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口述最可怕现场：失踪女孩的出租屋里，洗衣粉和洁厕剂都被用光了 | 法医实习生08

大家好，我是陈拙。

法医都觉得可怕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法医作者，他们都有各自的回答，有说最害怕去了现场发现是熟人家，还有更多的，说出来我都觉得毛骨悚然，比如水泥尸棺、还有养了猫狗的孤独去的人。

法医廖小刀有他自己的答案，很理性，他觉得最可怕的现场，应该是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案子难办——

太过于干净的现场。

2004年8月，刚刚穿上警服的他，接触了正式入职后的第一个命案，现场干净到没有一点点痕迹。

他因为这个案件被批评了很多次，他也埋怨过，为什么自己没有更高超的技术，或者更好的办公环境和法医仪器？再不济，给自己一点点好运气也行啊！

他跟我详细讲了这个案子，我鼓励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故事特殊，特殊在不仅仅是在讲案件。

它还是在讲法医的各种职业细节，而种种职业细节之下，我看到了一颗真诚的“法医之心”。

2004年8月，刚结束新警培训的我，格外讨厌法医队的解剖室。

太逼仄了。

这里甚至不能被称为一个正经的解剖室，可以的话，用“杂物间”来形容它更恰当。毕竟它原先就是停尸间里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改造的。每次队里来活了，我就得穿过众多的冷藏尸柜，才能走到这个小房间里。

本来就小的房间，只堪堪放得下“T”字形的平台。平台上端靠着墙，下端接着水泥解剖台，台子和普通单人床的唯一的区别是多了两个水龙头，干完活儿，一拧水龙头，血迹就冲走了。

解剖室大概的样子

冲不走的是味道。

因为房间太小，气味散不出去，我们尤其不敢把巨人观的尸体带回来解剖。我的师兄新哥他们几个，也嫌弃这里，冬天宁愿在河边铺个席子，蹲着就把巨人观的水浮尸解剖了。因为河滩上有风，所以没解剖室里那么臭，唯一坏处是蹲久了站起来，不仅头晕眼黑，腰也总是格外酸胀。

师兄们和我这个新人法医，对此怨言已久，那时我常想，一支军队的战斗力靠装备，那我们法医呢？应该靠的就是一个待得住的环境和相对高精尖的设备。尤其我们是在一个年度发案率频繁的城市。2004年那时候，全年命案84宗，尸体超过500具，其中要解剖大约200具左右。

但我也只是把怨言藏在心里，毕竟刚刚转正的我，还欠了一笔巨债——父亲那二十多万元做生意欠下的债务，是我用自己名字打的欠条，如今解剖一具尸体有几十元的补助，只要有活儿来了，我就会积极地跟去解剖室。

队里的前辈们也都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能在这种环境下干活，就说我这人足够努力。

其实我是足够贫穷。

很快又要到一年的冬天，新哥招呼我，要出现场了——但他也提醒我了，这一次没有尸体给我解剖。

我仍然兴致不减。

这算是结束了培训的我，成为新法医后接触的第一案。

新云村，老城区的出租屋，房东前几天来了两次三楼。

这层楼的租户是两位女租客，屋子里明明东西都在，只是到了交租时间，却再也联系不上她们。

房东又来到了这栋楼的时候，听到楼下有人敲门，一看是两个穿着警服的人，也就是我们。他还挺纳闷，自己没报警啊，警察怎么就来了？而且还拎着箱子？

他见我们什么都没说，只能不情愿的开了门。

“发生什么事了？”路过的租客，看到警察来了，也赶紧问房东这是什么情况。

“我点知啊（我怎么知道）？阿sir叫我开门，我就开咯！”

房东不满地嘀咕，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围了上来，想看看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门推开就是小客厅，两室一厅的套房，空空荡荡，只有靠阳台的那面放了一个玻璃茶几和一张老式红漆木沙发。

我拎着两个箱子跟在新哥后面，把门一关，才算是把围观的视线隔开。

看着屋里简单的陈设，没有尸体，更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我一时无从下手，问新哥：“关键要看什么？”

“看看现场有没有可疑。”新哥头也不回，率先钻进了房间。

往往法医走进一个屋子，里边没有尸体，就意味着我们在找一样东西——血迹。一个人无论是被殴打还是杀死，都极可能在现场留下血迹，那滴落的形状和角度，会告诉我们公安这里几时发生了何事。

