和单位领导，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今后由工作中煅炼事实证明”自己力图“克服个人打算，争取入党”,(《日记》1956.2.6。)甚至异想天开，要争取“做一个光荣称号的红色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将自己煅炼成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1956.3.14。)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事。

打成右派之前，先生较之当时的大多数人似乎更加积极，对党的领导人也更加信奉。

《日记》1955年年底，记学院整日讨论科研规划。与会者“多不肯谈。谈者含混其词，必先知其欲作何事，然后始解所云。余则不自量力，即宣布三年内作《满族简史》及《明代的女真人》,五年内或七年内，作《八旗制度研究》。十二年内，作《满汉词典》、《女真文辞典》及《女真史》等。姑先开一空头支票于此。”实则在考虑中的只有前两项，其他都是无影无踪之事。先生虽自嘲为“空头支票”,却于数日后填写规划表时，又加上一项《满文老档选译》。(《日记》56.1.7。)不用说，这当然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表现，是自愿为党的科研事业作前驱的姿态。但可注意的是，《日记》中对其他多数同行的敷衍态度，明显表达出不满。先生之所以一口气开出那么多空头支票，很可能出自一种愤激心理。这恰是先生为人的特点，他本不是深思熟虑的人。

长期受恩于人的经历铸成先生身上的感恩心理，并未因政权更替有所改变，反而使最初形成的平民人格更加巩固。而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老师洪业、邓之诚不同，先生心理底层始终潜藏着一种因社会等级差异而带来的卑微感，终其一生亦无法磨灭。在他当学生时，对恩师敬若神明。解放后当教授，晚年被授予终身教授，我们没有理由说他不认为这是凭他的学问和努力得来的。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他的平民性格使他产生了一种备受器重而来的感恩心理，由是在心中形成了一个能充分认可他，并使他能在工作中尽其所长的高高在上的权威，即党组织的领导，对此他必须忠诚并竭力报答。

而令我们今天稍感意外的是，先生竟由衷认为党组织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该领导科研。《日记》1956年2月4日：上午“九点，至大礼堂听行政各单位汇报。下午一点半至六点许，本部汇报。……最后苏院长讲话，全面而具体，十分感动人，鼓掌者十数分钟之久。”两日之后，研究部开会，先生“提出三点”,其中第一条即“党能领导业务，以苏院长为例”。科学讨论会之后三月，民院成立历史系。先生任历史教研室主任，同时工资亦晋升二级。

先生写道：“自系大力提拔之事。此后当如何努力以赴，方称斯任。”(《日记》1956.10.12。)感激报效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时“大力提拔”他的，已不是恩师，而是党组织。《日记》六日之后又云：“苏院长陪刘格平院长来系检查，到我室巡视一周。询余治满族史，甚以为重要云。”以此补入《日记》眉注，当然是受宠若惊。由此可见，先生认为“党能领导业务”的思想，是因他本人受到党的重用，他的业务受到党的信任而形成的。然而，这个从具体上升到一般的简单思维过程，却如古代臣工认为皇帝的为君之道在“用人行政”一样，就是将决定各种具体事务兴废成败的根源，都绝对化地集中在一种外在的权力体现者身上。不仅如此，具有感恩心理的人还会立即从此推论出一个反命题，即没有党，非但他不会被重用，而且他的业务也将无所施展。

或许，对于一个单位的具体领导，先生大概可以发发议论。但化身为这些具体领导的背后的那股巨大的灵魂，却重重压在先生心头，非但令他不敢稍有亵渎，而且将自己之所得的一切，诸如名誉、地位，均归之于其所赐，从而潜意识般地感激莫名。不用说，先生之于恩师和执政党的感激与惟命是从，与那种有奶便是娘的唯利是图，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先生当时的意识上，恩师和执政党代表的是一种真理和进步，这是他的毕生追求，也是他之所以能不计个人得失而惟命是从的根本原因。但我不得不说，与成熟到具有自觉意识的思想家不同，先生所追求的真理和进步，又只能而且必须是具体化为人的恩师或领导。

(三)加入民进与积极参与整风

虽然先生早就表示向共产党靠拢，却迟迟未能被接纳为党员，其中应该有出身成分之类的问题。奇怪的是，先生于个中就里似未觉察，《日记》中没有一条反映出这方面的顾虑。这正是他的简单与轻信。或者他还要耐心等待，要以经得起考验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彻底改造，具备了“红色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战士”的素质。而先生为此而积极表现，最后自己却成了革命“叛徒”。真是莫大的嘲弄。

