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庐陵：西汉庐陵置县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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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庐陵为汉县，设置于汉高祖六年（前201）。据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牍、郦道元《水经注·赣水》等史料记载，秦代庐陵应属于庐江郡管辖。庐江郡的设置时间，应在九江郡设置后不久，即秦始皇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前223—前222）。随着秦征百越，泰和一带成为穿越岭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军事基地，为日后在当地设置庐陵县创造了有利条件。《太平寰宇记》和光绪《吉安府志》等志书都提到庐陵的古城遗址，实际上，汉庐陵郡治“庐陵故城”就是离泰和县城“西三里”的汉庐陵县治“西昌故城”。离泰和县城西南三里的白口城是南朝陈霸先部队的临时军营，也是历经数百年城市发展的汉代庐陵县治和郡治所在地。

关键词：庐陵县；西汉；庐江郡；南征百越；白口城

江西吉安古称庐陵。自两宋以来，庐陵一直为江南望郡，被誉为人文荟萃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虽然吉安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但因唐代之前史料缺乏，人们在论述吉安最初的历史沿革时往往语焉不详，或错讹百出。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拙，就秦汉时期庐陵县的设置背景、具体时间，以及当时治所等问题展开论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庐陵县最初为汉县而非秦县

关于庐陵设县时间，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媒体都认为是在秦朝。李梦星在《庐陵宗族与古村》第一章说：

赣中首次出现行政建置名称，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统一全国，分天下为36郡。此时境内有4县，分属2郡：庐陵（今吉州区、青原区、井冈山市和永丰、泰和、遂川、万安、永新、萍乡市莲花县及吉安、吉水县的大部分）、安平（今安福县及吉安县一部分）、新淦（今新干、峡江县及吉水县、宜春地区樟树市一部分）3县属九江郡，安成县（今安福县西部的一部分）属长沙郡。

杨万里在《论宋代吉州地域文化的发展》中说：

吉州，古称庐陵，春秋时属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九江郡，汉属豫章郡，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析豫章置庐陵郡。

吉安市官网“市情·庐陵文化·历史渊源”栏目刊登的《庐陵之名》文章云：

有史可据的《明一统志》载：“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秦始皇废分封诸侯，立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郡。公元前222年，王翦踏平楚国后，九江郡（郡治在今天安徽寿县）管辖着新设立的庐陵县（今天吉安市部分地域）、安平县（今天安福地域）和新淦县（今天樟树地域）。“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庐陵”由此浮出历史的水面，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

这些说法都认为庐陵为秦始皇所设，当为秦县。这些说法可能源自光绪《吉安府志》。光绪《吉安府志》转引《庐陵县志》云：

庐陵县。本汉旧县，属豫章郡（《太平寰宇记》）。《庐陵志》云：“秦灭楚，虏王负刍。再逾年，称帝，郡县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庐陵始为县，隶九江郡。”

《庐陵县志》认为秦始皇称帝，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三十六郡，庐陵始为县，隶属九江郡。但光绪《吉安府志》编撰者随即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在《庐陵志》这句话后面加了一段案语：

案：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见《史记·本纪》，其郡名见《汉书》地志，若置县多寡及县名均无可考。县名可考者始于《汉书·地理志》。故今从《寰宇记》及《明一统志》《方舆纪要》《郡县释名》《大清一统志》，乾隆府、厅、县志诸书，以庐陵为汉县。其故城在今泰和县西北三十里。

光绪《吉安府志》依据《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等地理志书，认为庐陵为汉县。有趣的是，现在庐陵文化研究专家和光绪《吉安府志》编纂者一样，都依据《明一统志》记载，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那么，庐陵到底是秦县还是汉县呢？《明一统志》到底是怎么记载的呢？笔者查询了这部书，发现《明一统志》清楚地写明庐陵为汉县：