然而我看了看地面暗花的浅色地板，不敢随便放下箱子，就怕会压住上面潜在的血迹。

我把勘察箱和物证箱，放在了玻璃茶几上。

新哥还在卧室找血迹。

卧室共有两间，分别摆着一张床，第一张床上铺着简陋的席子，第二张床上垫的是床单。新哥看着两张床，打开了简易衣柜，里边出现了许多特别暴露的服装——往往这样的床品布局，意味着这里住的是性工作者。

两张床上都有被子，新哥翻过了，没有血。

洗手间里是蹲坑，白色的瓷砖墙上干干净净，新哥用折好的滤纸尖蹭了好几个角落，但联苯胺实验都呈现阴性，也没有血迹的意思。小阳台窗户上晾了一个拖把，房间里却没有扫把和簸箕，新哥不死心地翻看了一遍拖把条，可上面还是没有血迹。

这样的勘验结果，让我有些动摇：这里真是一个犯罪现场？

新哥站在房间中间，有些不死心地望了一圈，最后也没给出回答，只是示意我扛着拖把，一甩一甩地回刑警队。

队里针对我和新哥的调查无果的结论，开了一个会，参会的有刑警支队长老秦，和我们法医队实际负责人钊哥。

散会之后，钊哥脸色不太好，把笔记本丢回办公室，就叫上我和新哥：走，再去一趟出租屋。

进门后不到十分钟，他只是粗略走了一圈，面对的是和我们所见一样的现场，干净、没有任何异常。

钊哥转头，垮着脸盯着我和新哥，一点一点数落我们——

“这么明显看不出来？”钊哥指着干干净净的厕所反问道，“你们不觉得干净得过分吗？”

“扫把和垃圾铲不见，桶和盆一个都没有，洗衣粉和洁厕精也没有。”钊哥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惊雷一样在我耳边炸响，“这不都是问题吗？你们眼瞎了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钊哥发火。

“一人一块交叉检查，做事用心点吧。”

钊哥情绪明显上来了，声音很低，低到最后叹了口气，给我们划分了勘察区域。

钊哥先去了厨房，很快又钻进洗手间，新哥耷拉着头，按照指挥进了卧室搜查。

而我一个人被留在最不重要的客厅。看着钊哥的背影，我有些羞愧，又觉得委屈，作为跟班的一个年轻法医，他说的那些现象我看不懂，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看着身上的新警服，这是为了“第一班”正式换上的，没想到这一班真不好过。我和新哥在各自负责的领域搜索着，但不约而同地，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钊哥身上——或者说，是他所在的厨房和洗手间。

我们没跟房东和群众从一开始就直说，因为这是一起碎尸案，凶手有可能是在这间屋子里行凶，杀害两名女租客的。

而厨房和洗手间正是碎尸后上下水的关键场所。

此案源于前段时间，有人报案说发现了一个人头，从那时开始，我就陷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里。

发现人头的地方是在新区大桥下，从公安局过去，也就二十分钟。

那天，刑警队长老秦看到我们法医到了，就招手让我们过去，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停在我的新警服上，很怪的感觉。

然后他示意派出所民警从头跟我们介绍案情：“港多一次（再讲一遍）！”

民警说，早上九点的时候，一个钓鱼佬在大桥下钓鱼，钩住了一个黑色塑料袋。等他把塑料袋从桥墩附近拖过来时，才发现里面装着一个女性头颅。

“就系果度！（就在那边）”，民警伸手指着河滩边。

等我戴好口罩和手套的时候，新哥已经抢先一步捧起了塑料袋。袋子上有个巨大的豁口，从撑开的破口望进去，塑料袋里分明装着一个长发缠绕的人头。

等到新哥把人头取出来，我这才看清楚，这是一个从第四颈椎离断的头颅，骨质断面平整，皮肤切割整齐。

死者的头发大约四十厘米，上面黏附着血迹和细小的污物，我帮新哥分开死者的头发，她的面部皮肤白里透着青，柳叶眉明显是经过精心修饰过的，耳朵上还戴着银色耳钉。

死者的左额头有个醒目的弧形伤口，新哥挤压时，那里还会往外渗血。

这分明是才分尸没多久！

新哥收好装头颅的塑料袋，又把头颅连同垫布一起放进纸箱，就招呼我离开：“回殡仪馆看！”

