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西花厅灯光柔和。周恩来把大衣搭在椅背上,步子放得很慢,他想让门口那台刚停稳的轿车里的人先喘口气。几分钟后,穿素色旗袍的董竹君和身着中山装的女儿国瑛走下车。周恩来握住董竹君的手,轻声说道:“等会儿再聊,先进屋暖暖。”语气像久别重逢的亲友。那顿家常菜吃了三个多小时,邓颖超一句“随便坐”拆掉了最后一点拘谨,饭桌上的客气很快被爽朗笑声替代。席间,周恩来感慨:“川军副都督、锦江饭店老板、八一厂创业者,这样的组合可不常见。”一句话,道出母女两代人的不凡履历。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总理要如此看重这位江南女掌柜。往前拨动时针,1900年阴历正月,上海洋泾浜的破棚户里,一个名叫阿媛的小女孩呱呱坠地。父亲董同庆拉黄包车,母亲李氏给人浆洗,日子紧得像冬天的棉袄。十岁那年,父亲重病,家里举债三百大洋,把阿媛送进“长三”堂子学唱。她磨破嗓子,一曲能换几张局票,也换来永夜般的孤寂。
辛亥风雷掠过上海摊时,一位四川青年军人常在堂子里与同志密议。那人叫夏之时,眉眼飞扬,说话带劲。二人几番私语后产生牵绊,阿媛当众宣称“一个铜板也不许赎,我自己走”。她绝食抗争,终于逃出堂子,与夏之时在日租界旅馆草草登记。十五岁的小姑娘改名“董竹君”,身份一变天地宽。
日本的租屋里,竹君对着四位家庭教师啃《东方杂志》,夜里常把烛芯烧到发黑。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回川应战,她留在东京完成女子高师课程。回国后,竹君本想与丈夫比翼,没料到军阀漩涡把对方卷得失魂落魄。熊克武整编川军,夏之时被裁,终日鸦片麻将,脾气暴躁。衣袖上一个褶皱,他都可拍案。夫妻裂痕越撕越大,竹君忍到1934年才办妥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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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断线,她卖掉首饰,凑出几千块,先后开群益纱管厂与飞鹰黄包车公司,却被一二八炮火轰成废墟。债主催,捕房敲竹杠,父母病危,生活像被乱石围攻。就在这当口,老友李嵩高送来两千大洋“应急”,竹君把钱投进餐饮业。1935年3月,华格臬路的“锦江小餐”开张,门口爆竹声盖过电车铃。伙计忙到只能从客人头顶传菜,这种火爆场面让老上海至今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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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的成功不是偶然。竹君讲究细节:筷子要煮沸三次,辣油只选四川自贡七星椒。她还把西餐的分餐制融进川菜,外侨坐下能听到熟悉的单词,又能尝到麻辣滋味。名流政客扎堆而来,杜月笙、杨虎、孔祥熙都在账簿上留过字。抗战全面爆发后,日伪劝降威逼都未得逞,竹君干脆避走菲律宾,带着一本账本和几箱调料。太平洋战火蔓延,她靠出售红十字难民船配给的口粮才挨到胜利。一回到上海,她立刻重整锦江,还暗中帮地下党创办协森印务局印制进步刊物。
1949年解放军渡江那夜,锦江饭店门外枪声密集,竹君却坚持让厨师备好夜宵,说是“等革命的客人进门”。新政权接管上海后,锦江成了中央来沪工作组的临时指挥部,竹君主动配合。1951年,她把估值十五万美元的饭店交给政府,自己改任董事长。有人说她“傻”,她笑道:“赚情义,总比赚银元踏实。”
国瑛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北平电影制片厂复员到西影时,很多同行还穿棉军装,她已经带领同事拍出了《南征北战》的第一批素材。周恩来熟悉这段历程,才会在餐桌上那样由衷地称赞。这顿饭散得很晚,走出厅门时北京夜风微凉,国瑛悄声对母亲说:“妈,您撑下来的每一步,让我今天走得直。”竹君只是摆摆手,笑得云淡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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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锦江饭店迎来无数外宾,竹君则把更多精力花在妇女参政和实业协会工作上。她记忆力惊人,九十多岁仍能清楚报出早年账目的每一笔成本。1997年12月,生命最后一程只剩微弱呼吸,她叮嘱护士把台灯调亮一点,因为稿纸上还欠几行回忆录。几行字写完,她放下笔,静静合上眼睛。董竹君走了,留下的却是一家饭店、一册自传,更留下一段在苦难与风雨中自立自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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