庐陵县，附郭，本汉旧县，属豫章郡。东汉末，孙策于县置庐陵郡。晋徙郡治石阳县。隋废郡，置吉州，改石阳为庐陵县。唐永淳初，州徙今治，县亦随徙。宋元仍旧，本朝因之，编户六百三里。

《明一统志》明确说：“庐陵县，本汉旧县”，至于“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记载，《明一统志》并未提及。光绪《吉安府志》的修撰者也发现这种凭空杜撰史料的做法：

又《泰和县志》引《明一统志》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今考《明一统志》无此语。且《史记》载，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系二十六年，非虏负刍之明年也。《庐陵志》作“再逾年”，是。

原来是《泰和县志》凭空杜撰了庐陵为秦县的史料，而今人未察，最初有人直接引用了《泰和县志》杜撰的“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县属九江郡”之语，其他人则陈陈相因，未查文献而直接转引，将庐陵直接定为秦县。

依据最早的史料记载，庐陵设县的时间，应在汉高祖六年（前201）。《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豫章郡”条下记载：“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庐陵，莽曰桓亭······”这是记载庐陵设县时间的最早、也最权威的史料。庐陵县为汉初设置的江西十八古县之一，是随着豫章郡的设置而相应设置的。

豫章郡的设置是在汉高祖六年（前201）。据郦道元《水经注》载：

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

这时是汉高祖刘邦开国的第二年，当时“楚汉相争”刚刚结束，九江、庐江等地归属于淮南王英布治理。汉元年（前207），项羽在彭城封部将英布为九江王。汉四年（前203），刘邦策反英布，虚封其为淮南王。汉五年（前202），英布反楚，率九江兵合围垓下。项羽兵败身亡后，英布主动提出实封，要刘邦兑现“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的承诺，刘邦加衡山郡给英布，但同时命令另一位投诚的楚将陈婴快速平定豫章。①汉高祖六年（前201），豫章平定，设立豫章郡，领县十八。这年冬十月，刘邦命令全国各县和邑皆筑城，以加强防卫。陈婴在南昌西筑城，以之为豫章郡治。豫章郡十八县中，包括了庐陵县。庐陵县的设置时间，也应在汉高祖六年，即公元前201年。

二、秦朝庐陵隶属庐江郡而非九江郡

秦朝庐陵隶属九江郡，是庐陵文化研究者的共识。然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庐陵并入秦国版图后，归属于庐江郡。

关于秦朝设郡的记载，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卷五《秦本纪》载：“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秦三十六郡，成为秦汉史中常提到的行政区划用词。至于三十六郡的名目，司马迁并没有列出，从而引起后世史家的争议。

《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下注称“秦置”“秦郡”或“故秦某郡”，将九江郡包括在三十六郡之中。这三十六郡不是一段并列而出，而是分散在各郡条目中。《晋书·地理志》则认为秦有四十郡。清代考据渐多，多认为《汉志》《晋志》均有脱漏。1948年，谭其骧发表《秦郡新考》，核实四十六秦郡，但又指出秦末可能有四十八郡，如鄣郡见于《汉书·高帝纪》而《续汉志》以为秦郡，《水经·赣水注》以南昌为秦庐江南部，故鄣与庐江都有可能也是秦郡。

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谭其骧发现了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关庐江的史料。也就是我们前面征引的那条材料。郦氏云：

赣水又北迳南昌县故城西，于春秋属楚，即令尹子荡师于豫章者也。秦以为庐江南部。汉高祖六年，始命陈婴定豫章（置南昌县），以为豫章郡治，此即陈婴所筑也。

据此记载，南昌县为秦朝时庐江郡属县，到汉初方为豫章郡治。也就是说，秦朝时，南昌并非为九江郡属县，那么，距南昌以南二百公里的庐陵，离九江郡更远，与南昌县一样，均为赣江流域，隶属庐江郡。

关于庐江郡在秦朝已设置的情况，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都有隐约记载。《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云：

