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21日黄昏,静安路的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骤然传来一阵枪响,行人四散。车门“砰”地合上,丁默邨借着防弹车逃出生天。这一次,如果不是临时多看了一眼玻璃橱窗外那两个形迹可疑的身影,他很可能就倒在异味浓烈的皮草堆里。刺杀失败,让上海滩暗流翻滚,也为日后那场“玄武湖风波”埋下伏笔。
丁默邨生于1901年湖南常德,少年时席卷全国的新思潮让他血脉贲张。他曾短暂加入共产党,又挎着行囊跑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附设政治讲习班。时代巨浪推着他往前冲,他自己也乐于随波逐浪。1926年受陈立夫点名,被派去策反北洋军舰,他一句“只要北伐顺利,至多让他们保持中立”让上司眼前一亮。外人只当他胆大,其实他深知大势比个人胆量更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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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稳住阵脚,军统、中统相继扩容。丁默邨先在军统邮检处出任处长,日子滋润得很。可戴笠看他不顺眼,一纸检举信扣上“贪污”帽子,把他从军统三处连人带位子一起蒸发。被排挤到昆明闲居,他心里窝火却无可奈何。正巧,老同事李士群递来一张船票,目的地——已成“孤岛”的上海。是民族大义还是个人仕途?丁默邨没纠结太久,他押宝后者。
1938年底抵沪,翌年春天他便把“上海特工计划”双手奉给土肥原贤二。日本人向来自诩了解中国,可真懂中国人的,往往还是中国人自己。借助这份情报,76号特工总部横空出世,丁默邨、李士群一正一副。为了打击地下抗日力量,他们手段狠辣,“丁屠夫”的外号这时才算坐实。
可对手也不是吃素的。中统特务陈宝骅布下一步“美人棋”,主角是25岁的郑苹如。郑家世代通日,她自己能说一口地道日语,加上一张影星面孔,很快就让丁默邨晕头转向。第一次狙击因他临时掉头而作废;第二次,郑苹如把他引进皮货店,埋伏好的狙击手只差一秒就扳机。丁默邨瞄见那两个耳后别着帽檐、眼神不定的“顾客”,撒下一沓现钞转身狂奔——特工的嗅觉救了他。
第三回合,郑苹如亲自藏枪上阵。丁默邨这时已完全警觉,他轻描淡写吩咐手下:“把人看好,别折腾。”郑苹如被囚,夫人团起哄,最终枪声响起,年轻生命定格在26岁。郑苹如倒下,丁默邨的“好运”却就此折损。李士群借机上位,他被踢出76号,只能在汪伪政府里兜兜转转,交通部、社会部、浙江省主席,职务一个接一个,可实权越来越稀薄。
1941年,局势悄然倒向反法西斯同盟。老上级陈立夫重启“暗线”计划,与丁默邨秘密接触,把他拉回国民政府情报系统。表面看,他仍在汪伪掮客队里卖力,暗地里却替重庆方面递送消息。表里两张脸,倒也维持了几年安全距离。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亲自押着丁默邨飞往重庆,外界以为他要吃枪子,结果只是“幽禁式保护”。毕竟,他那点情报“贡献”摆在那里,蒋介石不舍得轻易动他。
一年后形势骤变。国民政府筹办“汉奸审判”,舆论炮火凶猛,丁默邨被从白公馆转押南京监狱。他患病申请保外就医,很快获批。离开铁窗,他像多年未出笼的鸟,跑到玄武湖散心。谁料,正逢中央社记者在湖边纳凉,眼尖地认出了他,“丁默邨逍遥玄武湖”五个黑体字次日登上报纸。文件传到蒋介石案头,他皱眉冷哼:“既能逛湖,怎会重病?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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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者按下快门到蒋介石签批,不过短短几天。1947年2月,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同年7月5日午后,苏州一处刑场的子弹划破闷热空气,46岁的丁默邨结束了跌宕半生。讽刺的是,在特工生涯最危险的上海,他三次从死神手里溜走;在战后相对安全的南京,却因为一次闲庭信步被送上绝路。
这桩陈年旧案常被人拿来评点命运弄人。说到底,丁默邨最大的本事是顺势而为,他能读懂局势,却始终读不懂人心;能避开子弹,却躲不开报纸上一行小字。若当年玄武湖边多停一步,或许结局又不相同。但历史没有假设,只剩后人津津乐道:一个活在缝隙里的双面特工,终究被自己信奉的“机会主义”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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