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总理接见董竹君母女感慨：你们一家两代人，都是国家功臣

1951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西花厅灯光柔和。周恩来把大衣搭在椅背上，步子放得很慢，他想让门口那台刚停稳的轿车里的人先喘口气。几分钟后，穿素色旗袍的董竹君和身着中山装的女儿国瑛走下车。周恩来握住董竹君的手，轻声说道：“等会儿再聊，先进屋暖暖。”语气像久别重逢的亲友。那顿家常菜吃了三个多小时，邓颖超一句“随便坐”拆掉了最后一点拘谨，饭桌上的客气很快被爽朗笑声替代。席间，周恩来感慨：“川军副都督、锦江饭店老板、八一厂创业者，这样的组合可不常见。”一句话，道出母女两代人的不凡履历。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总理要如此看重这位江南女掌柜。往前拨动时针，1900年阴历正月，上海洋泾浜的破棚户里，一个名叫阿媛的小女孩呱呱坠地。父亲董同庆拉黄包车，母亲李氏给人浆洗，日子紧得像冬天的棉袄。十岁那年，父亲重病，家里举债三百大洋，把阿媛送进“长三”堂子学唱。她磨破嗓子，一曲能换几张局票，也换来永夜般的孤寂。

辛亥风雷掠过上海摊时，一位四川青年军人常在堂子里与同志密议。那人叫夏之时，眉眼飞扬，说话带劲。二人几番私语后产生牵绊，阿媛当众宣称“一个铜板也不许赎，我自己走”。她绝食抗争，终于逃出堂子，与夏之时在日租界旅馆草草登记。十五岁的小姑娘改名“董竹君”，身份一变天地宽。

日本的租屋里，竹君对着四位家庭教师啃《东方杂志》，夜里常把烛芯烧到发黑。1915年底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回川应战，她留在东京完成女子高师课程。回国后，竹君本想与丈夫比翼，没料到军阀漩涡把对方卷得失魂落魄。熊克武整编川军，夏之时被裁，终日鸦片麻将，脾气暴躁。衣袖上一个褶皱，他都可拍案。夫妻裂痕越撕越大，竹君忍到1934年才办妥离婚。

经济断线，她卖掉首饰，凑出几千块，先后开群益纱管厂与飞鹰黄包车公司，却被一二八炮火轰成废墟。债主催，捕房敲竹杠，父母病危，生活像被乱石围攻。就在这当口，老友李嵩高送来两千大洋“应急”，竹君把钱投进餐饮业。1935年3月，华格臬路的“锦江小餐”开张，门口爆竹声盖过电车铃。伙计忙到只能从客人头顶传菜，这种火爆场面让老上海至今津津乐道。

锦江的成功不是偶然。竹君讲究细节：筷子要煮沸三次，辣油只选四川自贡七星椒。她还把西餐的分餐制融进川菜，外侨坐下能听到熟悉的单词，又能尝到麻辣滋味。名流政客扎堆而来，杜月笙、杨虎、孔祥熙都在账簿上留过字。抗战全面爆发后，日伪劝降威逼都未得逞，竹君干脆避走菲律宾，带着一本账本和几箱调料。太平洋战火蔓延，她靠出售红十字难民船配给的口粮才挨到胜利。一回到上海，她立刻重整锦江，还暗中帮地下党创办协森印务局印制进步刊物。

1949年解放军渡江那夜，锦江饭店门外枪声密集，竹君却坚持让厨师备好夜宵，说是“等革命的客人进门”。新政权接管上海后，锦江成了中央来沪工作组的临时指挥部，竹君主动配合。1951年，她把估值十五万美元的饭店交给政府，自己改任董事长。有人说她“傻”，她笑道：“赚情义，总比赚银元踏实。”

国瑛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长大。北平电影制片厂复员到西影时，很多同行还穿棉军装，她已经带领同事拍出了《南征北战》的第一批素材。周恩来熟悉这段历程，才会在餐桌上那样由衷地称赞。这顿饭散得很晚，走出厅门时北京夜风微凉，国瑛悄声对母亲说：“妈，您撑下来的每一步，让我今天走得直。”竹君只是摆摆手，笑得云淡风轻。

后来，锦江饭店迎来无数外宾，竹君则把更多精力花在妇女参政和实业协会工作上。她记忆力惊人，九十多岁仍能清楚报出早年账目的每一笔成本。1997年12月，生命最后一程只剩微弱呼吸，她叮嘱护士把台灯调亮一点，因为稿纸上还欠几行回忆录。几行字写完，她放下笔，静静合上眼睛。董竹君走了，留下的却是一家饭店、一册自传，更留下一段在苦难与风雨中自立自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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