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这是“楚汉相争”时期的故事，英布（黥布）因击项羽有功，被刘邦封为淮南王，九江、庐江、衡山、豫章等地都归属于淮南国。《汉书》对这则材料稍做了修改，《汉书》卷三十四《英布传》载：

四年秋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数县。五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项籍死，······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

这段话与上面《史记》所载引文相似，但有所修改，即把英布与刘贾入九江的时间改为汉高祖五年（前202），这说明班固在修撰《汉书》的时候，是比较谨慎的，他没有照抄《史记》，而是对《史记》所载做了时间上的改动。但对于淮南国的管辖范围，班固沿用了司马迁《史记》的提法。这里，庐江、豫章与九江并提，说明这时的庐江和豫章已不归属于九江郡管辖。

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其实关联着庐江为秦郡的重要消息，那就是以司马迁史家之严谨，岂能不知英布投汉、举兵抗楚和项羽败亡的时间。项羽乌江败亡的时间为汉高祖五年十二月，英布在战争紧要关头背叛楚王，时间是当年十月下旬，即汉将灌婴引兵进占彭城之际。那么，司马迁为何将此事时间定为高祖六年呢？因为司马迁在记载秦汉之际史事时，依照的是秦朝历法，而秦朝历法，岁首始自十月。《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载：“（秦）以冬十月为年首。”《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司马迁记载楚汉争霸史事，常以十月为岁首，有意避开对事件的具体月份记载。所以，我们在阅读《史记·项羽本纪》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垓下之围”的细节描写，却找不到项羽乌江败亡的具体时间，只知道是在“汉五年”。他以秦朝历法记载“楚汉相争”战事，隐含其秉笔直书的史家风骨和独立不屈的人格操守。英布背楚投汉，率九江军到垓下会合其他汉军击败项羽的时间，在汉高祖五年十月之后，司马迁定为“六年”。而班固以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制定的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来记年，自然将此时间改为“五年”。

在《史记》卷十六中，司马迁还专设了《秦楚之际月表》。该表起自陈涉发难，终于刘邦称帝。按常理说，秦汉鼎革，该表应为《秦汉之际月表》，司马迁还是将其命名为《秦楚之际月表》，其原因正如表中所言“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他尊重项羽的霸主地位，将项羽列入帝王本纪，自然也以秦朝历法记载“楚汉相争”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些事件中的郡县名称，也应是沿用秦朝当时的地名。他说的“秦三十六郡”，应是秦国早期的郡。九江郡和庐江郡在“楚汉相争”结束后，相应归属于淮南王英布管辖，从语意上暗含着庐江郡在秦朝已有，而不是汉王刘邦所设。今人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在阅读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找到了庐江郡的记载，编号为0556号简文曰：“丞相上庐江假守书言：庐江庄道时败绝不补，即庄道败绝不逋（补）而行水道，水道异远。庄道者······”此条有力证实了庐江为秦郡。陈松长指出：岳麓书院藏秦简的记载足以说明“庐江”在秦时已设为郡置，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谭其骧先生推断的正确，而且也说明诸如《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多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另外，里耶秦简牍中也有庐江的地名，编号为8—1873的里耶秦简牍云：“妻曰备，以户迁庐江，卅五年”。卅五年应指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结合岳麓书院藏秦简，可以说，那时就已有庐江郡名。

那么，庐江郡是怎么设立的呢？据《水经注》卷三十《淮水》载：“淮水又东流与颍口会，东南迳苍陵城北，又东北流迳寿春县故城西。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庐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结合《水经注·赣水》记载可知，庐江郡从九江郡中析出，豫章郡在汉高祖六年（前201）从庐江郡中析出。

庐江郡从九江郡中析出，那析出的时间当在九江郡设立之后。据《水经注·淮水》“县即楚考烈王自陈徙此”可知，九江郡设立于王翦灭楚、楚王流徙之时。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及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击败楚将项燕，攻克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虏楚王负刍。《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楚王负刍）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王翦攻占楚都寿春后，秦国立即在寿春设立九江郡。九江郡设郡时间当在秦王政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年。

