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女会计因贪污4.5万被判枪决，临刑前悔不当初：我好后悔

“1977年3月5日早六点，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看守所走廊里，一名民警低声逼问。汤兰英蜷着身，嗓子沙哑：“我……我就想让日子体面点。”短短一句话，既像辩解，又像告别。

天色灰蒙，押解车停在院子里。厚铁门砰地关上，沉闷的声响惊起屋檐上的寒鸦。当地干部、县法院干警、医务人员一字排开，程序井然，却没人多看她一眼。毕竟，一个十年里掏走两代人血汗钱的会计，在南通如东县早成众矢之的。

此刻距离案发只有四个月。1976年冬，供销社干部范某怒气冲冲闯进县支行，扔下一叠手写材料：“你们要查就快查，别让我一个人噎着。”纸上密密麻麻记着汤兰英近十年擅自动用库存、伪造凭证的时间、金额、去向，甚至连她哪天请谁吃饭都写得一清二楚。支行行长有些不信：一个普通女会计真能搞到四万多？可再算一遍账，亏空比传言更大。

追查组紧急进驻马塘信用社。仓库中一格格钱箱空荡荡，封条却完好，用老会计的话说：“像切了个无痕口子，钱自己蒸发了。”汤兰英被带走时，脸上居然带着笑，可没人敢说她是没心没肺，更多像是习惯性伪装。对她而言，被抓不稀奇，前两次偷公款也是这样开头，最后仅被除名，连治安处罚都免了。

如果把时间拨回1945年8月，中国战场刚熄火，汤家却正吃流水席。她父亲跑船多年，手上攒了几条木帆船的股份，小镇上算头一号富户。女儿唱小调、穿呢子裙，是招摇，也是底气。汤兰英从小就知道：别人喊她“二候”，背后夹着羡慕。要身段有身段，要见识有见识，唯独没有受穷的经历。

16岁那年，她被分到建筑站做会计，第一天就抱着两麻袋现金去银行对账。说真的，换谁心里都打鼓。她嘴上应着“师傅我先学”，眼神却黏在那几沓票子上。开始只是零星“拆东墙补西墙”，月底补回去没人察觉，她胆子呼呼往大里长。

1965年转到信用社后，她找到真正的“金仓库”——基层储蓄。那个年代，买粮票、买布票，全靠现金先存后取，社里日进斗金，可盘点机制落后，要对上账得调派几级机关联合大查才行。她心里门儿清：只要关系搞得硬，账面永远说得通。于是她先从一只小猪开始试探：报销凭证写“支农补贴”，实物却被端回自己灶头。没人追。随后是家具、缝纫机、两辆自行车，直至1970年前后大规模“搬库”。

外人只看见她穿白衬衫、高跟鞋、戴上海牌手表，没有人细问钱从哪儿来。原因简单，她舍得花。乡里干部下乡查耕种，她备酒两桌；公社土建批水泥，她奉上双份礼盒；就连邻家大嫂借两斤白面，她也大大方方不收钱。“汤二候够意思”成了挡箭牌，村里真有人怀疑，也碍着情面不开口。

1973年前后，银行和财政合并，信用社人手缩减。按惯例要裁她，可她提前去南通给主管会计送了双上海雨靴，那位领导随手批了条子：“汤兰英留用”。这事后来在案卷里被写成“行贿证据”，当时却没人觉得不妥。

说到东窗事发，还得感谢感情纠葛。范某是供销社副主任，平日油头粉面，最怕丢面子。两人好上后，汤兰英不仅管饭还“管”现金。时间久了，范某感觉付出和回报不对等，提分手又拉不下这张脸。一次酒后，他冷笑一句：“你手里那点猫腻，信不信我一句话就掀开？”汤兰英瞪他一眼：“随你。”就这一句傲气，把自己送进法庭。

专案组用了三周时间，查明她先后伪造各类传票1154张，挪用、贪污合计4.5万余元。当时如东县社队企业工人月工资30元左右，这笔钱等于一千五百多名工人一年的工资。更扎眼的是柜子里找回的剩余现金只余八百多元，其余早被挥霍干净。

1977年2月，县法院第一次审理。旁听席里不少认识她的人，有的甚至收过她帮忙置办的家具票。法官问她：“认罪吗？”她垂着头：“我有罪。”停顿几秒，她又抬头，“可以前也是这么弄，单位最多开除，我以为……”庭上有人小声嘀咕：“真当法不责众？”气氛瞬间凝固。

判决书写得干脆：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汤兰英当场上诉，理由只有一句：“我已全部坦白，希望再给一次机会。”二审维持原判。文件送到县里时正值除夕，敲章的书记员手都冻麻了。

临刑前半小时，她被允许写最后一封信。她抓笔良久，只写下一行娟秀小字：“愿后人以我为戒，别被钱迷了心。”纸未干透就被收走。押赴刑场时，她看到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突然喊了一句：“我好后悔！”声音破碎，随风飘散。

枪声结束了一段荒诞人生，却也留下值得琢磨的教训。当年基层金融监管薄弱、权力与人情交织、贪腐难以及时曝光，这些漏洞让一个普通会计在十年间掏空国有资产。如果说汤兰英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制度空挡。1978年以后，乡镇金融系统全面推行复核、轮岗、财务三人互签，正是吃过类似苦头才下决心整改。

回头看，汤兰英没读过太高的书，却熟识人性的软肋：靠金钱笼络，靠暧昧关系筑网，最后将自己也缠死其中。她以为世事都可谈价码，却忘了法律给出的标价叫“底线”，一旦踩破，不论男女、不论背景，都得付出同样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