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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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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朝境内四通八达的驿道,是完善的交通体系。江西的驿站设置于政局基本稳定之后,共有驿站112处以上。《经世大典》反映了至元三十一年的驿站情况。元代江西诸路中,以鄱阳湖—赣江—章水沿线驿站最为繁忙,其次为分水关通道,杉关通道相对冷清。元代江西站户数量在4万户上下,其经济情况相对南方其他地区,更为贫弱。
关键词:元代;江西;驿站;站户
作为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中国的驿站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嗣后的历代中央政府莫不以首都为中心,设置辐射状驿道,借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大元帝国御宇辽阔,为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亦建立了周密的站赤制度。江西(本文中“江西如没有特别指出“江西行省”均指今日“江西”所辖地理范围)作为“控蛮荆而引瓯越,襟三江而带五湖”的交通要道,在沟通南北、联络东西方面历来具有重要地位加之经济繁盛而产生的巨额财赋亦需源源运往统治中枢,故元朝政府在江西设置了数量庞大的驿站。本文从地方史研究的角度对元代江西驿站的设立、分布以及站户的数量等情况略加论述,恳请方家赐正。
(一)
江西的邮驿制度在唐宋之际已逐渐臻于完备,有些驿站的建立还可以上溯到汉代,如余于县水站,“汉在族湖,唐在潼湖,宋在龙窟,元在冠山”。余干自古即为赣东北一枢纽之地,汉代在此设立驿站当不为奇。元朝统治在江西确立后,承继了南宋渐趋稠密的驿站网,并使之更加严密便捷。
元中央政府于江西境内设立驿站是始于统治基本稳固,战事退居次要地位之后。至正十二年(1275)秋七月,左丞相伯颜直趋临安,右阿里海牙规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取江西”,江西诸州军望风而降短短九个月,蒙古铁骑横扫赣都大地。第二年十月,设江西、江东等五道宜慰使。至元十四年(1277),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但此后江西境内和周边地区仍有此伏彼起的抗元斗争,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的治所一再迁转,时而在南昌,时而在赣州,还一度并人福建行省。因此,这段时间元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在江西境内设立驿站。直至至元十九年(1282)四月江西及周边地区基本稳定,世祖才允给江西行省五道铺马圣旨并规定“南方验田粮及七十石者,准当站马一匹”。这是目前所见给江西行省铺马圣旨的最早记载。由于这道诏书同时允给南方其他行省铺马圣旨,并下达了南方签发马站户的标准,这可看作是江西设立马站的开始。水站的设立要滞后些,具体时间尚未见史籍记载,但最晚不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因为该年龙兴路樵舍等驿已出现站船不敷的情况,必须增置站船。
那么元代江西到底有多少驿站呢?长久以来,由于“江西”这一政治地理概念的古今错位,历来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认识。光绪《江西通志》载元代江西有驿站154处,其中马站85处,水站69处。现代一些研究者在论及江西交通史时,则未加甄别,援引该数据。其实光绪《江西通志》的编修者在抄录《元史·兵志四·站赤》的数据时,没有仔细考虑元代“江西等处行中书”与清代“江西省”的地理错位。元代的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包括今日江西省的大部分与广东省的大部分,而清代的江西省与今日之江西绝大部分保持一致。依据《经世大典》“站赤七”与“站赤八”的记载,今日的江西在元代当有112处驿站(含权设水站、马站各三处)。这是元代江西等处行中书省直隶各路89处驿站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江东道饶州路、信州路、铅山直隶州23处驿站之和(婺源县隶属江东道徽州路,无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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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代江西驿站的几点分析:
