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会模仿的“模仿者”，危机感如何塑造一个疯狂的日本？

它们既可以像儒家君子般，行为举止上做到谦逊有礼，又能如丧家疯狗，尽显獠牙地去伤害整个世界。

它们既可以创造出樱花、艺妓、工匠精神等一众美好的图景，又能催生出武士道、风俗业、过劳死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意象。

这个自相矛盾的国家，就是日本。

不过，这些终究都是表象，当我们试图探寻这个文明的原点之时，你会发现，“危机感”一词才是日本民族性格最根本的底色。

正是为此，它们才要不断将世界上进步的一切为己所用，并衍生出独特的文明风格，也是为此，它们自古以来就喜欢侵略扩张，即便是到了和平年代，也总是比其他国家都显疯狂。

日本这个国家，是怎样发展成了如今的模样？而贯穿了它们历史与当下的“危机感”，又如何塑造出它们民族性格的底色？

摆脱不掉的“危机”

事实上，日本这个国家的“危机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这不仅来自于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植根在它们的社会结构之中，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悬在头顶，逼迫日本人追求极致、关注细节、并在无常中寻找秩序。

日本列岛位于亚欧、太平洋、北美三大板块的交界处，地震、火山、台风是家常便饭，而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伟力，就让日本人萌生出一个异于常人的生死观——无常。

早在镰仓时代，鸭长明的《方丈记》中，这个不谙世事的隐士，就以记者的方式记录了它生活时期日本遭遇的一系列灾难：

1177年的安元大火、1180年的治承旋风、1181年的养和饥荒、1185年的元历地震……

在这样的环境中，鸭长明写下了“江河流水，滔滔不绝，然而原水已非旧水”的诗句。

而这种对“流动”和“消逝”的敏感，也并非日本文人特有的无病呻吟，更多还是基于现实得来的真实生存体验。

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园，不知何时就会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这就让日本人很难产生中国一样“人定胜天”的永恒感，因此，伤春悲秋就成为了它们的常态。

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日本对“有限性”的独特焦虑，正因为资源有限、土地很小、生命脆弱，所以它们必须在有限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生活做到极致。

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会钟情于盆景，甚至能创造出晶体管收音机与轻型汽车这类极具日本风格的产物。

它们不过是想在狭小的空间里，通过精细化管理来获得安全感，这既是对外部世界不可控的一种抗衡，也是对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自身的一种心理代偿。

然后，这也滋养出了日本极其“刻板压抑”的社会环境。

就像日本人介绍自己时，往往会先说公司、再提职业，最终忽略个人，这便是因为，集体归属所带来的安全感，远比孤立的个人属性来得重要。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日本的社会中，最大的惩罚不是死亡，而是被集体排斥，就像它们的“村八分”传统，就是说：

在一个村落中，生活会包含葬礼、火灾、婚礼、成人礼等十个方面，如果哪个人被“村八分”了，就意味着除了葬礼和火灾之外，其余八成的人际交往都被切断。

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以水稻种植为基础、需要高度协作的农业社会来说，遭到集体孤立的人几乎等于被宣判了死亡。

这样的传统演变至今，便是日本现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工薪族“社畜”群体。

它们之所以不敢休假、不敢早退、拼命加班，绝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卓越，而是要极力避免成为那个“不合群”的人，避免被踢出集体的保护。

对集体归属感的极致追求下放到心理层面，就塑造出了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一旦表现出不合群，或者未能履行对集体的义务，这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和羞耻感。

最富有日本“躬匠精神”的道歉语“私密马赛”，就是源自动词“完成”（「済む」）的否定形式，而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事情没有完结”，暗示着如果不回对方，心中就无法平静。

所以，它们才有了对“完美主义”和“工匠精神”的极致追求。

毕竟，生产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会导致整条产线的停摆，这种巨大的压力，无形中就成了推动质量提升的隐形“鞭子”。