看着我们匆忙的脚步，或许是担心看得不够仔细，老秦叫住了我们：“甘快（这么快）？”

新哥停下脚步示意我先去放物证，转身和老秦汇报，等我再跑回来的时候，新哥已经讲到最后几句话。

“大概率是钝器打头致死，死亡时间很可能不超过四十八小时。”新哥转头望了望发现头颅的桥墩，“最好再找找有没有其他的尸块。”

“郁起来（动起来）！”老秦示意外围的民警和治安员一起动手。看着稀稀拉拉走向河滩的人群，他还是觉得不够，又拨通了派出所和刑警队的电话。

反正不管其他人手里有什么案子，都没有杀人碎尸案来得重要。

河滩边的搜索还在继续，我和新哥已经赶回了殡仪馆，我们那个简陋的解剖室就在这里。

但再简陋，这里的解剖工具至少比带去现场的齐全。而且水泥修建的解剖台，高度适合，比起蹲在河边捣鼓还是轻松很多，尤其是需要仔细处理，比如给死者剃头发的时候。

我先是把长发剪短，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头发生长方向给她剃头，直到刮成光头停下来。

新哥把头颅转了一圈，又清理一遍头顶创口边缘的毛茬，这才让技术员照相。

在剃头的时候，我已经发现，除了左额头的创口，死者的左侧颞部到头顶部还有三个创口。

这些创口的边缘都不规整，形态也都全然不同，又和额部一样的弧形，也有不规则的星芒状，但所有的伤口都很深，扒开创口边缘，还能看见颅骨上细碎的骨折线。

分开头皮，检查了颅骨上的骨折线，我准备开颅。

新哥却觉得我不够利索，夺过锯子几下把颅骨切开。和预料中的一样，创口对应的地方不仅有凹陷性骨折，也有明显的脑挫伤，死因毫无疑问是颅脑损伤。颈椎的断口平整，在边缘还有两个小豁口，我记得上一次新哥教过锯子和砍刀的区别，果断判断分尸工具是斩骨刀。

结果新哥这次却没有问分尸工具：“看得出来是什么打的吗？”

我看着创口边缘的撕裂痕迹，和头颅的骨折线，知道是钝器，却根本回答不出来细分类。

新哥把切片的脑组织放回了死者颅腔，示意我穿针缝合头皮，接着就开始了教学：“创口内组织挫灭明显，又都是凹陷性骨折，骨折线细碎，大概率是铁器。”

“几个伤口都有类似的弧度，圆头锤子的概率最大。”

“回头多看看物证论坛，那本《法医损伤学》也要多翻翻。”

虽然隔着口罩我看不出他的表情，但我感受到了，他是失望的——致伤工具的问题，他已经教过我好几遍了。

我点头承认，正发愁如何挽回丢掉的印象分。新哥又指着我的领口：“对了，下次出现场别系领带，容易弄脏。”

我低头一看，因为解剖服不透气，领带已经被汗水浸湿，软趴趴地耷拉在衬衣上。

为了今天的正式上班，我不仅扣上了警衬最上面的扣子，还系着领带。难怪今天一出现场，队长老秦就把我看了半天。我以为这是着装规范，可在前辈们看来，仅仅是碍事而已。

就在我因为手艺不精和服装而窘迫时，新哥一声招呼，把我唤回了现实世界：走！去找颗柚子！要和人头一样大的！

“这能行吗？”我看着新哥手里装着柚子的塑料袋，有些怀疑。

原来，警队出动了大几十号警力，甚至还有水警打捞，可除了那个人头，河里没发现任何新的残肢。

警队想要搞清楚抛尸地点，到底是桥上还是河边。如果凶手是开车路过桥上，那随手扔下人头，河里自然不会有其他尸块；在河边抛尸的话，结果则完全相反，河里必然有我们没找到的尸块。

知道了凶手的抛尸地点，我们就有了追查的方向。

为了解决刑警队的疑问，新哥决定做个实验——

前两天我在办公室看《拉斯维加斯CSI》，新哥凑过来看的时候，恰好是主角用塑料模特做高坠实验。他觉得，既然高坠能够用模拟实验来判断起坠点的初速度，那是不是从桥上抛尸，也能用实验来验证？