先生要求参加共产党迟迟未有结果，而加入民进却甚为顺利。《日记》1956年1月7日载，“吴文藻来询填写入民进表格事。”则吴动员先生参加民进之事当在稍前，先生尚在犹豫中。但至迟自3月中旬，先生被推举为研究部民进小组组长，并赴北京民进开会，民院的民进小组第一次会议亦于4月初举行。(1956.3.18,3.26,4.2。)先生的表现肯定甚是积极，且受到各方器重。研究部党支部成立大会时，即由先生“代表本部各民主党派致贺词。到会者六七十人，未有之盛况也，高潮到矣”。(《日记》1956.4.27。)所谓“高潮”,即两月前《日记》中的“社会主义高潮”,也是先生冀望的共产党联合并吸纳各民主党派共建社会主义新局面。抱有与先生相同想法的教师为数不少，故参与活动颇为积极，政治空气亦甚活跃。1957年初，民进北京分会成立，先生以高票当选为委员。(《日记》1957.1.5-6。)

先生加入民进之后，仍念念不忘争取加入共产党。(参见《日记》1956.2.5,2.6。)而党组织对先生则引而不发，却又允许他参加他人的入党大会，使他觉得“上了一次深刻的党课”。(《日记》1956.12.1,并参1957.4.23。)或尚欲作进一步考验。

实则党组织对先生的借重，还有另一原因，即希望先生能劝说远在美国的洪业先生回国。《日记》1956年4月19日：

作书与煨师，告近年读书情况及思念殷殷。中云：“每周末日下西山，驱车海西道上，两岸垂杨，个个欲舞，习风送人(当作“爽”,或他字之误),甚是醉人。”写供海外一粲。末云：“春日花开，熏风习习。引领企跋，无日或已。片羽遥颁，实出分外之想；故国在望，曷兴回国之思?”留底。送韩主任阅后，付罗明道发之。

“片羽遥颁，实出分外之想”,当是洪师来书在先。最后一语，即明说此书系奉党组织之命而作，且经审阅之后交党组织寄出。则洪师来书毫无疑问必已先呈组织审阅，而先生以“回国之思”相劝，即党组织之意。先生自1948年回国，至此与洪师已阔别八年，而近年来无一书呈问起居。解放之后，政府对所谓“海外之音”,极为紧张。收音机虽配有短波，却无人敢收听，若为人发现加以揭发，即成“收听敌台”的罪名。海外关系更为大忌，与海外通信有“间谍”、“叛国”之嫌。设非奉党组织之命，先生决不敢对洪业来书径自作答。即使如此，先生亦不能不心存顾忌，特为“留底”者，唯恐他日有人借此诬告以作对证也。次月，韩主任约谈，成立争取留学生回国研究部工作小组，命余为组长。朱(宁)为秘书，(其)余(三人)并分组长。(《日记》1956.5.15。)

显然是希望先生继续游说洪业归国。

洪业先生回书今未见，但显然对回国一事未予理睬，唯寄来新作《蒙古秘史考证》十册。故先生“作书复煨师，告所寄已分赠十人。”(《日记》1956.7.3,7.7。)复书当亦经党组织审阅。一年之后，先生被打成右派，更成寒蝉。《日记》1957年7月27日眉注：“昨收美国南州医院向余索邮票一信，交苏主任，仍令余先译出。”四日后《日记》眉注：“以所译美国南州医院来信两封交张绍孔同志转苏主任。”可见美国来信，内容须经党组织审阅。此事背景如何不详，但先生记入日记，亦在为日后留佐证，其心情之紧张可见一斑。在此种情形下，自然不会继续致信洪业。

洪业先生赴美，本作短期考察，后见国内形势日益动荡，即无回国之意，长期流寓美国。迟至“文革”结束，国内政治空气有所松动，先生奉洪业之命，将洪师所有藏书捐与中央民族学院。1980年先生与翁独健先生搜集洪师所著论文37篇，都57万余字，题为《洪业论学集》,次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以所得稿费设置洪业奖学金，奖励北大历史系与民院历史系学生。亦可谓不负洪师矣。1982年先生赴美，而洪师业已于前年作古，先生悲感交集，只能化作泪水洒于碑石之前。