这年，秦国在楚都寿春设立九江郡，并不意味着全郡各地都服从秦朝统治。刚设立的九江郡包括江西全境、安徽的淮南及河南的一小部分。秦楚鼎革之际，这广袤的土地并不会因为一个设郡的公文而就纳入管辖，而是还需秦军到各地征服和秦朝官员的实地治理。《史记》中所说的“灭楚名为楚郡”“平荆地为郡县”，道出了秦国统治楚地的策略——占领之后立即设郡。于是，秦军继续南下。面对楚国灭亡后的微弱力量，秦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不久就跨过长江，占领广阔的赣江流域，在长江以南设立庐江郡，以南昌为庐江郡南部都尉治所。江西广袤的土地，包括地处赣江中游的庐陵，均划归庐江郡管辖。

那么，庐江郡设置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注意到，岳麓书院藏秦简0556号简文称庐陵郡守为“庐江假守”，《里耶秦简牍（贰）》9—1416号简文有“甲寅庐江叚卒史適宜□”记载，这里的“假守”和“叚（假）卒”都意味着庐江的长官和吏卒都处于临时代理状态，这也表明当时庐江郡的治理处于秦廷还未正式任命地方长官的状态下，这也可以看出秦国攻占六国随即设立郡县的统治策略，即把军事戍防与设官辖土相结合以强边固守、强化统治。即秦军攻破楚都寿春之后，在楚地虚空无主的状态下，快速渡过长江，占领新设的九江郡南部，随即设置庐江郡。也就是说，庐江郡的设置时间，应在九江郡设置后不久，即秦始皇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前223—前222）；庐陵区域也是在这个时候，归属于庐江郡管辖治理。所以，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按照实际的治理情况和管辖时间，地处赣水流域中部的庐陵在秦朝归属庐江郡，受设置在南昌的庐江郡南部都尉管辖。以南昌为治所的庐江郡南部都尉，基本奠定了汉初豫章郡乃至现在江西省的地理雏形。

三、庐陵县治设在泰和的原因及其治所白口城考证

随着庐江郡的设立，庐陵纳入了中华大一统版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启新的文明篇章。但秦军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庐陵地域防守驻扎，重兵集结，准备新一轮南征。南征的时间大致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也就是秦王嬴政称帝的这一年。最初的庐陵县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址于现在的泰和县。

秦军征伐岭南分为五路大军，其中有两条主要的线路都在庐江郡。据《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载：

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

这五路大军中，江西占两路：一路据守在江西南部，即文中所说的“南野之界”；另一路集结于现在江西余干县一带。五路大军，江西有其二，这种军事宏观布局，可以看出江西是秦征百越过程中沟通中原与岭南、闽越的枢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处于江西南部、“南野之界”的庐陵区域南端的遂川和泰和，就成为秦朝南征岭南的重要军事基地。

遂川和泰和为秦朝南征的军事要地，可以出土文物和田野考查为证。1976年春，遂川县藻林公社鹅溪大队的干部在左溪河岸边发现了一个印纹硬陶罐，并出土一批青铜兵器，其中青铜戈1件，青铜矛1件，铜镞80余支，青铜戈内一面刻有铭文，铭文释为“廿二年临汾守瞫库係（？）工歍造”。其中，镞锋的横断面为三棱形，与秦朝铜镞形制相同；青铜戈胡上有三半月形穿，内中一长方形穿，援部中间有脊突起，援上刃与内上刃连线呈弧形，两端略上翘。这与西安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铜戈（见图2）形制高度相似。

秦戈铭文中的“廿二年”为秦始皇纪年。战国晚期秦国诸王在位年数超过二十二年的，只有秦昭王和秦始皇。而秦昭王时，临汾尚未归秦。遂川出土的这些秦朝兵器，是秦始皇推进岭南统一事业的重要实物例证。有秦始皇纪年的文物在江西尚是首次发现，也是江南地区迄今唯一的一次发现，对研究秦朝物质文化、探讨统一岭南战争进军路线诸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考。