首先,《经世大典》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成书于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故该书所载驿站不能反映整个元代江西驿站的设置情况,只能反映至元末期的情况。虽然史籍没有明载《经世大典》所录的这份档案的具体年份,但可推断出来。至元三十年(1293),一直隶属江西行省的兴国路改隶湖广行省,而《经世大典》中兴国路的驿站设置情况没有记录在江西行省之下,故其上限可截至至元三十年(1293)。元贞元年(1295),余干县升为州,但档案中依旧以余干县称,所以其下限可截至元贞元年(1295)。《经世大典》在记录这些驿站时,称“吉安”仍为“吉州”、“会昌州”仍为“会昌县”,而“吉安”、“会昌州”故都是至元以后的事情。
其次,由于驿站的设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世大典》又只记载了至元末的江西驿站设置情况,元代江西实有驿站当不止112处。稽考地方志书,光绪《建昌府志》载南城旧有曾潭驿、游原驿、硝石驿、蓝田驿,新城(今黎川县)旧有凤池站,均为“宋置,元末毁”,而《经世大典》只录有南城在城水、马站及蓝田站,其余缺载。其他几处驿站当为至元以后的治平时期在宋代原有驿站的基础上重新设置。再如铅山州汭口水站,原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中书省为方便福建运输官物而令江淮行省(后为江浙行省)于“铅山州管下立车盘旱站一处,于汭口立水站一处”,作为福建绕道信州的中转站,但《经世大典》只记录了车盘旱站,汭口水站失载。可能的解驿有两种,一是铅山州认为于汭口立水站不妥,于是改为在石溪立马站,故《经世大典》载有石溪站,二是至元末地方官上报驿站材料时,汭口站尚未设置好。总之,元代江西驿站实有数目当在《经世大典》所记录的112处之上。
再次,元代江西驿站的分布是以行省治所龙兴为中心,沿鄱阳湖和赣江、抚州、信江、锦江、章水、渝水、章水、贡水等几大河流分布,联通省内各主要通道,并通往四邻,长江沿岸也有驿站设置。西部经黄华站过老关可至天临路的醴陵,南部经横浦站过梅关可往南雄的保昌(今南雄县),东北经草萍站可去衢州路的常山,经车盘站过分水关可到建宁路的祟安,西南经蓝田站过杉关通往邵武路的光择,北部经石门站可往池州路的建德(今东至县)。诸路中最繁忙的是鄱阳湖—赣江—章水沿线驿站,除正常的官员往来、贡赋转运,还因广州在元代为一重要外贸港口,番货运输及相关人员往来亦占据相当份额。龙兴路在城马站有马120匹,在南方仅次于杭州路在城站,而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影响犹存,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这条驿路的繁忙。其次为经车盘、铅山、沙溪、草萍等站联通福建、江西、浙江的驿路,而经杉关联通福建、江西的驿路则相对冷清。虽然在朝廷看来,出入福建,两条驿路当并重,但实际情况却是“福建赴北水陆驿程明有两路,建宁去江浙,邵武去江西。今出使人员多由江浙,不行江西”。虽然明显有两条便捷驿路,但过往人等偏于一方。为均平两路驿站人户的负担,通政院被迫将信州路脱脱禾孙(查验官员)挪往建宁路建阳县,以分拣两路往来使臣。元代杉关通道的相对冷清自至元十九年年(1282)江西行省与福建行省分离便开始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福建行省并入江浙行省更加剧了这种状况。直至元末方国珍起事后,分水关通道相对冷清的状况才有改变,并在沟通江西、福建两省中作用日渐重要。另外,福建汀州路经瑞佥,沿贡水人赣江的通道更多地承担省内交流的任务,省际交流色彩较淡,因为“南剑路顺昌站西至汀州路南莲、明溪一带站赤即系僻路,使臣稀少”,因而元政府只在贡水沿线权设六处驿站。至于赣西锦江、渝水沿线驿站,也主要供省内使用,同时联通湖南。
