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晚清面子至上的外交奇景

图为蒲安臣使团成员，蒲安臣（中立者）。

来源：豆瓣 作者：谌旭彬（历史学者）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景：中国近代向西方世界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是由西方人率领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8年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条约规定1868年为修约年。习惯于“华夷外交”而严重排斥“条约外交”的清廷，视“修约”为洪水猛兽，苦求应对之策。派遣一个使团出使欧美，以求知己知彼，就这样被总理衙门提上了日程。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讠斤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另请英国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和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二十余人。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虹口港出发；6月，首先抵达华盛顿；9月抵达伦敦；1869年1月抵达巴黎；9月，前往瑞典、丹麦和荷兰；10月，抵达柏林；1870年2月，抵达圣彼得堡，23日，蒲安臣因劳累过度骤然去世；10月，使团返回中国。

［缘起］面子本位制度下的外交奇景

1867年11月末的北京外交界，因为中国皇帝决定派遣蒲安臣作为钦差大使出访世界各国而倍感震惊。因为即便是蒲安臣本人，在任命发布之前，也没有得到清廷准备任命他的明确暗示。

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认为背后促成此事的主要推手是总税务司的赫德，12月14日，报纸报道：“这一决定……乍听之下……当时使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发表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是发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在自己的日记里证实了这一点：“向海外派遣代表的问题，竟成为我在每次前往总理衙门时一定要谈论到的事情……几天以后，在总理衙门的宴会中，柏卓安告诉我，总理衙门已经在考虑派蒲安臣为前往各条约国家的代表，并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即说这种想法应当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

赫德极力敦促总理衙门将此事付诸实施的动机相当明确：中国应该从离群索居中脱离出来，主动在国际上抛头露面；中国必须在西方各国的首都有自己的使节，可以随时把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给西方政府，而不是扭扭捏捏地由在北京的西方国家的使节代为转达。

尽管结论一致，清廷考虑此事的出发点却与赫德迥然不同。天朝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西方各国应该互派使节，然而，多年来，派遣常驻使节一直都是西方国家单方面在行动，清廷始终没有动静。其原因，一方面是清廷自觉这方面的人才比较缺乏；更重要的则是，清廷对“中外礼节不同”这一问题长期沿袭了鸵鸟政策，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向西方各国派遣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

另一方面，西方各国驻华使节要求按照惯例觐见中国政府的最高领袖，也一直遭到清廷的软抵制——“华夷外交观”下的觐见仪式，需要驻华使节们跪拜皇帝；但在“条约外交观”下，各国平等，要让西方驻华使节跪拜中国皇帝，无异于痴人说梦。清廷既明白这一点，又不愿意放弃凸显天朝上国荣耀的“华夷外交观”，就只能采取逃避措施，一拖再拖，以皇帝年幼为由，始终对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一事不做安排。

在“修约年”即将到来之际，清廷不得不向西方派出自己的外交使团。使团势在必行，面子同样也不能丢：如果使团在出使西方时“入乡随俗”采用了西方的礼仪，那么势必影响到国内皇帝接见西方驻华使节的礼仪问题的谈判——清廷为了避免皇帝平等接待西方驻华使节，已经在谈判桌上为之奋斗了十年，岂可功亏一篑！

那么，让外国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就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案”，正如总理衙门的奏折里所说：“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放心不下，又为使团拟定了八条训令，其中就“礼仪问题”专门指示：可以“概免”行礼的情况，尽可能免掉，待将来谈判好了再说；必须按照西方各国礼仪，无法推托者，一定要严正申明，这是西方之礼，与中国国情不符，“中国无论何时，国体总不应改”；一切有违中国国体礼仪之事，可以不举行的一概不举行。

这些训令没有能够约束住蒲安臣。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一到美国，就接受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训令回避西方礼仪，使团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则完全依照西方的鞠躬、握手之礼而行。此后，在前往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

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志刚在日记里写道：“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继续使用西方外交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递交国书。

