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居安思危、丰年不忘饥馑，积极筹建备用电台

文章转自网名：文生民创——同人老师

筹建备用电台

短短的时间内，邓国军、林影夫妇，钟韵、杨力平夫妇以及肖瑞云都已在上海建立起秘密电台并投入使用，但刘少文系统、潘汉年系统、中共中央上海局系统仍是居安思危、丰年不忘饥馑，积极筹建备用电台。

最早开始筹划建立备用电台的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1947年升任上海局副书记）。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江南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开始向北转移。

在上海浦西活动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也集结于观音堂地区，准备渡江北撤。

刘长胜突然来到淞沪支队驻地，向支队政委陈伟达说明自己突然来访的原因：“我们原有两部电台（注：指李白台和秦鸿钧台），分别联络延安党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一直受敌伪严密侦缉与监听，现在国民党特务更猖狂，往后无线电通信可能中断，我们计划再组建一部秘密电台，但时间紧迫，人员器材一时难以筹措，想请部队给予支援。”

陈伟达听后毫不迟疑的说，支队从浦东打到浦西时，刚好缴获了两部电台，可以从中选一部支援上海地下党。

但经支队电台队长王光检查，这两部电台虽然外部完好无损，可机内元器件及电路已全遭破坏，根本不能使用。

刘长胜几经周折，设法购到了一部小型电台，第二次来到观音堂，让王光进行测试。

王光一测试，机器质量虽然很好，但只能通话，不能通报，且电台功率小，不能用来远距离通报。

双方正在纠结之际，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率部队抵达观音堂，听完陈伟达的汇报，当即决定将淞沪支队的电台移交给上海市委，淞沪支队则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北撤后再另行调配电台。

刘长胜于是第三次来到观音堂，得到了淞沪支队的电台，但对电台台长王光“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和听不懂上海话”感到担忧，认为他潜伏上海困难太大。

谭启龙又是大手一挥：“不碍事，我们从全纵队报务员中挑选，一定让你称心满意为止。”

最后浙东纵队机关电台报务员郑碧被选定，她原籍广东却生于上海，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各方面条件也好。

郑碧当即随刘长胜带上淞沪支队的电台返回上海隐蔽起来。

吴克坚系统在拥有了邓国军、肖瑞云电台后，又在海格路（今华山路）莫止、李冠华夫妇家中设立一部收报台，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王家瑞家中也设立了一部收报台。

接着，吴克坚让地下党员叶人龙在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畔——塘沽路62号开设车行，作为建立备用电台的台址。

当叶人龙的“胜利汽车行”筹办得差不多了，吴克坚领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告诉叶人龙夫妇说，这位是马辛田同志，以后就住你们家了。

吴克坚后来又通过中国航空公司的三个地下党员：无线电工程师华斌、通信仓库主任严养田、通信修配车间主任温启祥，又建立了一部备用电台。

这部电台也曾三易其址，第一次是设在华斌值班的龙华机场机房内，第二次是设在严养田的通信仓库里，第三次则设在了严养田斜土路的家里，一直到上海解放。

密台老战友1951年在北京金鱼胡同（左起：严养田、华斌、温启祥）

这部电台被称为吴克坚系统的岚台，与这部电台联系的交通员还是莫止，译电员则是莫止的妻子李冠华。

自潘汉年、张唯一先后撤离上海抵达香港后，刘人寿成为潘系统上海部的负责人，他记着华克之说过的话，将李白的住址作了一个搬迁，又听取李白的建议，建立了一个备用电台。

这部备用电台于1948年7月经调试成功并完成一次通报后，就存放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保管委员会专员张振华位于枫林桥的住所里。

张振华生前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

“我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期间，共产党发现我在读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后开始注意到我的，以后经过更多和深入的接触了解后，提出要我掩护和保管地下党的备用电台，电台就放在我屋里。

我不发报，也不会发报，发报时共产党有人来，发报时我就出去，主要电台暴露后共产党启用了这部电台。后来通知说这部电台也暴露了，于是就让我匆匆转移到解放区。”

刘人寿后来在接受丁群采访时曾说：“新台（指张振华处的备用电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

（一）潘系统侯德华

潘汉年系统的机要译电员侯德华，自1940年11月与叶钟英等人一起抵达上海后，一直未曾离开过上海，他先与乔犁青住在一起，叶钟英、张志申先后暴露后，他被黄景荷疏散到康梯路的安全屋居住半年，再由黄景荷接到王绍鏊家中居住。

1947年3月张唯一、梅黎夫妇撤到香港、刘人寿成为潘系统上海部的负责人后，侯德华即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慈惠南里77号，与刘人寿、黄景荷一家同住。