(四)与吴文藻先生

先生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追随吴文藻。需交待一句，先生原先对于吴文藻夫妇本有微词。“访吴文藻先生，贺新居之喜也。冰心女士忙于装饰客厅，一切陈设不脱资产阶级意味。已啧啧有旁言，而伊等必以社会主义名词自为粉饰，掩其享受本质耳。”(《日记》1954.10.22。)先生以听从共产党号召进行思想改造，讲究生活朴素，则自必视吴、谢夫妇仅为共产党之同路人，显然不如自己进步，故其语讪讪然。而后来先生加入民进，吴文藻先生又正是引荐人。先生在民进中积极表现，其中即有出身低微的自卑阴影以及受到赏识之下感激知遇的心理。对于上级或恩师，或景仰者的知遇之恩格外看重，超过了实际利益，甚至可以忽视利害关系。即或一般人予之以尊重，亦令先生感铭。以打成右派之后一件小事为例，理发时排队，某党员“再三让余，余固辞。此则令余感动不已。以余为右派分子，曾于大会上受其批判，今仍化我以德，其有不为之感动者乎?”(《日记》1957.7.24.眉注。)关注他人的态度，且易生感激之情，正是平民出身的先生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从前引先生右派罪状来看，他的所谓政治主张主要是追随吴。先生过去对新中国以来的各种政策都表示赞同，而且曾公开撰文说，自己“真正体会到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所指示的‘一边倒’(按：即指阶级路线一边倒)这一光明大道的正确性与必要性”。(《日记》1956.3.14。)但他成为右派的罪名却是“检查从三反到现在的一切工作”。前后明显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显然是接受了吴文藻先生“建国才八年，毛病已如此严重，实在令人痛心”这一“谬论”的影响。我在此决无为先生开脱之意，不是说先生被打成右派是受了吴的蒙蔽。但吴文藻与先生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幼稚之别，当时的许多人都看得清楚。认为吴“有一套很完整的思想体系”,“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吴文藻和王锺翰一唱一和地提出成立检查组、民主党派联合会，就正是他的主张。”(参见1957年6月29日《北京日报》。)受到批判后，某某来访，云：“吴之为右派是意中事，而余则非意料所及。”(《日记》1957.8.16。)《北京日报》上所揭露的先生的主张，之前没有任何思想基础，是否能由他撰构出来，颇有疑问。我的意思仍是，先生在政治上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需要，或无意识地追求一个政治上的指路人。当先生迟迟不能被吸纳为党组织的一员，而加入民进之后，却能以各民主党派联合会的代表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他不能不感激吴文藻先生，认为这是吴为他设计的最适合的响应党的号召的参政议政方式。

(五)“意料之外”的右派

形势的急转直下显然出乎先生意料。1957年4月下旬，先生尚被邀请参加民院的党员大会。(《日记》1957.4.23。)十余天之后，先生即应北京民进之请，写出了《为什么鸣不起来?》一文。次日，即有民院各民主党派联席会。(1957.5.5,5.6。)而“找我院矛盾”的活动随即展开。不久，“工会代表大会，由我作执行主席。院长四人均到。发言甚坦率。”(1957.5.17。)至5月底，“下午二点半至六点，各民主党派联席会。”可见进入5月，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且带有明显的火药味。但争论的焦点却似在院内矛盾，而非涉及全国形势。

至6月中旬，即发生“民主党派联席会对吴老之右派言论尽行批判，并及于余之两点建议。余略加说明，吴则激动，态度极不佳”。(《日记》1957.6.14。)而可注意的是，这次最初批判，是在民主党派的联席会内部进行的。所谓先生的“两点建议”,大致即前引《北京日报》所载。次日，院内即贴出批判吴与先生的大字报。“早看大字报。遇吴老小谈，余劝其安静，宜自反省。下午，系会，余作初步检查，似不太深刻。”(1957.6.15。)此时先生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以为是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相信党组织一定会理解，并为他洗白。两日后的“下午，研史会，苏院长主持，颇严肃。余发言末，念及信任党，热爱党，泪夺眶出，深自痛心。”(1957.6.17。)会议气氛“严肃”,而先生的表白“深自痛心”,似可推断此时先生已经觉得自己真的犯了错误，偏离并辜负了自己所“信任”和“热爱”的党。是以先生努力克服抵触情绪，而“静心反省”。并“再细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体会较深刻，平日不重视学文件，为之一痛”。此种反省的效果是明显的，先生开始为自己的罪行而“痛心极矣”,并以为会上批判和大字报“此种内外夹攻，于思想改造大有裨益”。而“苏院长作学校整风初步检查报告，分析甚好。而对吴与余未提名，仍加以批判，可谓照顾知识分子情面者矣”。(1957.6.18,20。)这又使先生心怀侥幸，甚至不无感激，以为只要深刻检查反省，即可化险为夷。

岂知事与愿违，几天之后，形势又令先生大为紧张。

早饭前，看大字报。登出我的访问记，我的回答可谓语无伦次。真伪有谁知?惟待事实证明。此时只有求救于马列主义，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余之说话与思想确是偶一失足，应当痛改前非。再细读毛主席文件一遍。”(《日记》1957.6.27。)

当日民院矛盾的详情和背后的内幕，今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确见先生的思想和心理上的痛苦挣扎。其中“偶一失足”四字，似又可证明他接受并提出的那“两点主张”确系一时心血来潮，而非得自深思熟虑。但至此，先生仍以为自己是蒙受冤枉，尚希求救于马列主义。真是可悲可悯!他何曾料到，他心目中的救星所等待的，正是他那一足之失!

