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高圆圆说：“我出生在北京知识分子家庭，我爸毕业于清华大学

演员高圆圆说：“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爸爸毕业于清华大学，从事航天工程相关专业，我妈妈也是高学历，曾在国家航天部工作，我哥哥也毕业于清华大学，但我爸妈对我的教育，完全不像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那样严格。”
她长在一个别人听起来就“赢在起跑线”的家庭，但她的成长方式，却比很多普通人家还“散养”。
高圆圆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但熟悉她的人都明白，这不是什么“人设”，也不是反差感的营销，而是真实存在的家庭气质。
按理说，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孩子的书包应该从幼儿园就被塞满，字典、奥数、钢琴课、逻辑思维训练一样不能少。
但高圆圆的童年，完全不是这样，她小时候经常自己放学回家，家里没人催作业，也没人盯着她考第几名，甚至有一次，她在外面玩到天黑回家，爸爸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说：“回来了啊？吃饭吧。”
她爸爸属于“心太大”的那种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孩子嘛，自己知道怎么走。”
她高一那年，第一次接广告拍摄，晚上九点才回家，满身是灰，她有点忐忑，以为爸妈会生气，结果进门发现家里灯都关了，爸妈早睡了。
她站在客厅站了两分钟，最后自己去厨房热了点饭，吃完就洗澡睡觉，这事第二天她提起，爸妈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你拍得还开心吗？”
她当时就想，原来自由也可以这么简单，这种“自由”，不是放纵，而是一种完全的信任。
她初中时，家里的工资就放在抽屉里，她和哥哥想用就自己拿，不用报备，哥哥要买模型，她要买画本，爸妈从不问“你买这个干嘛”。
后来她才知道，爸妈觉得：孩子的钱花在哪，心就在哪，你把钱花在哪儿，反而能看出你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也正是这种不干涉、高度尊重的家庭模式，让她从小就习惯了为自己决定事情。
她没经历过所谓的“叛逆期”，因为她从来不需要靠“反抗”来争取自由。
上初中时，班里男生开始偷偷传她的照片，高年级的男生经常在校门口等她，她一开始还以为对方认错人了，甚至不太理解“被喜欢”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的妈妈从来没夸过她长得漂亮，反而经常叮嘱她：“别太在意外面人说什么，你得自己清楚你是谁。”
这种“不夸赞”的方式，听起来冷淡，其实是另一种理智的保护，高圆圆说，她从小就知道，外貌是个变量，自己能掌控的只有脑子和心态。
1996年，她上高二，有一天去王府井书店买书，被广告公司的人看中，对方问她愿不愿意拍个广告，她回家跟爸妈说，爸妈只问了一句：“你自己愿意吗？”她点头，爸妈就说：“那你去试试。”
她拍了第一支冰淇淋广告，拿了几百块钱，当时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长大了，那是她第一次发现，原来长相这种东西，有时候也能变成一种“资源”。
但她没飘，相反，她更警惕，1997年，她因为出演《爱情麻辣烫》被注意到，后来演艺机会越来越多。
但她读了一个普通大学——中国工运学院，她说，她不想让自己只活在“被认可”的表面里。
她一边读书，一边接戏，一边写日记，她最常写的一句话是：“今天有没有做让自己觉得骄傲的事？”
她是那种表面温柔、内里自律到极致的人，她演《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演技被导演说“太平”，她晚上失眠，一场戏拍了好多遍，导演说：“你别演了，放松点。”
她回去一晚上没睡，把剧本翻来覆去抠细节，第二天再拍，终于过了。
2008年，她演《南京！南京！》，角色太压抑，她演完之后后劲很大，那段时间，她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强迫自己走出家门，去公园坐坐，晒太阳。
她说：“我不是一个靠情绪能量撑起来的人，我只能靠行动。”她30岁以前，对自己特别狠，但30岁以后，她开始慢慢软下来。
她说：“以前我想塑造自己，后来我想接纳自己。”
她开始不再那么计较演技上的完美，不再对每一个镜头都要求“最好”，她开始去旅行、去尝试烘焙、去花时间陪家人，她不再看自己的评分网站，也不搜自己的名字，她说：“我接受了自己是个普通人。”
她的人生，从来不是一条被规划出来的路径，她没有被逼学习，没有被催婚，没有被要求“走正道”，她一路走来，看似“顺”，其实每一步都靠自己琢磨出来。
她没被“清华家庭”推着走，也没被“美貌”拖着跑，她就安安静静地，做了一个自己决定的普通人——但这种“普通”，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