侯德华对应译电的电台即是1946年初恢复通报的李白台，黄景荷担任机要交通员，她与报务员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接头、互换电文。

报务员收发的电文都是一串串的数字，因没有密电码，报务员对来去电文的内容可以说是一头雾水、一无所知，但机要译电员却对来去电文的内容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正是这样，侯德华“时常被电文内容所震撼。”

因为潘系统的渗透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实在太强大了，后来的潘扬事件中，单上海市受牵连人员就达千人之多，从侧面可看出潘系统的庞大。

（二）朱志良、康志荣

刘少文（左）与朱志良（摄于1937年5月）

因李白被日军抓捕而紧急撤离到新四军二师的朱志良，于1946年重返上海，到刘晓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我们的机要工作直接归刘晓领导”。

当时的机要员除了朱志良，还有康志荣。“康负责华东局的电报翻译，我（朱志良）负责中央、香港分局的翻译。”

1947年，上海局成立由朱志良任科长的机要科时，朱志良从沙重叔（沙文威、史永）家搬到刘晓家居住（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并又“陆续调来6个机要译电员。”

这些机要员（8名）对应的电台即是李白台、秦鸿钧台和郑碧备用台，但郑碧台直到秦鸿钧台遭破坏后才正式启用，可见李、秦两台的工作量之大。

上海中央局的机要交通员由刘晓的夫人张毅担任。

在仇学宝、于炳坤合著的《刘晓传》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回家的路上，他（刘晓）突然看见张毅在对面人行道上朝秘密电台的那个女交通员的家走去。她走得很悠闲，挎着一只篮子，一边走还一边打毛线……”

张毅单线联系的“那个女交通员”，就是机要译电员程浩的妻子丁宁。

（三）程浩与丁宁

上海局“陆续调来6个机要译电员”中，程浩和他的妻子丁宁是其中两位。

程浩，原名陈慧连，四川万源人，5岁失怙恃后由祖父养育，10岁即参加了红军童子军，为防还乡团清算，年迈的祖父将年仅10岁的独苗孙儿程浩送到万源魏家坪，让他正式参加了红军。

12岁时，程浩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4岁当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勤务兵，成仿吾见其正值学龄，送他到延安鲁小上学，后又被选送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2年，19岁的中共党员程浩分配到中央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

1945年6月，穆文华调到中央机要科工作时，程浩已是机要科的科长。

次年元旦刚过，经组织安排，程浩与穆文华结婚，婚后马上接受了任务——随周副主席去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

临行之前，陈慧连化名程浩，穆文华化名丁宁。

旧政协会议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程浩、丁宁夫妇又随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远赴南京，和谈破裂后，程浩、丁宁奉命到上海，参加上海局的译电工作，直接受上海局机要科长朱志良的领导。

据程浩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周副主席为机要人员“把门放哨”》一文记载：“我以旧货店账房先生的公开身份，继续做机要工作。我负责中共上海局主要领导的机要工作，担任3部电台（包括李白电台）的电文译制。”

又据丁宁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勇敢的机要译电员》一文记载：“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我带着孩子，隐蔽性强，担任机要交通……

李白台收电后，交程浩译电；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经程浩译成电码后，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

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和倍感惊奇，因为祁式潜、居瀛棣位于江湾路的住宅“正对着虹口公园”，也就是说李白台和肖瑞云台这两部电台真的是近在咫尺。

而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王家瑞的收报台也设在总长不过3.7公里的四川北路上。

李白台的运行情况现在已经很清晰：报务交通员裘慧英一方面通过机要交通员黄景荷对接潘系统上海部，一方面通过机要交通员丁宁对接上海局。

上海局掌握的另一部电台即秦鸿钧密台对应的译电员是康志荣，报务交通员是张困斋。

（四）康伯钧、梁汉莲

当叶人龙正在筹办“胜利汽车行”，吴克坚领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告诉叶人龙夫妇说，这位是马辛田同志，以后就住你们家了。

马辛田是康伯钧的化名，他是肖瑞云电台的机要译电员，掩护身份是汽车行老板叶人龙的远房表亲，并是车行的股东和账房先生。

后康伯钧奉命调往华北，梁汉莲前来接替，因封锁严密，盘查严格，梁汉莲绕道香港后还是困难重重，居瀛棣便专程前往香港，将梁汉莲接来上海。

报务员肖瑞云与译电员梁汉莲在工作中从未谋面，一直以为新来的搭档是小兄弟，上海解放后经莫止介绍见面，才知道梁汉莲原来是一个小妹妹。

康伯钧的机要交通员是莫止，而电台的交通员是居瀛棣。

叶人龙（左）和马辛田（康伯钧）

（五）才子与佳人

董必武在重庆八办时期有一首应景诗，诗中有“愁煞佳人李冠华”，董老眼中李冠华是“佳人”。

在孔原眼里，莫止（李德椿）是个才子，因为他不但“汇报工作十分有条理，工作总结报告写得很出色。”而且“记忆力很强，他上山听了周副主席或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或指示，全靠脑子记住，回去能向同志们作比较完整的口头传达。”