被《北京日报》点名批判后不久，先生曾应约“到苏院长家谈。十分恳切，指出我之个人野心不外学术委员或校务委员”云云。于是他继续按领导之意，“尽量回忆一切反动言行”。并于市委会上“现身说法，只有坦白交待，才有出路”。(分见《日记》1957.7.9-11。)但次月初，苏院长作反右派斗争初步总结。余列费(孝通)、潘(光旦)、闻(宥)、吴(文藻)之后，为第五名。为之自疚万分。罪言、罪行，自以费为首。而余则罪言虽不多，而罪行亦不为少。末云：余“于三反即犯错误；到民院后，以两面手法争得领导信任，评为四级教授，博取院工会副主席之职任，即于此时露出尾巴。(党)可说是认错了人。”亲聆之下，愧而无似!(《日记》1957.8.5。)

这是一次大会点名批判，对于先生真不啻五雷轰顶，令他战战兢兢。不仅他以前对党的表忠效命全是欺骗，即6月以后的检查反省也毫无悔改认罪之意。最令他无地自容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不但是罪人，而且是奸诈小人!而“亲聆”二字，又恰为古代臣工奉圣谕之习用语。面对天威，除了认罪等候处治之外，还有何法?我相信至此先生方如梦初醒，侥幸全消。《日记》次日，先生返家，几位亲戚前来探视。“余告此次犯严重错误，肯定是右派分子。再重新做人。”

令我感叹的是，先生早年探索清世宗夺嫡一案，拨开层层迷雾，于胤祺之心机深刻发隐抉微，暴白于二百年之后。即身负大名的理学家李穆堂，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学者谁肯信其自甘下流，为胤祺作刽子手?故多为之辩诬。(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页287夹注。)但历史档案见在，字字可考，先生据此毅然不惜笔诛。(《夺嫡考》云允糖之死，“下手者李绒，而授意者世宗也”。)先生又编纂过《荀子引得》,岂有不知荀子高足韩非子于《说难》中曾说过逆鳞难犯?然以先生之善于知古，却不能察今。不知现实权力结构中，又岂止人主之有逆鳞，凡当权之领导，亦皆有逆鳞，触之不死即伤。自以为秉赤诚，抒忠虑，即不顾利害，此固见先生书生意气，性格天真，思想简单；而当时之身藏逆鳞者，其心机之深，蓄意之毒，又岂胤祺所能相提并论者哉!

而天真的非止先生一人，即自视老马识途的邓氏，亦不免天真。先生于8月底，往谒文如师，不走谒已两阅月矣。坐谈一小时，垂询余事如何，告尚未全了，实有错误，此后应于工作学问中争取改造自己。师亟赞之。并云：“一生好事!但绝无一己之私于其间，可为个人野心之戒。”(1957.8.31。)

“一生好事”四字，可作先生的评。知子莫如父，知弟子莫如师。邓氏之于先生兼而有之也。此语似嗔实爱，故继云“绝无一己之私于其间”,足见邓氏舐犊情深。然邓氏是否知先生之“好事”即出自感恩回报心理?而“个人野心之戒”,则仍为前引吴文藻而发也。但无数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又岂为个人野心耶?这位贯通“中华二千年史”的史学大家，在现实中虽深具忧患之感，到底书斋学者，中国现实中的政治机谋陷阱之深之多，权力结构之严之密，实已远远超出他的学识所及。一介学者，从何洞悉?日后的形势发展以及灾难性后果，都完全不是他所能预料的。

(六)诚心“思想改造”的烙印

《日记》记载的那些屡日反省和连番批判，已令人不忍卒读，也毋须赘述。先生虽自云已能读书，不过为驱除忧烦而已，实则不知将作何处置，惶恐难以终日。

余作书面(自我)批判，交已七八日，迄今未约我谈，不知仍须检讨否?为之怦怦然!或者批判不深入，检讨亦无用耶?日来虽稍稍能诵书矣，而批判不彻底，心终不定。(1957.8.31。)

以为深入检讨，自我批判就能过关，天真本性不改，竟一至如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下，他岂知日后地、富、反、坏、右是终身烙印，且将转化成家庭成分，非止本人永世不得翻身，亦必株连后人，难有出头之日!