而这个结果就是，日本人像工蚁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西方甚至因此戏称它们为“经济动物”。

这便是现代日本社会，越来越令人感到压抑的根源所在，也是它们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极致功利”的后果

正因为天灾不可控、个人也无法脱离集体而独活，所以，在将“危机感”的逻辑放大到国家层面之后，日本便得出了一个冷酷的结论：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版图中，日本作为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被孤立排斥的风险。

于是，为了避免成为世界文明的弃儿，日本就将这份恐惧升华成了一种国家战略，这便是，在自己原生文明不足以消弭“危机感”的情况下，从更强的文明那里汲取养分、寻找出路。

然后，日本便踏上了对其他文明的模仿之路。

日本的模仿，天生就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决绝之情，所以，当它感知到谁是强者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跪下，为此，甚至否定昨天的自己都在所不惜。

它第一次找到学习的目标，是公元663年经历的“白村口之战”惨败，这次战役让日本意识到，自己身边这个强大的邻居就是最佳的学习样本，于是，属于遣唐使的时代就此降临。

即便对那时的日本来说，大海无异于“鬼门关”，船队往往四船出发，能有一半平安归来就是万幸，可出于对盛唐万邦来朝这种安全感的觊觎，它们还是选择用人命架起了“传真机”。

日本对中国的模仿是堪称贪婪的，它们不仅搬运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佛教经典、建筑风格，甚至连都城长安的布局都原封不动地复刻到了奈良平城京和京都平安京。

而且，即便后来乾坤扭转、王朝更替，也没能停下日本的这种贪婪，从宋元的民间来往，到谴明使的重出江湖，它们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试图学走有关中国的一切。

那你说，它们这么能学，最终学习的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答案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那就是没有结果，因为它们完全学偏了方向！

对于面子工程，日本是从来都没落下，可一旦到了精神内核，那是一个不要。

就像日本在照搬了唐代的制度设计后，却唯独抛弃了“易姓革命”的思想。

只是因为，在日本，天皇是神的化身，更是“万世一系”的代表，所以，它们不允许皇帝失德就可以被推翻，更不允许天命转移的存在。

而这个结果就是，中国的每一次王朝更替，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文明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前进。

日本，则成为了被框架“束缚”的国家，不管学来的框架多么先进，日本的社会都始终保持固化与僵硬，文明的齿轮，更是直到明治维新之时，才被外来的力量艰难推动。

它们极具功利性的“学习”与“模仿”，让日本从未下定决心去追求绝对的真理、探寻事物的本质，而是只停留在和谐共存的现实利益之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出生的时候会去神社祈福，因为神道教关注现世的洁净与生命，而死后却要在寺庙从葬，因为佛教关注人们的来世与解脱。

在被“危机感”逼迫出来的那颗“功利心”之下，信仰都可以被做成“不养闲神”的生意，又如何指望它们能够真正从先进的文明中，汲取到国家发展的养料？

所以，在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黑船扣关”之时，日本可以毫不留情地停下对中国的学习，转而将模仿的目标定在了西方国家的身上。

这也让日本迅速完成了一次近乎精神分裂的掉头，疯魔般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

诚然，这里面确实有日本试图从基因层面改造自己的决绝。

但当日本高层提出，鼓励与白人通婚、以此来改良“劣等”岛国人的荒诞优生学理论之时，极致功利带来的疯狂，还是暴露地一览无遗。

试想，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可以连“祖宗”和“血统”都抛弃不要，又如何能够在世界迎来巨变之际，维持国家的文明面貌？

现代化的机器一经运转，原本贫瘠的岛国资源就更显得捉襟见肘起来，人口暴增、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等问题接踵而至。

而结果就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并没能消除“危机感”，反而将这种焦虑放大到了新的维度，于是，那个好学的学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露着獠牙、准备赌上国运的赌徒……

参考文献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文明史》康拉德·希诺考尔

《日本文化史》叶渭渠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