［还原］蒲安臣使团所取得的外交成就

在《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一书中，对蒲安臣及使团的性质作如此描述：

“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竟认为这个美国侵略分子是‘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到总理衙门，极力表示赞同。于是就在美英侵略分子合谋怂恿下，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出使各国……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

这种叙述是某种特殊、扭曲的历史观下的产物，沿袭了古老中国的“诛心”传统。

【访美：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条约】

使团的第一站是蒲安臣的祖国——美国。在旧金山，蒲安臣发挥了他演说家的特长，向听众们宣称：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这个伟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不远了，这个时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日子已经来到。

在纽约，蒲安臣继续游说：中国已经“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愿意和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并且激励美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每座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上述言论，无疑代表着蒲安臣对此次出使成果的个人期望。但他同样没有忘记清廷所交付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蒲安臣条约》是使团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美国在条约中保证不干涉清廷内政，还涉及保护华侨、自由移民、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随即外交知悉欧美各国，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并要求美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出访。

【访英：迫使英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欠妥】

使团于1868年9月抵达伦敦。因为此前与美国签订条约中的“不干涉中国内政”条款有直接针对英国的意思，英国朝野对待使团十分冷淡，媒体也对使团大多抱有敌意。直到10月，使团才得以礼节性地拜会了外相斯坦利；11月，才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

恰于此时，中国国内因天主教育婴堂连续死去四十多名婴儿而导致了数万满怀疑忌的群众火烧教堂、殴打传教士的“扬州教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趁机调遣军舰开赴南京，威胁两江总督曾国藩。清廷与之交涉数月未果，遂令蒲安臣使团借访问英国之机直接与英国政府交涉。

依赖蒲安臣等人对西方外交游戏规则的熟悉，交涉得以成功，双方协定：此后发生同类事件的处理办法必须循约而行，“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并迫使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公开承认擅自调兵威胁中国地方官员的行为欠妥，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权。但英国仍然表示对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免受到迫切的危害”持保留态度。

声明发表后不久，又发生英驻中国台湾淡水领事吉必勋擅调兵船，向台湾地方官勒索白银的事件。清廷依据协定，照会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遂令吉必勋缴回所索银两，并向淡水中方官员赔礼道歉，随后并将吉必勋革职。

【访德：俾斯麦认可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1869年11月，使团抵达柏林。按照蒲安臣夫人的说法，使团在普鲁士受到了“最正式、最壮观的接待”。

1870年1月，蒲安臣与普鲁士铁腕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会晤的结果，是俾斯麦表态：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团得到了英、美等国的广泛支持，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俾斯麦说：“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

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性的认可，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

【访俄：蒲安臣劳累成疾骤然去世】

1870年2月，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半个月后，他们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俄国此时与中国在西北和黑龙江流域关系十分紧张，沙皇在会见中故意与蒲安臣大谈无关痛痒的美俄关系，而对中俄关系刻意避而不谈，令蒲安臣感觉交流十分艰难。2月18日，蒲安臣突然病倒，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

随行的中国官员志刚记载了蒲安臣病重后的工作状况：“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2月23日，蒲安臣病逝于钦差大使任上。

【结语：朝廷死要面子，神马都是浮云】

蒲安臣出使之前，特意制作了一面黄色的国旗：“蓝镶边，中绘龙一尺三长，宽二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由此，龙旗成为晚清中国的一个象征，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中。

蒲安臣以他高超的演说才能，给予了西方世界一个温和的、开放的新的中国印象。每到一处，他都极力地欢呼中国正准备冲破传统的铁幕，投入近代世界文明中。这一形象营销在欧美各国中取得了成功，但悲哀的是，他没有能够带着荣耀回到北京，而他演说里那个正走向开明的中国政府，其时正为他在使团内大力推广西式外交礼仪而头疼不已——1869年，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以蒲安臣使团在欧洲使用西方觐见礼仪为由，要求清廷准许各国驻华使臣以西方礼仪觐见皇帝。

朝廷又一次搬出了“皇帝年幼”和“中外国情不同，礼节也不同”的陈词滥调。

神马都是浮云。在面子本位体制下，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开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昙花一现，归于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