随着北京市反右斗争“正从纵广深入”,(1957.9.8。)先生愈益寝馈不安。仅举两例：

五点半回家，松告今日《北京日报》刊出“王锺翰要与党分庭抗礼”之消息。是夕寝不安席。(1957.9.3。)

下午写交待与检查，至夜写完五千五百字。认识自己之右派罪行，为革命叛徒行为，异常痛心!(1957.11.26。)

《日记》结束于1957年底。先生满以为还可以参加次年元旦的联欢会，结果所缴纳的两元与会费被退回，“以右派不许参加联欢也”。他只能于除夕之日“补做清洁(即卫生大扫除)”。且自慰云：“一人两处，倍于人者力亦多，亦犹思想改造亦多人一倍，所负者重也。”(1957.12.30,31。)短短一句，竟写得如此迂拗，正其中心凄苦，欲言却止。这种身心兼顾的“思想改造”,不禁令人想起雍正以“名教罪人”四字之赐钱名世，令其早晚奉诵，并叩谢皇恩浩荡。二者如出一辙。“思想改造”由是深入先生骨髓。即平反昭雪数十年之后，先生谈及往事，仍动辄曰“我曾犯错误”。足见当年终日“认罪”、“反省”积淀于心底形成潜意识，以至于转化为其人格之组成。

较之十年“文革”的浩劫，反右只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开始。但先生又是幸运的。成为右派之后，他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以后没有新的“罪行”,故而未蒙大难。“文革”期间，最高领袖又想起了二十四史，于是才有先生入中华书局，戴罪点校《清史稿》。这又恰如陈梦雷之修《古今图书集成》。先生之于陈梦雷情有独钟，岂偶然哉!先生作《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文末以李不肯为陈施以援手，云：此举“于己无丝毫之损，于人有救命之德。一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我为李光地的平日伪善可耻，而为陈梦雷的一生坎坷可惜!”清人所传李光地“早年卖友”一节，先生欲定成铁案矣。我初读时，于先生佳句钦佩不已，又以为必有感而发，故感情充沛。读过先生《日记》之后，确信如此。同时我又疑惑先生于李光地责之过深，而放过了真正的迫害者。三藩之乱铲平，清廷甄别汉人甚严，去留之间，权势实操于康熙一人之手。李光地本人尚有隐情，心中何尝不惴惴不安?且先生所举之林兴珠、姚文燮二人事迹，与陈梦雷实不能相提并论。先生单苛责于李光地，而不曾一言及于玄烨，其故何在?又复思此文作于1984年，即“文革”结束之后六年。时以十年动乱，“四人帮”为祸首，而不容进一步追问，故始作俑者依然为人顶礼膜拜。先生之于李光地、玄烨之间，或受当时意识舆论之引导而不自觉耶?先生揭露雍正不留余地，而于乃父颇为称颂，或以胤祺得位不正，而视玄烨崇儒重道，为平定叛乱的圣明天子耶?先生于同一时期写的关于康熙的理学、重农思想等文，做的是史学，实则不自觉中又是他心目中理想君主的流露与寄托。谁云史家心中，今之与古无关?但历史也真能捉弄人，二十年之后，主持整理《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竟然又是先生!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七)先生晚年入党试释

先生晚年加入了共产党，距他最初表达这一愿望差不多三十年，真是沧海桑田!当我合上先生的《甲丁日记》,一股疑团浮上心头：这是先生“思想改造”的结果吗?还是当政者对历史进行反思之后的某种安抚?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即使把这两种解释合起来，同样不能令我满意。

先生入党之际，已是孔子归天之年，他何以能料定自己此后尚有二十余年?名誉地位都已失而复得，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先生一定要锦上添花，再加上一份党员的荣誉?难道当年的屈辱与痛苦真的烟消云散，荡然无存?难道先生仍幼稚天真如数十年前，对于政治的严酷性毫无进一步认识，以为浩劫之后就进入太平盛世?我想，答案应该都不是。