最后,元代江西境内只设有水、马站两种驿站,不像邻近地区,还有轿站、步站。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都阳湖水系覆盖了江西绝大部分地区,依靠船只便可通达各地。而沿河地带相对低洼平坦,马站也多沿河流设置。这两种驿站均沿河设置,非常便于水陆转运。可以当时船、马两种交通工具已足够应付江西的驿站使用,无须设立专使人力的轿站,步站。这是元代江西交通条件相对优越的反映。
另外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元代在这一百多处驿站串联起来的道路上,不仅有身着华服的官人和特权商人穿梭往来,更有无权使用驿站设施,享受驿站服务的普通商民通行其中。驿路在元代江西的对外经济交流、文化传播方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今日研究驿站、驿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如金溪人危素未仕之前,与江之西东的硕学鸿儒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送友去龙兴,经过抚州路清远水站,便写有《过清远驿》诗“云满故乡芳草迷,江东江西人别离。征船几日洪都去,清远驿前听子规”。正是这些驿路织就的交通网使元代江西在继续保持南宋经济、文化发展势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
站户是元代诸色户计的一种,在国家户籍上自成一类。元代驿站所领户数差别很大,“多者三二千,少者六七百”,而其时全国驿站在一千五百处以上,故站户数量很多,在元代诸色户计中超过军户,仅次于民户而居第二位,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那么元代江西一百多处驿站到底有多少站户呢?史籍中对此没有明确记载,但《经世大典》记载了绝大部分驿站所拥有的马匹数、船只数以及船户数,为推断元代江西的站户数量提供了重要依据。
船户的数量比较容易获得。《经世大典》“站赤7”与“站赤8”中,除未记载赣州路三处权设水站和饶州路各水站的船户数外,其余均明确记载,且区分正贴(元代站户与军户一样,在户籍上区分正贴,凡养马之家或出船夫之家即为正户,其他出钱物津助之家为贴户)。具体数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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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没有列出饶州路各水站和赣州路权设水站船户的数量。饶州路元代隶江浙行省,而江浙行省在签发水站户时,大多遵行的原则是“八石之下,二石之上有丁户内差拨充水站户,每船一只,用船夫八户或十户,周岁除苗米四十石”。如杭州路浙江站有船15只,正户15户,贴户135户,信州路玉山站有船5只,正户5户,贴户35户,多为正户1户,贴户7至9户共当站船一只。如果折中取8户共当站船一只计算,则饶州路有船20只,共计船户180户。对于赣州路三处权设水站,至元以后的情况不得而知,无法断定是被撤销,还是转为正式驿站,抑或维持权设性质。考虑到这三处水站虽然在沟通福建、江西方面作用有限,但在联系赣州路东部广大地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因而此处依据邻近的兴国县两处水站的签发原则——八户共当站船一只来计算,那么三处权设站拥有站船6只,共计船户48户。这样一来,至元末期,江西共有水站户9260户,平均每24户共当站船一只。这个数字远远高于邻近地区,是官方规定的3倍左右。因为江浙行省如前所述,多为8至10户应当站船一只,湖广行省的情况亦相类似,而江西行省直隶各路,除兴国县为8户、南康路为10户共当站船一只外,其余均远远超过10户,多者如大庾县在城站,只有船7只,正户56户,贴户竟达1108户,平均每166户共当站船一只。依据站船一只免交税粮40石的规定,江西水站户户均免粮1.7石,而江浙行省为4-5石。税粮由土地面积和肥瘩程度决定,由此可知,元代江西水站户与邻近地区水站户相比,拥有的土地更少更差,更为贫弱。这一点可从至元后期江西行省补签水夫得到进一步证实。“至元二十五年,龙兴路樵舍等驿站船不敷,增至(按当为“置”)九艘,该佥正贴水夫二百九十一户,总计粮田二百一十六顷八十四亩。至元二十六年,吉州路五云、造口二驿增置(按当为“各增置”)船一艘,佥水夫四十六户,总计粮田四十六顷七十三亩。二十七年,赣州路水西、攸镇二驿各增船二艘,佥水夫八十二户,总计粮田九十六顷。”。这三年补签水夫都是以平均二三十户当站船一只的原则签发,户均人站地土一顷上下,比湖广行省船户在“地一百五十亩之上、二百亩之下户差拨应当”的标准要低。因此,江西的初签、补签船户都相对贫弱,而且,由于站户负担沉重,富户千方百计规避站役,江西水夫呈现日益贫困化的趋势。
