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西北干部，有些矛盾无法化解？并非个人矛盾，关乎是非！

1982年，张秀山和刘景范、张邦英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要解决四十多年前的西北的历史问题，是关于1935年陕北发生错误肃反问题。
说到该问题，实际上在1942年和1945年已经解决，为何还要旧事重提呢？

在张秀山的回忆中这是因一些人在解放后，多次向上级提出重新审查陕北的问题。以郭洪涛为例，分别在1956年、1858年两次提出申诉。1978年中组部应对方要求，将1959年《关于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组部，以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等，甚至在重要的选集中把那段时期的注释说明抹掉，让西北不少老干部很反应强烈。
从字里行间分析，在抗战时期上级对陕北问题的结论，大多数西北干部是认可的，后来有人要求平反，再次将这个问题给抬出来谈。
当年的问题到底如何，只能通过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可能会有主观因素在里面。
我们知道陕北革命武装离不开谢子长、刘志丹，他们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在土地革命初期，拉起部队创建陕甘游击队，并在1932年成立红26军。
在此后，身为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执行冒险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陕北红军领导外调，后来省委改组后，杜不在担任书记。1933年到1934年之间西北发展形势很好，尤其在1934年，谢子长从北平回陕北，领导陕北特委以及下辖武装，刘志丹领导陕甘特委以及红26军。西北发展成两块根据地。

当时，陕甘根据地是刘志丹等人领导，而陕北特委是谢子长、郭洪涛领导。
谢子长中途离开陕北后去北平，1933年被北方代表领导派回陕北工作，郭洪涛过去在太原、北平工作，有过被捕经历，然后去转战到北平找谢子长，俩人一起回陕北，他本人担任特委组织部长。
此前，陕北特委与陕甘边特委有些联系，但因为被敌人阻隔，来往不多。两个特委分属两个上级机构，陕北特委归北方局领导，陕甘边特委归陕西省委，省委归中央领导。这一年，陕北特委成立陕北游击队。他们之间有了更多地方和军事方面的协同。
不过，在两个根据地领导之间开会，陕北特委特意带来北方代表的信，主要是批评红26军，扣了帽子，让陕甘地方与红26军上下不满。郭洪涛自己回忆：根据信内容和会议讨论记录，自己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刊登在《西北斗争》刊物上，也送给上级。文章拥护上海临时中央以及北方代表的错误观点，后来自己也是深感内疚的。
1935年2月，北方代表派到陕北的干部建议统一领导的问题，于是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也成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负责军事，到陕北统一指挥两支部队，此时陕北部队改为红27军84师，惠子俊任工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也就是这样一年，西北红军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一年。

在张秀山回忆中：郭洪涛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写报告，说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是“右倾”，当西北工委开会时，会上对郭进行批评，也导致内部分歧和矛盾现象。至于有没有这件事，在郭洪涛的回忆中是没有提及，或许也不会提及。
7月间，北方代表派朱理治，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到陕北主持工作。一开始也没有左右太多，因为两位是空降过来的负责人，对各方面情况不了解，可到9月份红25军到来，情况发生改变。
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成立中央代表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他们对陕北红军不熟悉，而红25军到陕北也不熟悉，开展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结果西北工委以及西北军事委员会对干部基本都受到冲击。张秀山回忆：自己被打昏好几次，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算了，但红26军创建不容易，不要把干部都冤死。
在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到陕北，叫停错误的做法，解决陕北的问题。
郭洪涛回忆说：陕北的错务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自己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甘晋、西北军委、西北保卫局都归中央代表团领导。逮捕刘志丹等人自己是事后知道的，但逮捕另一位人是自己同意的。自己是反对将刘志丹等红26军干部逮捕，也不认为张秀山等人有问题，甚至还谏言，为陕北干部平反。
事情到底如何，当事人各执一词，但看到1942年和1945的结论，可能大家认为是公正的。

郭洪涛申诉是因为这件事把自己推上风口浪尖上，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给定性了，说他是肃反的主持人，说他反对迎接中央等，会上对陕北当当历史和他个人对问题作了结论。他回忆说：自己是有错误的，盲目拥护代表团负责人执行左倾路线的报告；误信别人反映陕甘边特委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并将其反馈给代表团负责人。因此对这件事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他申诉对几个问题就是主持人对问题，反对中央红军等问题，认为与事实不符，因此一直保留意见。
到1955年，召开座谈会时，原西北干部二十多人，有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阎红彦、刘景范、郭洪涛等二十多位，澄清一下重大历史问题，作为那时候的中央代表团三位负责人证实他不是主持人，是反对逮捕26几年干部的。也证实不存在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在1956年向中央书面提出申诉，中央监委收到材料后对他的问题重新作结论。1960年经过中央正式批准，1978年中组部将《关于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审查要点》转发到各大单位组织部、国家机构各部。
当张秀山等人得知后，认为有关部门的处理是不妥当的，给中央和组织部写报告。有人不理解，认为过去的历史争来争去干什么。张秀山表示，这不是个人恩怨，这是是非问题。他与郭洪涛是同学，又是战友，以革命同志相待，俩人私交没问题，但原则归原则，不能因为同学、同乡不要原则。
1983年，上级决定以李维汉、王首道组成5人小组，和原陕甘边、陕北有代表的老干部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郭洪涛等人开座谈会，共同研究问题，对这段历史全面分析，分清路线十分，总结经验教训，团结不再追究个人责任。
当这些问题再次摆在面前，确定了是非问题；路线问题。5人小组向中央写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争议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也就是28号文件。张秀山一开始说郭洪涛是拒绝签字的，因为有些问题对方认为不符合，5人小组与他谈话后，他在文件上签字，这件事也最终解决，不再任何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