于是他就对比了装头颅的塑料袋，去超市买了类似材质和尺寸的袋子，至于人头的替代品，他要来了当季的大柚子。他说柚子大小合适，还摔不坏，试验完了还能在办公室开柚子吃。

装柚子的塑料袋一个接一个地抛下去，有的摔在水边，还有一个落在了岸边泥地上。

新哥看我还在桥边往下瞅，拍了拍我的肩膀：“赶紧去捡回来啊，不然飘走了吃啥。”

等我们用长杆子把水里的塑料袋都钩回来才发现，六个袋子包括掉在泥地那个，每个都有破口，还有一个破口太大连柚子都漂走了。而我们找到的人头，外边的塑料袋没有破，这说明凶手就是在桥下抛尸的。

我站在新区大桥下，放眼望去，江水悠悠不知何处是尽头，道旁鱼塘映着白云蓝天。可我无心欣赏美景，只想抓住更多线索。

现在去掉桥上抛尸的选项，看似缩小了凶案第一现场的范围，但破案的难度还摆在那里。

因为从前面的尸检情况看，就算人头很“新鲜”，凶手大概是在肢解了人的后一晚抛尸的，那八九个小时的时间，足够头颅顺水漂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更关键的是我们没法判断，头颅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桥墩后的涡流捕获。

沿途两岸都有可能需要大量民警调查走访，才能锁定凶案地点，继而找到凶手的活动范围。

难题还摆在眼前，但新哥看起来挺开心的，尤其是钊哥还答应了报销买柚子的钱。

“长命工夫长命做。事已至此，先吃柚子啦。”新哥掰开柚子，用港片里的台词招呼大家一起吃。

我吃着柚子却不明白，为什么侦查员们随便报销，我们法医这边买几个柚子做侦查实验，报起来都是天难地难？

刑警队就连值班费都要打折，我们也就只有一项报销从来不卡，那就是法医的尸检费。

新哥告诉我，就连这个尸检费，都是当初另一个师兄赌上前程换来的，那师兄和领导说，本地送葬都有十块钱洗头费，这点尸检补助都舍不得，那就让侦查员轮流去解剖。

然后这个师兄就被换岗去了派出所。

有了师兄前人栽树，才轮到我这个后辈乘凉，其他人不爱去殡仪馆，可穷苦如我自然热衷于泡在那边打工还债。

记得发现头颅后的几天，我和新哥一直也没收到新的消息，也就只能泡在殡仪馆干到了中午饭点，好容易赶到饭堂关门前回到局里。

刚吃了几口饭，新哥就接到了电话，对方说隔壁辖区发现了两个腐败尸块，分别是女性的右手和左脚。

有可能和我们找到的头颅出自一人。

开车一个半小时，我们赶到了隔壁区的殡仪馆，新哥的同班同学李锋就在这里当法医。

我们跟着李锋去了解剖室，走到解剖室我和新哥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们的解剖室是单独一排房子，有更衣室，也有检材存放室。等到推开解剖室，我才发现，这里的解剖台和边柜，都是不锈钢打造。

新哥摸着光亮得能照出人影的解剖台，有些不淡定了：“你们啥时候修的？”

“刚启用不到半年，全新的。”李锋看似不经意的一嘴，却让新哥陷入了沉默。

看着我们不吱声，李锋指着解剖台上的尸块介绍。他们前一天发现尸块的河流，就在我们发现头颅的下游。

两个尸块装在两个黑色塑料袋里面，右手是齐腕离断，左脚是齐踝关节离断。从大小判断是女性，虽然还没来得及DNA，但腐败程度和分尸手法完全一样，又是同时发现，大概率属于同一具尸体。

李锋中午回到办公室，看过我们的协查，觉得都是同一条河，死亡时间又接近，就打了电话给新哥这个同学。

虽然新哥不停地点头，但我总觉得他的注意力根本没放在尸块上，而是在这个崭新的解剖室上。

果然回到局里，新哥就去了钊哥的办公室，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啥，但第二天早上开会的时候，钊哥就吩咐岩哥打听周边还有哪里修了新的解剖中心。

“不要只盯着县区级单位，我们比那些市局，工作量和工作成绩都不差。”

