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长安的荔枝》：历史爽文又当又立

马伯庸是相信前苏联劳模的，应该没错吧。

前文回顾：

马伯庸的小说精彩吗？

我看过他三本书。最好的是《太白金星有点烦》，有巧思。

《大医》就太烂了。人物高度脸谱化，劣质煽情，情节也多Bug。所以我只硬着头皮看了破晓篇，日出篇坚决不看了。

《长安的荔枝》介于《太白金星有点烦》与《大医》之间吧。《太白》与《大医》看过的时间有点久，细节记不太清了。《长安的荔枝》刚看过，就聊聊这本书吧。

1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的创作灵感来自爱晚唐袁郊《甘泽谣》：“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诞辰，驾幸骊山，命小部音声，奏乐长生殿。进新曲，未有名。会南海献荔枝，因名《荔枝香》。”

这体现了他标志性的创作套路，为一个虚构的故事精心嫁接一个真实的历史“话头” 。这种手法能迅速赋予故事历史厚重感与话题性，让读者在“真实”与“想象”的边界上获得阅读乐趣。

《长安的荔枝》男主李善德就因此成了皇帝的“荔枝使”。可是钦差大臣怎么被描述成了一个内卷的打工狗？按照马伯庸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在文史档案看到一个叫周德文的歙县人的经历：

“他充任厢长，负责催办钱粮、勾当公事，去全国各地采购各种建筑材料，支援新京城建设。这份工作十分辛苦，他“东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闽，舟车无暇日，积贮无余留，一惟京师空虚、百职四民不得其所是忧，劳费不计。凡五六过门，妻孥不遑顾”。周德文作为负责物资调度的基层小吏之一，因为太过劳碌，病死在了宛平县德胜关。”

周德文代表了“奉公守法、劳碌至死”的典范。马伯庸基于此，将李善德塑造成一个引发当代打工人深切共鸣的“悲情英雄”，这确实是文学创作的巧妙之处。

但马伯庸能被周德文长久打动，说明他对历史的了解都是过于表面化的。历朝历代，周德文这种基层官吏的小头目身处帝国统治的末梢，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多是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搜刮的“蛀虫”。被树为道德典范的记载本身，就包含了官方意识形态的粉饰。将这样的原型直接等同于“任劳任怨的职场老实人”，就和相信前苏联那些劳模死而后已差不多了。

李善德作为“荔枝使”，却一个人南下的设定，也过于荒腔走板。小说当然可以随便编，但既然明示自己如何了解并尊重历史，就应在设定上更贴近真实。

细节想当然的地方太多。譬如第三章写李善德在土墙上贴格眼簿子，“自左至右写着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咳，好歹也要从右至左吧。在唐朝，无论是文书还是表格， 书写顺序均为从右至左。“自左至右”是现代才通行的规范。此类细节虽小，却直接影响着故事历史氛围的营造。

2

《长安的荔枝》人物与情节的基础设定问题很大。

李善德是“荔枝使”，要完成杨贵妃生日吃上岭南荔枝的重任，但却只有一个人从京城出发南下？而且没有什么钱。

书中角色韩洄明确点出“使臣”的特权：

“这些使臣的一应开销，皆要从国库支钱，却只跟皇帝汇报，可以说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监之中”，

这精准地描绘了唐代皇帝为使臣绕开官僚体系、高效办事的常规操作。

然而，主角李善德却被设定为一个身负皇命、却既无充足经费又无官方随从的“光杆司令”，只能孤身南下。这一设定与韩洄的说明形成了直接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相当于作者为了营造困境而自我推翻已设定的规则，自打嘴巴。其结果是，整个故事的起点——“荔枝使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哥”，显得极为刻意和脆弱。

马伯庸为了强行制造一个“底层小人物对抗庞大体制”的戏剧性困境，不惜牺牲掉了历史情境的基本合理性。

如果李善德拥有符合其身份的哪怕最低限度的资源，后续大半的个人奋斗故事便难以成立。这种为情节而情节的设定，是作者在宏大历史框架与个人英雄叙事之间简单粗暴的取舍。

作为故事核心驱动力的“荔枝保鲜法”，其解决过程也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虎头蛇尾之感。 小说前期极力渲染此事如何“绝无可能”，营造出十足的悬疑感。然而，当解决方案最终揭晓时，其关键突破点却显得过于轻巧，与此前铺垫的艰巨性不甚匹配。