而与遂川相邻的泰和县，也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主要发掘于离县城西侧三公里处的白口城址，其中有印纹硬陶罐、青铜镞2支，有一批保存较完好的圆形瓦当。瓦当纹样为云纹、四叶云纹。有的云纹瓦当酷似秦咸阳宫出土物，颇具秦文化风格特征。

泰和县白口城遗址出土的印纹硬陶罐、青铜镞与遂川县藻林出土的秦朝印纹硬陶罐、青铜镞很相似，云纹瓦当和盘形鼎古朴厚重，有秦代风格。另外，还发掘了一批瓦钉、瓦窝结构的大型板瓦。部分板瓦长达44厘米，宽达38厘米，为大型建筑材料。发掘品中还发现大量铁渣、铜渣、铜饰件，以及陶纺轮、陶网坠等。城墙解剖结果表明其为板筑法筑城，分层棍棒夯筑。目前层内出土物均为汉代板瓦残片，其时代应在汉代，也就是说该城应始于汉代。另外，考古队在白口城遗址还出土了两晋时期的盘口壶、盆、敛口钵、三足盆鼎等，可复原器50余件。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秦汉魏晋时期白口城一直为庐陵县或庐陵郡的重要城区。

汉高祖六年（前201），设豫章郡，领庐陵等十八县。庐陵县的治所设在今泰和县，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江南西道七》载：“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按《舆地志》云：汉时为庐陵县，属豫章，后改为西昌县。隋开皇十年，废西昌，置太和，移于今所，此故基也。”这里“县西三里”，与现在距离泰和县城西南三里的白口城遗址吻合。

庐陵县治设立在泰和，与秦始皇南征百越的宏伟事业密切关联。庐江郡南部都尉治所设立在南昌，以此管辖整个江西地域，而江西秦县的设立极其稀少，这清楚地表明秦对江西的统治方略，即主要治理赣北，对庐陵和赣南区域采用设点驻军、军事威慑的方式进行有效管理。南征百越，主要部队聚集在赣中以南地区（即《淮南子》所说的南野），庐陵区域南部的泰和、遂川临近岭南，又有赣江天然水道，为南下要津。在泰和一带设立军事据点，既便于南征，又可加强赣中南统治，故成为秦朝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军事据点或要塞的设立，为汉初庐陵县的设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是庐陵县治选择设置在泰和的主要原因。

白口城是否就是泰和县治所在地呢？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江南西道七》载：

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按《舆地志》云：汉时为庐陵县，属豫章，后改为西昌县。隋开皇十年，废西昌，置太和，移于今所，此故基也。

白口城，在县东南二里，按《陈书》梁天监三年，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臯城。陈武帝先屯军于南康，遣杜僧明将兵二万人，筑城于白口以御之。李迁仕亦筑城相对。其年，僧明遂拔城，生擒迁仕，送于南康。今两旧城迹犹存，近白下驿。

庐陵故城，在县西北三十里，按《舆地志》云：从后汉兴平元年，分豫章郡置庐陵郡。晋太康中，移都于石阳。故城尚在。

光绪《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泰和县”条云：

泰和县：汉为庐陵县地，属豫章郡。《太平寰宇记》。后汉末，析置西昌县，属庐陵郡。······其故城在今县西三里（《太平寰宇记》）。《庐志》引《通鉴》云：“建安四年，孙策置西昌县。”今案：《通鉴》无此语。又引《太平寰宇记》云：“故庐陵县在今泰和县西三里，后汉末以庐陵县为郡，置西昌县为庐陵郡治。”今案：《寰宇记》无此文。《寰宇记》惟云“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汉时为庐陵县，后改为西昌县”耳。然已与记中“改庐陵曰高昌”之文相牴牾矣。大抵《寰宇记》文多脱讹改字，或析字之误亦未可知。