当钟韵与杨力平在重庆八办谈恋爱的时候，童小鹏也在追求李冠华，但皖南事变却让李冠华成为了莫止（李德椿）的妻子。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八办气氛凝重紧张，连周恩来也对八办的人说要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为保护干部和建立备用电台，重庆八办决定进行人员疏散，孔原找李冠华谈话时说：“派你到莫止同志家隐蔽和工作。”

1942年夏，荣高棠把李冠华送到莲花山莫止家，莫止的母亲石恬如欢喜莫名，尽自己所能“笼络”李冠华，希望这个“佳人”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结果自是如她所愿，半年不到，“1942年10月，经组织同意，我和莫止结婚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启程前往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吸取四八空难的教训，让全体人员分乘两架飞机赴宁，程浩、丁宁夫妇、吴克坚等人与董必武同一架飞机，莫止、李冠华夫妇等人与周恩来、邓颖超同一架飞机。

和谈破裂后，邓颖超找莫止、李冠华夫妇谈话，说莫止的叔叔在上海开绸庄，你们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有很好的掩护条件，莫止、李冠华夫妇即奉命前往上海。

李冠华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战斗在秘密电台》写道：“我和莫止到了上海，进入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我负责建电台（注：是收报台）和机要工作，莫止担任吴克坚的内勤助手，领导4个电台，整理上报情报。我婆婆担任吴克坚与莫止的联络员，负责收转资料。莫止的弟弟李德宏，在银行工作，为吴克坚提供大量工作经费。”

中共中央上海局（前身是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以上海为工作中心，形成了中共在江南地区庞大的地下组织和情报网络，原则上要求他们各自独立，平行运作，互不交叉，但实际工作中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和不可避免的交叉。

这不仅反映在李白台同时对应上海局和潘系统、刘少文兼任上海局委员等方面，也反映在熊志华负责两个系统的情报交换上，更不用说刘少文系统和吴克坚系统的交叉联系上，李冠华在口述回忆中也说到“刘少文的组织和我们（吴克坚）的组织有工作联系”。

有关地下党组织（上海局）与情报组织的横向联系，赵平在其《在上海交通站三年》中写道：

“当时，两个系统各开了一家店作情报转送站，地下党的是由张承宗同志的兄弟张困斋同志开的米店，军委系统的是熊志华负责的福民食品社（‘老板’是禤〈xuan〉荣），情报的交换由熊志华负责进行。如一九四七年，我们得到国民党要在上海进行大搜捕的情报，马上转告了地下党情报站，通知他们迅速转移，避免了损失。”

这个情报正是陈宝骅提供给蔡叔厚的，赵平、刘少文接蔡叔厚报告后，即让熊志华通过秘密联络点将该情报通报给上海局。

秘密联络点就是开设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的丰记米号，它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和情报集散地，也是秦鸿钧密台运转的关键。

丰记米号从股东、经理到店员、送货员等等，全部都是地下党员或其直系亲属，市委书记张承宗、市委委员吴学谦、刘长胜夫人郑玉颜以及李琦涛、浦作等人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此，自然都是为了传递情报。

经理张困斋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张履斋）的胞弟，他的真实身份是上海市委与秦鸿钧密台的交通员，张承宗的长子张亚圣则是个小交通，他背上装有揉成比米粒大一点的纸团的米袋子，奔走于丰记米号和品方食品店之间传递情报，任务完成后，新出炉的品方糕点是他最喜欢的犒赏品。

左为张承宗（张履斋）、右为张困斋

设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上的福民食品社，老板是曾在香港接应照顾过白求恩的广东恩平人禤荣，他早年是远洋轮上的老交通，自1940年在上海开设福民食品社后，这里一直是军委系统的交通联络站，刘少文、赵平等人抵沪后，这里又成为刘少文系统的情报集散地，刘少文、赵平等人定期会来这里碰头。

禤荣负责食品社的营业及海外交通事宜，冯玉祥欲从美国回来的要求就是通过远洋轮船上的交通员带到这里的；熊志华负责国内交通和情报交换，并接应、护送来沪离沪的领导干部。

整个地下组织系统和情报网络就这样在情报员获取情报、联络站转接情报、译电员译制电文、交通员传递电文、秘密电台传输电文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