既然江西的船户相对贫弱,那么马站户当存在同样的情形。元代江西66处马站,共有马2307匹,其中正马1161匹(含赣州路三处权设马站不分正贴之马20匹),贴马1146匹(依据《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7”和卷19423“站赤8”所列江西马站马匹数统计)。元代南方诸马站答发站户是“验田亩签之”。由于江南田地品级差别太大,元代官方文书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的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因此签发马站户的标准往往由田地数折换成税粮数,以税粮70石养站马一匹,人户则为一户至八九户不等。由于马站的维持费用浩大,故官方规定的马匹免粮数高于船只30石,但船、马对应人户数量差别不大,均为十户之下,因此马站户的签发标准高于船户。元代江西户均土地不超过二十亩此处为估算数字。元代江西有近万户,耕地面积不超过万顷,上述人站土田一顷左右的相对贫弱的水站户在江西当是经济状况不错的人户,而马站户签发标准更高,江西势必同样没有条件依据国家规定的十户之下共当站马一匹的人户数量签发站户。如果江西马站户根据船户与南方其他地区船户签发的比例关系,同样以3倍,即24户当正马一匹计算,那么江西当有马站户27864户。乍一看,这种推断显得非常冒失。首先是因为南方普遍的一匹马对应户数不可考,此处以8户作为平均数,依据的是一户至八九户当正马一匹的原则,考虑到富户多逃避站役,故应往多处推算,但又不致多到9户。其次,江西每匹马应对户数为南方其他地区的3倍,依据的是水站户的签发比例,马站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推断又并非完全脱离事实。首先,以24户当正马一匹,平均每户免粮2.9石,是上述船户免粮数的2.9倍,与官方规定的马匹和船只总免粮比例相一致(70:40)。其次,元代江西差设里正、主首,“并以一石之上为则”,“所辖路分合设袛候、曳剌、牢子等”,都在“税粮三石之下户内差充”,而这些职役都是以殷富者充任,这样看来,户均免粮2.9石的马站户与户均免粮1.7石的水站户在江西都算殷实人家,符合元代在中上户中签发站户的原则。再次,元代四川站户为三十家应站马一匹,亦远远高于南方其他地区,而江西其时人地矛盾尖锐,百姓困乏,二十多户共当正马一匹当不为奇。由此,至元末,江西站户共计37000多户,每站平均户数为300多。如果加上至元以后陆续设立的新驿站,元代江西站户当在4万户上下。如果以每户5口计算,那么当时江西有20万左右的劳动者应役于各驿站。
元代江西站户负担极其沉重,不仅要接送使臣,递解官物如粮食、宝钞、蒙山银锭,还要上贡特产如天鹅,站户日益贫困。崇仁人杨汝玉人临川云山马站充站户,人站之初有六顷多田地,家庭经济状况还不错,当站几年后,却因“当站困乏,节次出卖田产”,直至一无所有,还得继续当站。而至元后期龙兴、吉州、赣州补签的水夫当站数年,却未蠲免田粮,承担着民户与站户的双重责任,其因窘程度可想而知。虽然元朝最高决策层屡次申斥使臣,要他们体恤站户,但同时又频繁给驿,结果是过往使臣越来越多,站户越来越贫乏,驿站系统难以维持,以致早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通政院就派员整理江西站赤,天历元年(1328),监察御使又上书诉江西水陆诸站供给繁重。虽然元朝政府主观上力图维持驿站系统,经常核实站户,补签站户,但由于给驿泛滥,吏治腐败,元中期以后,驿传制度日趋弛废,站赤倒断之事时有发生,而其时距元亡已为时不远了。
作者:吴小红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耿 曈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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