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陈昌奉病重，仍不忘毛主席嘱托，嘱咐家人寻找胡长保烈士亲属

1986年春，南昌总医院传出一则消息：71岁的陈昌奉病情加重。病房里，氧气瓶的嘶鸣声夹杂着雨点般的心电图滴答，他却固执地攥着一本早已翻旧的通讯录。护士劝他休息，他摇头，“胡长保的家人，还没找到。”短短一句，嗓音沙哑，却压过了机器的噪音。

很多人只记得陈昌奉是新中国开国少将，却不清楚他心里始终搁着的那块石头——毛主席当年托付的“寻亲”任务。时间要拨回1958年济南军区作战会议结束后的那间简陋会客室。主席端着茶水，望向陈昌奉，“长保走得早，他父母是否安好？帮忙打听打听。”一句叮咛，没有军令状，却胜似军令。

陈昌奉知道胡长保。1935年6月，这位警卫班长为掩护毛主席被炸弹碎片撕裂腹部。临终前，他抓住主席袖口：“替俺告诉爹娘，儿子没丢人。”说罢，血透棉衣，再无声息。那年，陈昌奉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班长合上眼，连“班长”二字都喊得发颤。

1959至1965年，陈昌奉调防多地，凡到一处，必翻户籍档案。吉安各区、永新数十个自然村，他蹚过稻田，踏遍山路，胡姓门匾看见就敲门。乡亲们说他像邮差，日日送来同一句问话：“胡长保，你们家可有此名？”年景苦，人海茫茫，答案总是遗憾。

进入七十年代，社会事务增多，陈昌奉却把“寻亲”列进工作备忘录首行。有人劝他“该放放了”，他笑，“毛主席有交代，交代就得办。”四十岁兵，六十岁将，七十岁病榻，他的坚持从未缩水。

1986年5月，病情恶化。他叫来家属，将那本通讯录递过去，“若我撑不住，你们接着找。”家人含泪点头。几天后，陈昌奉离世。葬礼极简，遗像旁摆着一份写有“吉安—永新—龙市”字样的路线图，纸角被翻得起皱。

1990年，荥经县政府着手整修零散烈士墓。调查组偶遇年过八旬的杨其寿。老人指着山坳说：“当年毛委员亲手埋的，就在那片松林后。”顺着话音，众人费时七小时，终在乱石间挖出一枚锈斑斑的扣子，背面刻着“中央红军警卫班”。进一步勘验，人骨旁夹着一截残毯纤维，颜色暗红，经比对，正是主席井冈时期常用的那条老毛毯。

消息传到南昌，陈昌奉家属立刻赶往四川。县里在烈士陵园重新安葬，并按照遗愿刻碑：“中央红军警卫班班长胡长保，1935年6月9日牺牲。”揭幕那天，礼炮声穿过山谷，回声久久不散。当地干部感慨：“一桩嘱托，等了半个世纪。”

不得不说，陈昌奉的执拗换来结果，也换来思考。有人感叹，这是对领袖的忠诚；也有人认为，更是对一位战友的交情。忠诚和交情，交织成红军传统里最本色的底色。

胡长保的纪念馆2005年落成。展柜里，一顶旧八角帽、一块弹片、一封家书复印件，静静诉说着年轻生命的壮烈。参观者中，常可见头发花白的退伍兵站在玻璃前发呆——或许他们在想：若自己也在那年夏天，能否像胡长保那样“扑过去”，没有丝毫犹豫？

历史并非冰冷档案，而是一个个说得出名字的人。胡长保挡住了炸弹，陈昌奉扛起了承诺。战火的硝烟散尽多年，可那句“替我告诉爹娘”仍像火种，点燃后来者心中的责任感。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的嘱托被搁置，今天的烈士陵园会少一种温度，军人誓言也会少一分分量。

胡长保已眠山林，而那顶八角帽下凝固的热血，仍在提醒后人：使命有时比生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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