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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奇葩王朝,历史上存在了短短十八年。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总感觉困扰我多年的低血压,被它给神奇地治愈了。
这个“王朝”就是南明。(姑且称之为王朝吧)
南明用了十八年时间,现身说法:如何手握一对“王炸”和“四条二”,愣是被人闷在家里,成了“大落(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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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之后,南明开局堪称“王炸”。这个“王炸”不单指坏的一面,还有它好的一面,可以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坏的一面是“局面炸裂”。北边有皇太极,西边有张献忠,西北有李自成,每一个都是极其彪悍的狠人。
好的一面是“优势在我”。南明占据了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从淮河往南的江南和西南地区全部掌握在南明手里。
东南地区以南京为中心,一路涵盖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之地。西南地区则包含了湖南、湖北、江西、云南、贵州五个省。明朝原有“两京十三省”,南明占了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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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远没完。外加一套完整的南京行政班底。论硬件设施和软件配置,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创业资源。
如果用科学和历史经验去分析,就是找一条狗来当首领,带领大伙干这件事,配合上不要太烂的策略,保底也能搂一个偏安一隅一百年的结果。
可现实打了所有人的脸。
京师被李自成攻下了,山海关也被后金破了,这两件震动国祚的事件,似乎丝毫没有触动南明这伙精英们的神经。
他们满门心思还是在内斗,一门心思盘算着——拥立福王、潞王、桂王到底哪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从不去思考拥立谁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更有希望。
人一旦脑子里只剩下“有利”思维后,对现实问题基本上就无解了。马士英、史可法、钱谦益、左良玉这些人为了拥立符合自己价值的皇帝,打得头破血流。
在“大明”的时候,这伙精英人士拒绝与后金议和,拒绝效仿北宋南渡,每天脑子想的全是“斗人斗天斗地”。
终于把崇祯给折腾死了,到了南明后,这份“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恶习被完整保存下来,且继续发扬光大。
忙于内斗,疏于御敌也就罢了。
最令人气愤的是,精英们是怎么想出来“联虏平寇”这样的奇葩战略。就连史可法这样的柱国大臣也是“联虏平寇”的坚定支持者,简直不敢想象南明这伙精英脑子里装得到底是什么?
精英们就是这样的水平,还能指望干点啥。
后金自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双方打了30年。后金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给明朝带来的伤痛,明朝这伙精英们丝毫没有任何感触,经国治世的圣贤书都读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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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如此,武将更好不到哪去。
弘光之后,永历之前,中间夹着隆武、鲁王、绍武三个政权。按理说,隆武帝朱聿键是所有南明政权中,最有恢复之志和雄才大略的皇帝,可是落到了“海上巨枭”郑芝龙手中。
郑芝龙完全是一个寡廉鲜耻、毫无民族大义可言的“海贼王”,他心里装着的只有他的海上产业和荣华富贵,把隆武帝当成了他和后金“勾兑”的政治筹码。
1646年,这位“千年海妖”自愿成为后金的“瓮中之鳖”,最终在1661年失去利用价值后,被后金给“大快朵颐”掉了。
郑芝龙降清后,郑家产业传到郑成功手里,虽然郑氏集团的政治表现稍微有所改善,但依旧拉垮至极。
1652年,李定国“两蹶名王”后,曾两次邀请郑成功水陆并进一起北伐。
可是,郑成功的表现实在让人不知如何评价。
李定国第一次邀请郑成功合攻广州,结果迟迟等不到郑成功的水上援军,最终导致北伐陆军总司令李定国“滑铁卢”在广州之战。陆军战败后,郑成功回信安慰说“对不起,书信不方便,耽误了行程”。
李定国第二次邀请郑成功合攻广州时,郑成功的反应更令人瞠目结舌,他在紧锣密鼓地跟后金议和,根本没“料”李定国。等跟后金谈崩了后,李定国败局已定时,假模把式地派了极少海军支援李定国,还有个毛用呀?
永历政权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与郑成功两次爽约关系巨大。
在一定程度上,让南明错过了北伐的最佳时机和最佳状态。当郑氏与后金彻底谈崩,再想北伐的时候,为时已晚!
反过来是,李定国已经没有信心和力量去支持配合他,郑氏北伐终究也以惨败收场。
为什么郑成功对李定国发起的北伐表现得不是特别感冒呢?
真相可能令很多人无法接受。
客观地说,郑氏集团严重遗传了南明内斗的恶习。李定国主导的北伐代表了永历政权,郑成功的一切头衔是隆武帝给的,他不是永历的“从龙旧臣,原始股东”。
如果北伐成功,郑成功顶多是一个二级功臣,职位上必定矮李定国一头。既然做不了榜一大哥,这事就得慎重考虑,掂量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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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很多场合下,对郑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有一说一,就南明论南明的话,实在不知如何评说,至少我是保留个人观点的。
为什么这么说?看几个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
——多铎是1649年死的,多尔衮是1650年死的,阿济格是1651年死的,后金入关的四大猛将,只剩一个济尔哈朗是1655年死的,与李定国北伐的时间(1652年)还差3年。
本家猛将基本死绝的前提下,后金已经彻底被伤及筋骨。这个时候,祭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再好的天赐良机,也得有人去实现,老天爷总不能帮你南明复国吧。
奈何晚明留下来的“自私自利”内斗恶习,已经彻底把这伙汉人精英给“夺舍”了。
郑成功信不过永历政权,不愿出兵配合北伐,这是其一。
永历政权内部也相互信不过。先是永历的内臣不肯给孙可望封王,庆国公陈邦傳伪造永历圣旨擅自封了孙可望为秦王,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成了孙可望叛变的导火线。
孙可望走后,刨去1647年已死的艾能奇,大西四兄弟还剩李定国和刘文秀这对CP效忠明室。
但是李定国和刘文秀也不再是铁板一块,李定国有了孙可望变节的经历后,对刘文秀处处设防,间接导致刘文秀郁郁而终。
这里插播一句。刘文秀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在内政和外战上不及大哥孙可望和二哥李定国,但对明朝和汉族是绝对的忠诚。
刘文秀临死前,所上奏章中,除了忧国忧民以外,结尾时来了这么一句。我这一辈子攒了几罐金子,约摸着有十六万两,我死后把这笔钱捐给朝廷当粮饷。
虏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
就这样的思想觉悟,足以秒杀了崇祯时期的满朝文武和勋贵外戚。就是这么一位忠诚的南明和大汉民族主义战士,最后在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南明第一栋梁”李定国和朝廷的怀疑猜忌中,忧愤而死。
每读史至此,总令人心意难平,甚至容易让人怀疑人生。
按照古人25年为一代的计算方式,南明手握这么好的资源,从最强到暴亡,用了不到一代人。
——在“南明亡国”这件事上,如果这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又该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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