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光绪《吉安府志》的编纂者极为严谨，多次查阅、核对引文史料的真伪。光绪《吉安府志》关于“西昌故城”的记载，来自《太平寰宇记》，认为是在县西三里。现在的白口城遗址也正好位于城区县城西南三公里处的赣江南岸。但《太平寰宇记》又指出西昌故城、白口城、庐陵故城是三个不同的泰和古城遗址。其中：西昌故城为汉代庐陵县的县治所在地，在县西三里；白口城为南朝梁陈鼎革之际，陈霸先部将杜僧明为抗击李迁仕所筑之军营，在县东南二里；庐陵故城为后汉兴平元年（194）庐陵郡最初设置时的郡治所在地，在县西北三十里。

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将汉代庐陵县治所在地和庐陵郡治所在地分开，并指出还有一个白口城。光绪《吉安府志》卷五《地理志》中的“泰和县古迹”，主要依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分别列出了这三处古迹：

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后汉末置，隋开皇十年废西昌，置安丰，寻改泰和，移今县治，旧址废为民居。《寰宇记》云：“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并详《沿革》。

庐陵故城：在县西北三十里。《舆地志》云：“后汉兴平元年，分豫章置庐陵郡。晋太康中移郡于石阳。故城尚存。《太平寰宇记》。”案：后汉庐陵郡城，即前汉庐陵县城。详《沿革》。

白口城：在县南五里。梁大宝元年，陈霸先自岭南引兵讨侯景，进顿南康。高州刺史李迁仕来拒，霸先遣杜僧明筑城白口御之，即今高城。迁仕于其东筑城相对，即今古城。互见《关隘》。《庐志》案云：“旧志古城有二：一详白口城；一在第三都。宋季兵兴，曾氏筑土为垒，保障一乡，后人名其处曰古城市。”

府志记载的各县史料，是由各县编纂者提供的材料和各县县志综合而成。这三个古迹的记载来源于泰和县的编纂者和当时的《泰和县志》，而最早又源自于《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但是，我们注意到，光绪《吉安府志》的编纂者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庐陵郡设立时，郡治所应该就在原庐陵县的县治所，而不应再另寻县西北三十里的偏远之处开郡。所以，他们在“庐陵故城”史料后加了两句案语，即：

后汉庐陵郡城，即前汉庐陵县城。

东汉末年，庐陵升郡，设西昌、东昌、永新、吉阳、兴平、阳城、新兴、巴丘等县，西昌县治就在原庐陵县城，后汉（东汉）庐陵郡城即前汉（西汉）庐陵县城，庐陵故城其实就是西昌故城。那么，“县西北三十里”句中，应有衍字“十”。光绪《吉安府志》编纂者多次指出《太平寰宇记》等地理志书存在着脱字和衍字现象，并加以纠正。如卷一《地理志》“泰和县”条“其故城在今县西三里”句后案语云：

《寰宇记》惟云“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汉时为庐陵县，后改为西昌县”耳。然已与记中“改庐陵曰高昌”之文相牴牾矣。大抵《寰宇记》文多脱讹改字，或析字之误亦未可知。

同卷“安福县”条云：

安成故城：在今县西六十里。案：《太平寰宇记·安福》总序云：“今县六十里有安成故城存。县本有两乡，汉县理西乡，即张普所理之地，吴又移于东乡，置郡县亦移焉。”后一条云：“废安成县在县东六十七里。”一作“六十里”，一作“六十七里”，或一脱“七”字，或一衍“七”字，尚未可知。若总序“县”字下必脱“西”字，后条“东”字必“西”字之误，不然与所云县有两乡，“汉县理西乡”之语不符矣。《方舆纪要》亦以其所谓“废安成县在县东六十七里”者为误。安福志引之，改作“在县西六十里”，正有见也。《明一统志》载“安成故城在县西五十里”是矣。复案：《寰宇记》“东六十七里”下尚有“枕王江之口”五字。考王江即王水。平都初立既在王水口矣，岂有同时一地而立二县之理？此五字必系错简无疑也。《方舆纪要》载，安平故城在“县东南六十里，枕王江口”，此必顾氏所据《寰宇记》，本“枕王江之口，上有安平故城，在县东南六十里”之文，今世传钞本脱之耳。