听到钊哥这样吩咐，我感觉新哥的眼睛都亮了，他平时可没少抱怨解剖室的逼仄。

比起广州和深圳殡仪馆的法医解剖中心的高大上，我们那个原本是杂物间的解剖室，可以说是寒碜到了极点，唯一值钱的电动开颅锯，也就一万八千块。

如今老一辈的法医都轮岗去了别的部门，法医队伍的主力换成了新哥、岩哥，还有钊哥。大家都是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人，自然不满足于现状，尤其是这次新哥被刺激到，本就心动的钊哥也就行动了起来。

“他们（辖区）还没我们有钱，凭啥我们不能建。”新哥偷偷转过身和我嘀咕，显然对说动钊哥有些得意。

岩哥估计了一下初步预算，大概要三百万，这可是法医办公室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预算。以前一年包括尸检费，刑警队也只是拨过来不到二十万，这一下子要花出去三百万，钊哥也有些踌躇。

要启动这么大一个项目，按照老秦的说法，就是技术队得做出成绩让局里看得到。

不然谁愿意花大价钱更新高精尖设备，顺便改善几个法医的工作环境？

我回想从自己入职实习以来，确实跟着新哥和岩哥，看他们破案，做出了成绩。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如今这个局里最重视什么？就是眼前这起恶性的碎尸案，没办好它，之前的那些工作，在队长老秦的眼里都不够看。

好在这一天，隔壁辖区发现的右手DNA结果和人头的一致，采集到的右手指纹，还对上我们这边一个前科人员：李静怡，二十一岁，贵州人。她在新城酒吧上班，说是酒水销售员，其实也是三陪女，因为卖淫还被处罚过一次。

我和新哥根据登记的出租屋地址，去勘察过一遍，可我们没在李静怡的出租屋找到任何血迹。

因此也就无法确认那里是不是杀人碎尸第一现场。

回到局里，队长老秦听到新哥说不确定出租屋是不是现场的时候，立刻皱起眉头：“丢拿星！系唔系都搞唔清（cnm，是不是都搞不清楚）？”

老秦转头看身为法医负责人的钊哥，问对方有没有去现场看过？

钊哥刚想解释，直接被老秦打断，“成日谂住解剖中心，做哋嘢出来睇下先啦！”

我听不懂粤语，后来是别人解释，才知道老秦说的是：“你们法医队，整天想要解剖中心，先做点成绩出来看看！”

“开完会就去！”钊哥立刻响应老秦。

据说，为了修建解剖室，钊哥和老秦磨了好几次嘴皮子，还递交了报告，可直属领导老秦都不松口，局里就更没动静了。如今这个命案，已经查到死者住处，只要能确定第一案发现场是不是那里，就能极大地缩小侦查范围。

这原本是个挣表现的契机，可显然我们的勘察结果让老秦非常不满意，就连修建解剖中心的计划也因此搁浅了。

钊哥倍感压力。

钊哥和我们来复查现场，他去了最可能发生碎尸的厕所，而我留在客厅。望着地板上三十厘米见方的瓷砖，我努力回忆着新哥他们教的知识，试图辨认出某个可疑的血迹。

可直到我看完地板，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斑迹，我坐到窗边的木沙发上，望着有些斑驳的墙壁，猜测上面的暗色斑点会不会是血迹。

已经西斜的阳光从客厅窗户照过来，让客厅显得比早上更加明亮，身前的茶几在地板上投下了清晰的轮廓。

就在我盯上墙上一个椭圆形黑色斑点，准备站起来靠近查看时，我的目光扫过透明的玻璃茶几。

那本应该完全透明的玻璃上，似乎有些比芝麻粒更小的黑色斑点，我下意识地凑了过去，发现斑迹实际上在茶几朝地的那面，而那些黑色中隐约透着红色。

钊哥和新哥都围了过来，我用滤纸的尖端刮了一个斑点，新哥依次挤上联苯胺和双氧水，刺鼻的气味冒了出来，滤纸上原本的黑色斑迹边缘迅速晕开了一圈蓝色。

这就是血迹。

我转头盯着那个玻璃茶几，那些针尖样的斑点，分明呈椭圆形，放射状的末端就指向我刚才坐的木沙发位置。

“这么明显你们上次没看到？”钊哥转身询问新哥。

我注意到新哥瞬间涨红了脸，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几次也没有说话，我不由得握着拳头，抿紧了嘴唇。