自“反右”至“文革”结束这二十余年中，政治疯狂愈演愈烈，不但空前地“触及人们的灵魂”,也极大地扭曲了人们的人格与人性。一旦戴上政治罪名，其家人子女皆为罪人家属。故人人自危，相互揭发，乃至口诛笔伐，斯文扫地。在反右中，与费孝通、吴文藻等人经过多次反复批判之后方肯“伏罪”不同，先生似一经《北京日报》点名，几乎立即就“缴械投降”。他在政治上本不具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主张。他不断反省自己的“反党罪行”,而内心仍觉得委曲，且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被诬枉的颤栗。《甲丁日记》的最大价值之一，即为我们提供了鲜明的例证，使我们得知先生在失去了视如安身立命之所的党组织的信任之后，曾是何等的凄惶。只有充分估计这一心理，才能对他后来的入党加以合理的解释。长期遭受惩罚，“文革”中发生的许多惨案耳闻目睹，令他不能不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对于政治的恐惧，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文革”结束了好几年，先生恢复了名誉，又成了风光无限的名教授，但长期形成的心理阴影却不会轻易消除。谁不曾担心政治风云再起波澜，今日是名教授，或许明日即成阶下囚。惶惶以求自保的思想支配着大多数学者，政治上的平安无事成为从事学术的先决条件。

艾里克·弗洛姆在《逃离自由》一书中揭示过一种权威主义人格，即人们为了克服和避免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能感时，会“将自我融入外在的某人或某物，以此获得单个自我所缺乏的力量的倾向。”(转引自【美】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这对于理解我们当代人的心理倾向仍具有极大的启示。我以为先生晚年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其心理中就存在着因恐惧政治而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权威主义倾向。权威主义倾向在先生早年就存在，不过，那时候基于的是一种对真理的向往，而打成右派之后，则转变为一种对现实的政治恐惧。同时，先生早年固有的感激与回报心理，又使他的这种政治恐惧感不是将他引向逃避和远离政治，反而是选择与政治靠拢。说得更准确一点，即无论他获得了多大的荣誉之后，也决不敢将自己置身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之外，而一定要使自己附着于代表政治权力的组织中，才能安心。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先生的心理作更为具体的推测：当年之成为右派，是因为思想未能改造成功；而思想之改造成功与否，能否获得一张党票便是最过硬的证明，入党才是他免蹈覆辙的包票。

有了三十年前的教训，我估计先生入党是党组织动员或风示在先。之前苦苦求之而不得的，如今受到对方的主动邀请，对于先生而言，这不仅可以抚平他的心理创伤，也是巨大的荣誉，正投合了他的内心需要。所以，先生入党时的激动，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先生如同常人一样，有相当现实的俗的一面。太史公的“全躯体、保妻孥”那番话，先生应该是谙熟于心的。而且在中国的现实中，一个成名的人物，往往就是家庭的顶梁柱。全家的衣食所安，荣辱所系，乃至身家性命，在极大程度上都系之于他一人。借用我在晋升教授时先生教导我说的那样：这份荣誉，你可以不要，但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你就不能拒绝。在党为他恢复名誉，屡施恩典之后，他敢于念旧恶，翘尾巴，轻慢党组织的邀请吗?

今天我们实不能对先生过于苛责。他或许内心仍有担忧，一旦重蹈覆辙，将与妻子何?与孩子何?可能是先生过虑了。但愈是口无所言，即愈是深藏于心。除入党之外，先生心中隐藏的忧郁靠什么才能驱除呢?1989年我入学时先生怒斥我议论学潮，不言而喻，他口里骂的是我，其实是对他所在的党心存敬畏。此后与先生相处多年，我从未听他品评实政，臧否人物。先生心中之敬与之畏二者孰多?亦可以无待多辩了。

(八)初浅的反思

从前，我置身于先生寓所，往往会情不自禁地遐想：先生在缪荃孙遗留的那高高的旧式书柜中摩挲排排典籍，在邓之诚使用过的巨大书案上铺纸引笔，凝神苦思，而吟哦之余，疲惫的目光停在洪业先生视为珍宝的那盆青翠欲滴、生机勃勃的铁线草上，这时，先生胸中是否会有一种陶醉感和高山仰止的心情，从而涌出“风詹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样的句子呢?

然而历史竟有如附骨之蛆!一经接触到某些历史“内情”,它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就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当我重温《甲丁日记》之后，再来回忆当日的情景，就不仅有一种楼在人去的惋惜，而且还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失落。先生在解放后毕竟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与他的前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质的区别。尽管先生身上还保留着许多值得珍视的传统，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失掉的也许更多。所以，现在我又不禁自问，当先生环视前辈的遗物时，除了陶醉和感激之外，是否还会产生某种遗憾与难以言说的更复杂的感情呢?因为我忽然想起先生心中还有陈寅恪。

先生多次对我提起在成都燕大时，陈先生于他有知遇之恩。而且，先生还曾对我说过，1989年去广州参加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陈先生的女儿亲言：陈先生生前，有人向他提起某位他引为得意的门徒时，陈先生愤然曰：“某某可杀也!”我无法考证陈先生之言的真伪，但先生之转述与我，我自信不致误记。先生对陈先生人格的由衷钦佩，我自信也不是误判。而先生之敬仰陈先生的，岂不正在于陈先生终身恪守的那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名言，坚持“无为遂负如来”么?既然如此，若先生反躬自问，则又当作何感想?