这种“卖弄诸多玄虚，最后不过如此”的落差，使得整个故事最核心的智力挑战与探索精神被大大削弱，让读者的期待落了空。

正是这两大基础设定的薄弱与矛盾——主角处境的人为刻意与核心谜题的解决乏力，共同导致了故事底层逻辑的坍塌。

这让整个故事最终停留于一个依赖强行设定来推动的有点弱智的现代职场寓言。

3

《长安的荔枝》几乎所有角色，都像是为推进预定主题的功能性符号，行为缺乏内在一致性，使得这个本可精彩的故事失去了应有的血肉与说服力。

我们先说女一号阿瞳，是典型的“理想化工具人”，她的核心功能是提供荔枝资源与纯真象征。越到最后，她越没人味：当她的荔枝林被多毁上百株后，那种源自切身之痛的巨大创伤，竟能毫无波澜地转化为对李善德的原谅，这种“圣母式”的宽容缺乏真实的情感逻辑，仅仅是为了成全主角的道德救赎。

同样，波斯商人苏谅和宦官鱼朝恩等角色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剧情棋子。苏谅在完成其“提供资金”的使命后便被仓促写丢；鱼朝恩的阴谋线刚有苗头就无疾而终，转而由杨国忠接手——这种人物布局，太过随意性。

但杨国忠也是工具人，在寺院里召见李善德时，居然不知道自己要见谁——他是个任人驱使的下人吗？

这些反面角色的塑造尤其显得潦草而矛盾。

岭南五府经略使何履光也是亮个相就没了，他的幕僚赵辛民如果写的精彩也行，偏偏并没有，无论是反对李善德还是支持李善德，都像个弱智一样。

赵辛民手下的林邑奴也没有人味，昨天刚刚作为间谍监视李善德，为赵辛民通风报信，今天就为了反对赵辛民刺杀李善德而宁愿去死。反转太突然，就是工具人。从严密监视到以死报恩的转变毫无铺垫，只为制造一个廉价的煽情点。

赵辛民的形象摇摆不定，其行为逻辑完全取决于剧情需要，而非稳定的性格。他前一刻可以不择手段地策划谋杀钦差李善德，后一刻却仅因一块杨国忠的银牌就瞬间臣服（为什么比皇帝“荔枝使”圣旨好使？），放弃了对李善德进行灭口。

更可笑的是，在杀不杀波斯商人苏谅的问题上，两人的争执：

李善德双眼骤然瞪圆，他失态似的抓住赵辛民双臂：“不可！怎么可以这样！你们不能这么做！”赵辛民语重心长道：“尊使，既已闹翻，便不可留手。妇人之仁，后患不绝……”

赵辛民如果是这种性格，此前谋杀李善德的事迹已暴露，此次怎么可能对孤身一人的李善德（有了杨国忠的支持，他怎么又是一个人南下？）服软？肯定要杀了才能杜绝后患啊。

至于那个苏谅，也是写到中途就丢了。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发现了这个bug，好歹把苏谅写得有了点血肉。

杜甫这样的历史名人被生硬嵌入，就是纯蹭，其存在对主线剧情毫无影响，把他全部删掉，一点不受影响。纯粹的知识点缀。

4

最后说说男一号李善德。对他的煽情到最后一章达到顶峰：

“自从他离开石门山之后，整个人变成了一块石头，滤去了一切情绪，只留下官吏的本能。他每到一处驿站，会第一时间按照章程进行检查，细致、严格、无情，而且绝无通融。待检查事毕，他会立刻跨上马，前往下一处目标。他对自己比对驿站更加苛刻，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留出，永远是在赶路，经常在马背上晃着晃着昏睡过去，一下摔落在地。待得清醒过来，他会继续上马疾行。仿佛只有沉溺于艰苦的工作中，才能让他心无旁骛。”