上次勘察的时候，就是我把物证箱和勘察箱放在茶几上，遮盖了这些血迹。

第二天钊哥一早就把办公室的人叫到一块儿，先是安排了送检工作，接着就说起出租屋勘察的情况。重点总结了我们初次勘察的失误，尤其是茶几上的血迹问题，虽然钊哥并没有直接点我和新哥的名字，但全办公室都知道是我俩先去勘验的出租屋。

我顾不得查看其他人的脸色，只记得钊哥最后一句话：“法医是个良心活，随便干也是一天，认真干也是一天。但毕竟我们是法医，担着人命官司，容不得一点马虎。”

正式上班没几天，我就成了反面典型，我顿感无地自容，想起老秦严厉的样子，还有搁置再议的解剖中心，我甚至有些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

虽说正式入警，可第一年只是见习警察，真犯了大错，完全有可能被扒掉警服。

新警培训的时候见过一堆渎职案例，可我一个新兵蛋子，根本无法判断这个错误够不够格。当天晚上，我有些忐忑地和女友木木提起这个事，到最后，她也只能安慰我，“不管怎么样，总有办法的。”

我在忐忑中入睡，恍惚间又回忆起中学时代。

有次模拟考试，最后一道数学大题，我解答到最后，就是（2×2）/（2+2）。在得出2的最终结果后，我验算了两遍都没有发现错误，直到对答案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从那之后，我数学题就几乎没犯过低级错误。

这次也一样，我本以为已经很小心，很认真，但实际上犯的错误却格外低级，虽然我希望以后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如果因此就影响了职业生涯，那才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最开始干这行是为了还债，可我现在，真的有点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和身边这群人。

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结果第二天没有人找我谈话，也没有让我写检查，似乎钊哥不点名批评就是唯一处罚。

尽管钊哥对我和新哥很不满意，但老秦知道勘察结果后，却显得很高兴，“肯定系佢身边人（肯定是死者身边人）。”

确定了出租屋是第一现场，案件的侦查范围缩小了一大半，毕竟敢在出租屋里杀人碎尸的，必定是清楚这里不会被打扰到。

重案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静怡的同住人，一个叫陈美芳的女孩，但是她在一个月前就买车票回了贵州老家。情报核实过，陈美芳的手机现在还在贵州，酒吧同事的反映，这一个月都没有人看到过陈美芳。

按照这个情况来看，她几乎不可能这么快回到广东，杀了人又走。

随后重案队又查到了李静怡的男友郑强，一个长期混迹网吧的男人，可网吧老板证实，案发那几天郑强几乎都待在网吧里，同样没有作案的时间。

就连李静怡最后一个联系人，一个有盗窃前科的男子，同样有不在场证据。

案子陷入僵局。

排查了一圈，又开了无数的碰头会，侦查和法医终于统一了观点，都觉得应该从同住人或者邻居分析。不然其他人怎么敢在屋子里杀人后还不逃，反而留下来分尸。

有同事提出去贵州，他们想碰碰出租屋的同住人陈美芳：“不能她说没过来就不管，万一她买的汽车票呢？”

侦查队的梁哥觉得出租屋那边也还得再去：“我哋再揾多滴人问下（我们再找多点人问问）。”

白天租客大多都外出上班，梁哥和他的徒弟胜哥特意选了晚上去走访，这一周多的时间，已经有三个租客准备退房搬走，只是房东扣着押金，暂时僵持住了。

按照房东反映的情况，梁哥他们先是去这三个房间走了一圈，还特意抛出诱饵，问他们是不是知道三楼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三个租客都表示，只是听说三楼出了凶案，感觉害怕就想走，具体发生了什么自己完全不知道。

他们也并不认识三楼的租客，甚至说不清那里到底住了几个人，是男是女。

梁哥他们又问了几家，也都推说自己整天上班，啥情况都不知道。倒是胜哥想到碎尸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楼下的租客可能听到什么动静。果然在问到李静怡正下方的租客，有没有听到什么剁排骨的声音时，那个女租客的反映，前段时间楼上确实有人大半夜的剁东西，吵得她睡不着觉，她还打开窗骂了人才消停。不过她也不认识楼上的租客，不知道楼上到底住了什么人。

就在梁哥他们准备离开时，女人的丈夫刚好推门回来，对方看见两人还愣了一下。在得知是警察上门，了解楼上租客情况时，男租客表示，他见过楼上的两个女人。

“都长得挺好看，不过看穿着不像是普通打工的，你们都懂的。”男租客给了个眼色，又赶紧回头瞟了一下老婆。

本以为这个早出晚归的男租客，并不能提供什么有效信息，结果男租客随口一句话让梁哥他们愣住了。

“前短时间，有个靓仔跟她们住在一起，齐人之福啊。”