但不论先生如何为信仰所困惑，他终究与那种甘作下流的“文化棍子”和权势代言人有霄壤之别，这或许就是前辈恩师遗留在他身上的传统。

先生被打成右派，是否即常言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从思想意识层面来看，似乎确是如此。先生反省，亦云系“偶一失足”。问题是，解放以来，先生既然一贯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并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又怎会在那关键的一刹那偶尔失足的呢?若从心理学上来解释则并不困难，这是久久潜藏于心理底层的东西，在外界压力稍有松动之际即脱离了主观意志控制的流露。先生之所以在“大鸣大放”中，迅速接受吴文藻先生的“谬论”,以至忘记了一贯的立场；进而言之，如果不是吴先生的主张在先生心底引起强烈的共鸣，先生又如何能冲破以往的思想禁锢而跟着大放厥词呢?而毋庸赘言，如果先生没有承袭他的前辈师长的精神传统，他也断不会发出这种共鸣，这是我们必须确认的。在这个意义上，当时民院领导说的“党可说是认错了人”这句话并没有错，先生被清查出来也并非完全冤枉。然而，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制造一种“民主”空气的假象以期“引蛇出洞”,则又可断言，非但先生不会有那“偶一失足”,即费孝通、吴文藻恐怕也不敢公开表露其“反动”主张。正是有了诱惑知识分子尽情表演的巧妙策略设计，才能将如先生这样在心底深处或潜意识中尚残存着些微不满或疑惑的潜藏“敌人”一网打尽，即使他们在主观意识上已经认同并在行为上积极追随共产党。不止是彻底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要彻底改造人们的心理，乃至彻底清除人们的潜意识，这是何等可怕的政治运动。

对于痛苦，最好的方剂就是遗忘。但人类最大的毛病之一，恰恰就是不能遗忘。无论现在人类进化速度如何之快，人们变得比过去如何聪明，而人类的一个根本特点，就在于每个人必须从幼稚无知开始，所以在成长中绝不可能完全摈弃前人的愚昧和错误，而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重复。我们重复着历史，历史也因而投射在我们身上。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与古人达成一种沟通与契合，才能理解历史的真实。当然，这不是说当下的人一定比前人高明，也并非意味现实与未来的政治与社会将一定比过去更加理性与光明。

我并不相信“以史为鉴”这句格言，也不相信借鉴历史就能保证社会前进得更为顺利，史学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实已经告诉我们，许多倒行逆施的统治者对历史的兴趣往往比常人更加浓厚，而许多强势者甚至不用学习，仅凭本能就能掌握历史中的“精义”。但我们对于历史的真实的理解越是丰富，越是深刻，历史为我们所提供的选择也毕竟会多一些吧。要说史学的意义，我以为不过如此。

“反右”运动已过去五十余年，至今仍认为只是一种“扩大化”。如果说连民院的头号右派费孝通都是“错划”,而且后来还成为人大副委员长，出入警跸，那么还有谁是真正的右派呢?这不能不令人产生一种疑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在妨碍或阻止对历史的反省呢?

麦克法考尔从西方国家权力视角透视中国“文革”的起因，提出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观念：“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中，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我没有拜读麦克法考尔的原著,但我觉得问题的症结恰在于，党国一体的话语体系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知识人，只能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进行思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不止如先生那样单纯的学者会去认真的按照这个话语体系去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即使大量思想型的学者也同样如此，其中甚至许多人甘心成为权势者手中的“棍子”。今天看来，傻乎乎的书呆子学者不过是可怜的受害者，而自恃聪明的“思想型”精英，倒容易堕落至为虎作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我庆幸自己的老师属于前者。从先生身上，我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品质和良知。我怀念先生，就在于先生身上的这种传统精神。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传统精神虽顽强地不绝如线，而在与现实的权势进行的所有的斗争中，似乎总是失败者。显然，优良的传统必须灌注新的现代精神。对于当下而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去清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究竟曾有过多少伪君子、多少真小人，而是应该思考我们的社会中何以始终不能出现一个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个自觉作为弱势群体代言人，与权势保持距离，并对强势进行不妥协地批判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见氏著《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权力、政治与文化》,2006。)