这是对安成故城的考证。光绪《吉安府志》的编纂者熟悉地方地理实际情况，在对庐陵区域地理记载方面，有时比乐史等历代地理学家看得更加清楚，但他们在对庐陵县地理沿革的记载中也有失误。如卷一《地理志》“庐陵县”条云：

庐陵县：本汉旧县，属豫章郡······其故城在今泰和县西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记》）。王莽改曰桓亭（《汉书》地志），后汉复为庐陵（《后汉书·郡国志》）。献帝兴平元年，分豫章立庐陵郡。

府志编纂者据《太平寰宇记》说庐陵县“其故城在今泰和县西北三十里”，这明显有误。《太平寰宇记》说得很清楚，汉代庐陵县治即西昌故城在“县西三里”。这里的“其故城在今泰和县西北三十里”转述的是《太平寰宇记》中的庐陵郡治地址。也正因为府志此句记载有误，今人在研究庐陵早期县治和郡治时往往引用此句，带来颇多困扰和失误。

我们现在可以认为，光绪《吉安府志》案语中的“后汉庐陵郡城，即前汉庐陵县城”为理解汉初庐陵县治和郡治所在地的关键。“县西三里”为汉初庐陵县治所在地，这是毋庸置疑的。汉末庐陵郡设立，郡治应该设在有近四百年历史的原庐陵县城郭，即离清末泰和县城（也是现在泰和县主城区）“西三里”之处的汉初庐陵县治所在地，而不是至今没有任何秦汉六朝遗址发现和事件记录的“西北三十里”偏远之地。

那么，“县西三里”治所是否就是现在距今泰和县城西南三里的白口城遗址？回答是肯定的，白口城遗址“轮廓清楚，护城河明晰，土城墙依然”，其中外城墙1千余米，内城墙八百余米，城址面积23万平方米，出土了汉代印纹硬陶罐和灰陶罐，以及大量秦文化风格的云纹瓦当和汉代板瓦残片，在内城西南角土台灰坑中发现了印有“大泉五十”钱纹砖，表明该土台不会晚于“王莽新政”时期。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距县城西南三里的白口城不仅仅是《陈书》《太平寰宇记》中所记载的南朝陈霸先部队的临时军营，而且是历经数百年建设和发展的汉代庐陵县城郭地，也就是西汉庐陵县城、东汉庐陵郡城所在地。

四、结语

综上可知，庐陵为汉县，而非秦县。汉高祖六年（前201），庐陵县随豫章郡的设置而设立。据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牍、郦道元《水经注·赣水》等史料记载，按实际的治理情况和管辖时间，秦代庐陵应归属庐江郡管辖。随着秦征百越，泰和一带成为穿越岭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军事基地，为日后在当地设置庐陵县创造了有利条件。《太平寰宇记》和光绪《吉安府志》等志书都提到泰和的古城遗址。其中，光绪《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在对庐陵县历史沿革的介绍中，转引《太平寰宇记》有误，将汉初庐陵县故城的地址，误载成“在县西北三十里”，给今人研究带来困扰和失误。实际上，汉庐陵郡治“庐陵故城”就是离泰和城区“西三里”的汉庐陵县治“西昌故城”，也就是现在距离泰和县城西南三里的白口城遗址所在地。结合《太平寰宇记》和光绪《吉安府志》等古代文献，以及白口城大型建筑遗迹及其出土的汉代文物，我们可以说，白口城就是历经数百年城市发展的汉代庐陵县治和郡治所在地。

作者：丁劝谊

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汪依婷

审定：欧阳莉艳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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