可惜男租客根本记不清对方的样貌，只是说那个男人应该在楼上住了挺长一段时间。

这个男人是谁，梁哥他们觉得陈美芳肯定知道，如果她连这个男人的身份还隐瞒，那她同样就有了嫌疑。

梁哥他们再次联系到陈美芳，对方很直接地承认，那个男人就是她的男朋友邹志文，也是贵州人，二十六岁，现在一家电子厂当保安。

陈美芳说当时邹志文租约到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就临时住了两个月，她回贵州前，他就已经搬走了。

或许是梁哥的追问让陈美芳警觉，她开始强调刚认识邹志文不久：“都是玩一下而已，又不是要嫁给他，他有什么事我可都不清楚。”

虽然陈美芳说邹志文没有房门钥匙，不过梁哥他们觉得这个男人住过这么久，没有钥匙也能敲开房门。

重案队犹豫着要不要上门试探，老秦知道消息后，直接让重案队派三组人抓捕：“怕咩啧，捉返来先港（怕什么，抓回来再说）！”

抓捕时间定在凌晨三点，梁哥他们提前从房东那里拿了钥匙，邹志文还在睡梦中就被戴上手铐，拉回了留置室。

等到我和新哥得知消息，拿着物证提取箱赶过去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我戴上手套，写好血卡的时候，瞟了一眼电脑桌面的笔录，上面只有身份信息的内容，显然还没有审开口。

邹志文身形偏瘦，穿着牛仔裤和短袖T恤，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缩在铁椅子上，不住地打哈欠。

虽然他极力做出放松的姿态，但抽血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身体都跟着颤了一下。而当我们让他脱下鞋子，翻过来检查鞋底的时候，邹志文像是怕冷一样，光着的脚趾一直在扭动。

或许是看出了对方的心虚，梁哥忽然插了一嘴：“你话冇去过，甘果度就冇可能有你鞋印咯（你说没去过，那出租屋就没可能有你的鞋印）。”

“果个锤系不系好犀利，好好使？（那个锤子是不是很厉害，很好用？）”

“刀呢？买噶定系果度噶？（刀是买的，还是原本那里的？）”

一连串反问，让邹志文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我注意到他的脚指头弓起使劲地抓着地板，连面部的肌肉都绷紧了。

或许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梁哥让我们在派出所办公室等等，至少吃过午饭再走。

结果还没到十一点，胜哥就兴冲冲地跑了过来，说是让我们一起去指认现场，邹志文已经招供了。

邹志文是九月份的时候搬到女友陈美芳的住处，也在房子里居住的李静怡，当时就提出反对，说水电费要出更多。

陈美芳一顿劝说，答应多出水电费，加上邹志文又送去零食水果才顺利住了下来。

时间一久，李静怡放下了戒心，但因为她在酒吧陪酒，穿着打扮必然特殊，回家走动的时候都被邹志文看在眼里，邹志文就觉得是对方在勾引自己。

或许是陈美芳也察觉出邹志文的不妥，一直催着他搬离，还让他把钥匙也留下，实际上邹志文在走之前就配好了备用钥匙。

在得知陈美芳回贵州，暂时不回来的时候，他就起了心思，有天晚上提前进屋子等着李静怡下班。等到李静怡进房子之后，他强行侵犯了对方，完事之后，随手扔了两百块钱。

“反正都是出来卖的，我也只是照顾一下她生意。”邹志文觉得他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太过冲动。但李静怡却不这么认为，她一再强调对方使用暴力就是强奸，要摆平这个事情，至少要给她一万块。

两人坐在客厅开始谈判，但邹志文咬死不答应钱，“她哪值这个钱，那个婊子就说要报警抓我。”

