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7人的游击队发展成一个团，大授衔前被翻旧账，憾失中将军衔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5年，军衔制刚刚恢复。

那年夏天，名单一份份贴出来，营区里热闹得很。

有的人笑着，有的人哭了，还有的人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离开。

周骏鸣的名字，没出现在那份中将名单上。

这事儿在当时没闹大，知道内情的人也不多。

他自己也从没提过，直到多年后，有人偶然翻出一份旧档案，才把这段历史重新拉回到人们面前。

这事儿得从一封“悔过书”说起。

1935年，河南开封。

他和交通员兰德修被捕，押进监狱。

敌人不打人，也不逼供，反而一副“以理服人”的样子，还请来了熟面孔，说什么“我们是新的省委组织，党派我们来重整队伍”。

说白了，就是一场钓鱼执法。

三天后，他和兰德修在牢里对了一夜，决定写封“悔过书”，骗出监狱，再设法联络组织。

当时的环境，白区被反动势力完全控制，真正的地下党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那个所谓“新省委”，其实是敌人搞出来的“红旗党”，专门混淆视听的。

他清楚，如果不尽快揭穿，对方就会趁机冒充正式组织，拉人、扩张、发指令，到时候，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

他赌了一把。

出狱之后，他第一时间找到了王国华和张星江，把自己在狱中的一切细节都说了个明白。

王国华当时是鄂豫边省委书记，听完之后，脸色都变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决定中断与“河南省委”的全部接触，紧急转移人员、销毁密码本、改换联络点。

后来证实，这个决定保住了整个鄂豫边区的游击体系。

如果再晚几天，后果不堪设想。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可要知道那会儿是什么背景。

1934年底，豫南地下党系统几乎被连根拔起，能和中央保持联系的人寥寥无几。

一旦信错了人，整个根据地可能就要垮了。

可惜，这些情节，当年没来得及写进档案里。

兰德修后来牺牲，张星江在战斗中也没回来，知道这件事的人，越来越少。

到了1955年，组织在审查军衔人选时，翻出了那封“悔过书”。

没有解释，也没人能为他作证。

他也没主动开口解释，结果就是——调离部队，错过授衔。

谁都没想到，一封救了整个边区的信，最后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骏鸣是确山人，出身农家，早年考过秀才，最后却参了军。

北伐时期，他已经是营长，混得不错。

但他不喜欢旧军那套，宁都起义时干脆摘了军衔，退了饷银，投奔了董振堂和赵博生，从旧军转身进了红军。

那时候的红军，缺枪缺衣缺粮，什么都少。

可就是这支队伍，把他当人看。

第一次进苏区，一路上老百姓举着红旗迎接，孩子拉着他衣角喊“红军叔叔”。

晚上还有人唱山歌，朱德亲自来讲红军纪律，讲土地政策。

他说，那一夜，他才觉得自己进了一支真正给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底，肃反来得太快，起义来的被一律当“可疑分子”审查。

他正发着高烧，就被列入遣返名单。

朱德给他批了60块路费。

他问：“我回家了，还能干革命吗？”朱德拍了拍他：“能，打土豪，分田地。”

回到确山，他四处找党组织，找了一年多，啥也没找到。

最后干脆自己拉了几十人，打着“打土豪”的旗号搞起了暴动，结果没几天就被刘峙派兵剿了。

后来是老战友带他找到了组织，派他去汝南，再调回确山，不到两年，他又站回了领导岗位。

1936年，他带着七个人、一条长枪、三把短枪，在小石岭打出一面“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红旗。

山里冷清，队伍小得几乎没人看得上。

可他认准了——只要山还在，人没散，这火种就不会灭。

那个时候，整个鄂豫皖根据地陷入低谷。

弹药断了，粮草断了，和中央的联系也断了。

但他没撤。

反而提出另起炉灶，在铁幕山、桐柏山、泌阳、信阳一带重新建点、集人、扩队。

当时的环境，白区警察、便衣、告密的特别多。

他们白天藏在山沟，晚上才敢下村。

枪械靠缴获，粮食靠老乡接济，组织靠一个个支部建起来。

1937年，他去了一趟延安。

朱德听了他的汇报，说了一句话：“你太小了，小得别人看不到你；小得没人想和你谈。

你只有一条路，把力量做大，做到它灭不了你的那天，它就不得不坐下来谈。”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回到豫南，队伍只剩四十多人。

他下命令：“原地整编，恢复队伍。”没多久，游击队扩成一个团，后来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

他当团长。

1938年，他们从信阳出发，走了上千里，到达皖中敌后。

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打了不少硬仗，其中最出名的，是半塔集保卫战。

1940年春，敌人三面围攻，想一口吞掉新四军第五支队指挥机关。

关键时刻，他带着特务排从北侧密林绕过去，后方突袭，打乱了敌军部署，硬是守住了根据地。

后来他升任二师参谋长，参与了解放战争中多个重要战役。

一直到1950年代，都是部队里说一不二的老参谋。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到授衔那会儿，被一封信挡住了去路。

没人说他有问题，也没人公开批评他。

只是那封“悔过书”，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痕迹”。

他没争，也没解释。

后来被调去水利部，当了副部长。

部长是他老战友傅作义。

再后来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农业厅，任副厅长。

级别降了不少，但他从没抱怨过。

住的是普通小楼，走的是公共交通，待遇该有的不落实，他也从没开口要。

一直到他86岁，老战友方毅写信给中央，问题才得以纠正。

他活到102岁，留下一大家子人。

儿女九个，孙辈十五个，加起来二十多人。

参考资料：
赵东云，《新四军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鄂豫皖苏区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张立勇，《隐秘战线：红色交通员兰德修的故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