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上海为官，1952年被撤职，1980年恢复名誉

上海弄堂里传过一阵清脆的算盘声，两只手两把算盘，嘴里还招呼客人，账不差，人不得罪，这是十六岁的顾准。弄堂口的老茶客说，这娃将来要么把银行买下来，要么被银行赶出去，两种都说中了，只是中间隔了四十年。

潘序伦的会计事务所当年招学徒，图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想到捡到一个能把复式记账玩成花活的脑袋。顾准把洋人的借贷平衡表拆成中国掌柜听得懂的“进出水银账”，再拼回去，一分不差。1935年，上海银行公会请他给七家银行做统一会计制度，他顺手把“应收账款”细分成“电汇”“信汇”“票汇”，让跑街先生再也藏不了坏账，一时惊动外滩。有人背后嚼舌：毛头小子动老先生的奶酪，迟早吃亏。顾准没听见，听见了也当耳旁风，他正忙着把算盘珠子拨成战前上海的脉搏。

算盘声停在日本人的轰炸里。1937年，他账簿一合，加入新四军，管后勤账，也管枪炮账。战友回忆，部队打欠条买粮食，他能把“借小米一百斤”写成“今欠群众粗粮一担，息零”，既不让老乡吃亏，也不给敌人留把柄。枪炮声里，他顺手给共产党练出一套“战时供给会计”，后来华东野战军打进上海，接管大城市的钱袋子，用的就是他的表格。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炮声刚歇，顾准穿着旧军装踏进外滩23号——原中国银行大楼，挂牌“上海市财政局”。没人比他更熟悉上海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租界银行留下的洋账、青帮控制的银楼、小市民藏在床底下的金圆券，全得归拢到人民政府的账本上。他三天睡十个小时，起草《上海市税收暂行条例》，把“苛捐杂税”砍成九种，留下“工商税”“所得税”“印花税”，再按行业大小分等级，小摊贩交一块，大纱厂交一万，条文本子送到陈毅市长桌上，陈老总拍板：就按这个来，上海不能死，也不能乱。那年上海财政收入比上年翻一番，物价没蹦高，顾准的名字在华东局内部通报里出现一行：财经工作最得力的干部。

可好日子只到1952年。三反五反，打老虎，顾准成了老虎。档案里写得隐晦：“坚持税收中性，忽视阶级斗争”，翻译过来就是：他主张做生意就该交税，不管老板是地主还是工人。会上有人喊“顾准用财政手段保护资产阶级”，他回一句“税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阶级的”，当场被撸掉乌纱帽。此后二十二年，洛阳水泥厂、赞皇土高炉、商城干校，一路往南贬，算盘换成锄头，账本换成检讨书。

最苦的时候，他偷偷在烟盒背面画表格：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物价，一条曲线偷偷往上爬，像野草顶开石板。1962年，他在商城牛棚里写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手稿用糨糊粘住，塞进《资本论》硬壳里。文章说，只要还得用钞票买盐，商品经济就绕不开，社会主义也得讲成本、讲利润。那年头，讲利润就是讲资本主义，他偏要讲，还讲得头头是道。后来于光远回忆，1975年他在社科院地下仓库翻到这本“毒草”，拍桌子：这人比咱们早觉悟十年！

1974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病房，顾准咳得直不起腰，枕边还摊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校样。护士偷偷给他带了一小罐蜂蜜，他舍不得吃，用塑料皮封住，托人带给妹妹：“我欠她一块糖。”死后整理遗物，内衣口袋掉出一张纸条，铅笔写的：“怕什么？真理最大。”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像给自己壮胆，也像给后来的人递火。

1980年，平反通知书送到陈枫手里，薄薄一张，盖着财政部公章。陈枫没哭，只说了句：“我哥早就不需要这张纸了。”确实，顾准的思想已经提前溜出体制，在安徽小岗村的红手印里，在深圳蛇口的第一声炮响里，悄悄发芽。2015年，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联名倡议设立“顾准经济学奖”，颁奖词写得克制：“纪念一位在黑暗中仍守住灯火的人。”

今天翻开上海旧档案，还能找到1949年那份《税收暂行条例》的复本，纸张发黄，字迹清晰。条文背后，那个两手打算盘、一心想给城市找条活路的年轻人，好像还在外滩的晨雾里噼啪拨珠。只是黄浦江水换了几茬，江面不再飘金圆券，飘的是自贸区的新文件。偶尔有老银行退休职工跟孙子吹牛：当年上海滩最会做账的，姓顾，可惜命不好。孙子刷着手机，头也不抬：命不好？人家把账算到几十年后了，谁活得长，谁才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