在李静怡拨打电话的时候，邹志文抢过了手机摔在地板上，随后两人厮打起来。邹志文摸到原本放在木沙发旁的铁锤，一锤子就敲在了李静怡的头上。

李静怡吭都没吭一声，直接瘫倒在地板上，他又是几锤子，鲜血飞溅，李静怡彻底没了气息。

在呆坐了一天之后，他去街口的超市买了斩骨刀和塑料袋，把李静怡的尸体拖进厕所分解成了上百块。装好袋子之后，他骑着摩托车，分次把尸块抛到了远离城区的大河里。

随后他连夜用洗衣粉和洁厕精，彻底清洗了两遍厕所，把客厅染血的窗帘和用过的清洁用品都丢去了垃圾屋，锤子和菜刀就丢在了流经城区的小河里。

城区的小河尽管通过水闸和大河相连，但生活污水加上住户倾倒的垃圾，让河水格外浑浊腥臭。本以为在这淤泥足有半米的地方很难打捞，结果在临时关闭水闸，水位下降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在淤泥里冒出木柄的锤子。

或许是锤子和菜刀的打捞让我们的运气用尽，我们按照邹志文交代的位置，沿河找了两遍，也没找到其他尸块。

即便如此，这也是证据确凿的一桩凶案，邹志文再无翻供，接受审判。

除了案子顺利告破以外，我们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解剖中心预算，也顺利通过了局党委会的讨论。

预算还没拨下来，钊哥就在殡仪馆看好了一片空地，那里原本就是一大片种草的花坛。项目开动以后，每次去殡仪馆，我都会特意溜过去看一下进度，看着花坛一点点铲掉，地基慢慢修起来，心中充满了期待。

钊哥和岩哥更是，除了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外，几乎天天到现场监工。有时候他们还会亲自上手，搬个砖、挖条槽，仿佛那正在修建的是自家小院。

整个解剖中心花了将近一年才真正落成，总共有九间房，做了专门的通排风和排污，配了六十个储藏尸体的冷柜。

有意思的是钊哥，建成之前，他常常对我们这些后辈说：“条件好坏都是一样干，法医工作不看设备只看用不用心。”建成以后，我们又招录了很多年轻法医，配置了更多先进的仪器设备，他还是说：“条件好坏都是一样干，法医工作不看设备只看用不用心。”

我知道，更多的人手，和更好的设备与环境，也只是帮助我们加快调查的进度，破获难解的尸骨谜题。

但它们都不是构成一颗“法医之心”的最关键要素。

真正的法医，应该有一颗即便待在只有一个水泥墩子的简陋解剖室，也无比认真的心。

比如我这次漏掉那一滴玻璃茶几上的“血”，这种错误，并非更好的办公室、设备就能避免，更加关键的是我作为法医，能不能在每一个现场和解剖认真到极致。

毕竟这个职业，一次张冠李戴，可能冤枉一个好人，一次疏忽，可能让一个案子再无昭雪之时。

从这桩案件以后，我常常做噩梦，有时候是凶手，更多时候是受害人，被利刃加身的时候，我往往不会被吓醒，我会梦到自己躺在解台上，熟悉的法医拿着刀指着我的伤口报创口长度。

他们也会在我尸体旁讨论损伤成因，因为总是不对，我就会惊醒，还大声喊：“不是这样的，你再认真一点点！”

我很感激这段经历，让我在之后的法医岁月里，一直如履薄冰，直至目前都没犯过这种低级错误。

这篇故事写完以后，小刀和我聊起，这些年法医队伍工作环境越来越科学，所掌握的仪器和科技，强到让人很难想象下一步会演变成什么样。所以我问他，下一步会不会是ai呢？

ai有一天会不会取代法医？或者至少取代某些分析的环节？

小刀说，二十年后的事情，他不好评估，但是只论目前的话，是暂时不会。

他自己也观察过，现有ai只能有限分析文字材料，图片识别能做到分类。问题是，它对于文字中的不合理之处，比如人类编造的谎言就识别不了。或许审讯时，它能通过观察好微表情，来帮助警方判断当事人言辞是否诚恳。

“技术很发达，但很多时候，是人在断案，而它们在辅助。”

小刀跟我打了一个比方，就像骑马一样，需要驾驭者，就算有天发明了小汽车，也暂时还需要时间发展智能驾驶。否则在那之前，还需要人的使用和操作——而且人的作用更关键了。

过去骑马错了方向，顶多跑几十公里，如果汽车下错了高速路口，那就麻烦了。

工具让我们更快，但也要求使用者更加的认真和细心，尤其是法医这种关乎生命的职业。

我听完以后思考了很久，不好说他说的就一定都对，但是，我总觉得这番话，好像针对的职业不仅仅是法医而已。

你觉得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画：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