五、余音：缅怀中的遗憾

在结束这篇回忆前，我想再重复一下先生说的“广见识，增修养”。当然，这是上一辈人的老生常谈，却也是一句值得今天学史的人玩味的话。

汤一介先生说过：“我也有自知之明，像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功力与老一代学者相比是有相当差距的。这是客观事实。”(《郭象与魏晋玄学·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汤先生所谓的老一代学者，无疑包含他的父亲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汤先生继承家学，于其父之学自然了如指掌，所以他说这话应有很高的可信度。汤先生是搞哲学史的，这里所说的功力，可能更偏重研究手段。而对于史学而言，则必须将史料的占有和熟稔放在第一位。但先生所说的“广见识，增修养”,又明明不是指为著书作文而建立的直接的史料基础，而是指一种在对历史进行泛观博览与细细品玩之后所形成的涵养与历史洞察力，并以此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方得以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这是成为一个大史学家的必要前提。毋庸赘言，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闲暇而且心静，汲汲皇皇是不成事的。

尽管先生著述颇丰，但从《甲丁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与他积日积年所学所读之多，可以说是完全不成比例。先生于阅读史籍花费的那么多精力和时间，在今日信息时代和以数量论科研成果的考核制度下，必然被视为一种无效劳动。当下有些科研人员只需往电脑前一坐，动几个指头敲敲键盘，大量材料即扑面而来，转眼间就可拼接为一部著作。相比之下，先生无疑是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但在著作如山的现代科研人员、文化学者身上，却无论如何找不出先生那样的气质和品味。历史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善于体味，或如朱子所说的与古人相“商量”。而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操弄历史的同时，操作者自己也被电脑抽空，与层出不穷的产品相应的，则是思想情感的贫乏。

历史上的一切经济活动与文化创造，最根本的目的应该在培育人类本身的丰富性。越是进步的社会，这种丰富性就越是应该体现在精神上。在社会进化到了今天的阶段，如果培育出来的人才失掉了社会关怀的自觉意识和责任心，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知识趣味，那么,所有努力就都将是失败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学的根本目的，即通过知识授受而增进人的自我修养、信念与信仰，而不仅仅是积累知识本身。而所谓“为人”者，可作种种不同的解释，但其本意是指失去自我则勿庸置疑。真正的学者，除学识渊博之外，还应该兼备恢宏的识度和包容的襟怀。这些气质是置身传统中长期熏陶与习染出来的，是情感交流与心理契合的产物，而决不是课堂上教得出来的。简单的移置和模仿，或者人为的催生，只会造成畸形或者早产。欲使文化传统得以承袭发扬，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离不开合适的气氛与土壤，但首先必须要尊重传统，保存传统。一些海外的华人学者以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民主社会，看来是过于乐观了。按照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说法：“国家的意义在于，它必须自始至终是人性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同时体现出知识、精神和道德三个方面的特征。”(【美】唐·E.艾伯利主编《市民社会基础读本——美国市民社会讨论经典文选》,商务印书馆，2012。)而归根结底，仍在于人的素质。

同先生的前辈师长一样，如今先生也已逝去，都代表一代人的结束。他们所传承的那种师生情谊，也随之一去不复返，而且不可复制。这是令人无比惋惜的。

黄宗羲说：“君子一生阅历，如积金玉，寿弥高，积弥多，举之尽足为世宝。”(《黄梨州文集·郑兰皋先生八十寿序》)。或须不为多余地附加一句，这里指的是“君子一生阅历”。至于小人一生阅历，则适足为世丑；其寿弥高，祸世亦愈深，既其本人之不幸，亦为社会之不幸。“反右”至“文革”,是中国文化专制最疯狂的时代，我们应该追究的，是迫害者的罪孽与制度性的根源，而不必在受害者之间比较优劣高下。尤其是学历史的，更当设身处地，以一种包容心平情论之。我以为，先生不是完人，而洵足为君子。先生一生几历经一世纪，其阅历对于我们该是何等可贵。可惜先生在世时，我没有细读《甲丁日记》,也因害怕触及他心中的隐痛，对于他的许多往事没敢加以询问，以至如今许多疑难都已无从质证。其实这绝对是一个错误，尽管是一个好心的错误。否则，我或许能对先生有更多的理解，对当时的历史有更深的领悟。想来真是莫大的遗憾!

但愿我今天的这番追忆能慰藉先生的在天之灵!使先生心中积压多年的隐秘得以有所抒发，被先生首肯为推心置腹之谈。若有失误或唐突之处，也希望先生一如生前那样宽恕我，因为我绝不是有心的。

癸巳年上元后一日至二月初二日(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自：张世林主编《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