我没想明白，运输荔枝，他要一个人先去各个驿站去视察的意义在哪里？时间那么赶，他没正经事干了吗？

看到下面这种煽情降智的描述，我心理不适：

这人（李善德）一头斑白头发散乱披下，浑身衣袍全是被藤刺划破的口子，袍上沾满了苍耳和灰白色痕迹，那大概是在山石上蹭过的痕迹。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右腿一直拖在地上，似乎受了很严重的伤。

看到这里大概能猜到结局了，原来除了突出李善哉遭受的苦难，马伯庸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李善德发现有“逃驿”。好让杨国忠最后要给他加官进爵时，言辞拒绝，为生民请命，而且是直接当着杨国忠的面指控他贪黩。

发现没，李善德道德觉醒的时机与动机充斥着“机械降神”式的虚假感。

李善德在顺利完成这项劳民伤财的“献荔”工程后，突然转变为为民请命的斗士，这在叙事上缺乏必要的心理过渡。他的愤怒更像是作者强行注入的，而非源于角色内心的、有铺垫的质变。

这是没有人味的生硬拔高啊。后来还扯来一个高力士（！）暗中保护让李善德落得善终。

这场看似悲壮的对抗，其安全网竟来自于高力士一句轻描淡写的“保护”。 这种“上面终究有好人”的设定，彻底消解了批判的锐度，将一场可能的个人悲剧转化为一场有惊无险的道德表演。 它暗示着系统的确黑暗，但总有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这与前面试图展现的制度性腐败形成了价值上的矛盾，最终沦为一种安全的、自我安慰式的批判。

所以我前文说马伯庸是相信前苏联劳模的，应该没错吧。

这个过程中，最雷人的情节是：杨国忠要30株荔枝，急于跪舔李善德的赵辛民却砍了数百株。阿瞳等人欲哭无泪，关键是李善德就在现场，他觉得层层加码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右相要三十丛荔枝，到了都省就会增加到五十丛（指令直接到经略府，哪有都省的事儿——小编注），转到经略府，就会变成一百丛，办事的人再留出些余量，至少也会截出两百丛。李善德无法苛责任何人，这与贪腐无关，也与地域无关，而是大唐长久以来的规则。

这么复杂的事，他实在没法跟阿僮解释清楚。可这女子仍在哀哀地哭号着，双眼一直停在他身上。她打不过那群如狼似虎的城人，只有这一个城人可以相信，可以依靠。

“阿僮啊，你等等。等我从京城回来，一定给你个交代……”李善德的口气近乎恳求。

“我本以为你和他们不一样……”

阿僮猛地推开李善德，一言不发地转头走开。她瘦弱的身体摇摇摆摆，像一棵无处遮蔽，被烈风摧残过的小草。

李善德急忙要追过去，却被眼神不善的峒人们阻住了。

李善德的脖颈被晒得微微发痛，他知道，如果不立即继续执行掇树，这些荔枝都将迅速腐坏，让过去几个月的努力彻底成为泡影。而如果自己再不出发，也将赶不及提前检查路线。

他从来没这么厌恶过自己，多审视自己哪怕一眼，胃部都会翻腾。”

这冗长的煽情段落，把我看吐了。就算层层加码是潜规则，但层层加码或是为了敛财或是严防KPI完不成，总有个目的。除了脑子坏掉，我想不出李善德只运30株却砍砍数百株的意义的在哪里？

更何况现在你是老大，你在现场，你一句话就可以阻止的啊。你搞这么煽情，一副我没办法啊的弱智样子，真他妈恶心到我了。

李善德在“砍树事件”中完全失能的、令人费解的懦弱，这纯粹是为后续“请命”戏码而设计的机械铺垫。 作者需要他此时“懦弱”，以便后续“勇敢”，人物的真实性便为主题的功利性服务而牺牲了。

这种刻意营造的无力感，与后续他在杨国忠面前慷慨陈词的“勇敢”形成了无法调和的断裂，使得两者都失去了可信度。这不是一个有机成长的角色，而是一个被作者随意摆布的木偶。

马伯庸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吗？

为了达成预设的“主题升华”与情感冲击，不惜让人物的行为逻辑、情节的合理性乃至整个故事建立的现实感全面溃散。 这种对李善德形象生硬拔高的尝试，非但没有成就一个悲壮英雄，反而让整个故事的精神内核变得虚伪而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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