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共和国的最后一战”,中越战争便是在此时爆发。
中越边境更是双方博弈的焦点,1977年9月,曾经担任北京卫戍司令长达7年之久的吴忠,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对越自卫反击战,便是在他任上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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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吴忠将军亲自带兵上了前线,是我军在前线活跃的最高级别军官,而正在吴忠正欲带着一百多辆坦克横扫越南北部之际,北京却突然传来消息,吴忠被免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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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消息
战争爆发之初,吴忠便主动请求上前线,随后被派往广西龙州一线,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担负对越南高平的主攻任务。
多次边境勘察和先后6次作战会议后,吴忠决定将主要的突击方向放在布局关方向,由强大的装甲突击集团,首先实现在布局关的突破,然后在东溪撕开一条突破口,沿四号公路北上,直击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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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的作战方案很快就得到了许世友的批准,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命令突然传来,吴忠陷入了一生中第二艰难的抉择...
在吴忠来广州之前,北京就已经开始了“揭批查”运动,大规模的为之前的老干部们平反,而那些有罪之人,也将迎来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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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吴忠在那个阶段长期担任北京卫戍司令,所以也被列为清查对象,1979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经党中央批准,免去吴忠广州军区副司令的职务。
彼时的吴忠与南集团部队,也已经进入了进攻的最后准备阶段,吴忠已经集结了100多辆坦克和履带战车,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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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2月4日才接到了免职的消息,此时距离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有13天,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返回广州,接受调查,或者继续留在前线作战,作战结束后再回去。
吴忠的选择是前者,他选择暂时带领部队突入越南,2月20日,就在他即将进攻高平的前三日,军区发布命令,确定高平作战指挥官人选,但对“吴忠”二字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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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清楚,这实际上就是解除他的指挥权,但吴忠仍选择“以党性参战”,他最后下达的命令是:“向高平进军!”
关键时刻,许世友电令任命吴忠为进攻高平的总指挥,这才让吴忠得以打完这人生中的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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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时的作战,解放军占领了高平全城,而吴忠的南集团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歼灭敌军近万人,战果尤为耀眼。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吴忠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审查,最终中央军委的审查结果是,吴忠同志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吴忠受到审查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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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是,吴忠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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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艰难的抉择
1968年国庆典礼筹备工作的过程中,周恩来曾经对吴忠和吴德,意味深长的说过一句话:“京兆尹的官难当,顺天府的事难办。”
这句话应当是周恩来这一辈子的亲身体会,从中央三人团,到成为共和国的总理,国内国外,纵横之间,他的每一步也都是在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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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中的那段时间,钢丝变得越来越细...
彼时的吴忠究竟能否理解这句话,后人已经无从得知了,但是让他深切体会到什么叫“京官难当”的人,恰恰也是周恩来。
1976年是悲伤的一年,中国先后失去了三位伟人,而最早离开的,便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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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死,又直接导致了一个大事件的爆发,那便是“天安门事件”,当年社会上对这起事件传的神乎其神,什么“血流成河”,乱七八糟的,其实一个人都没死。
而这,都要感谢吴忠将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当时的北京城可谓是“巨星陨落,天地同悲”,群众自发的开始进行各种大型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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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某些人,却利用自己手中窃取的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献花圈,竭力的降低悼念活动的规格。
因此周总理的灵堂,只能设在北京医院一个仅数十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此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底,4月初,北京市各界群众纷纷走上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悼念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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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天安门负责维持秩序的,正是北京的卫戍部队,也就是吴忠手下的兵,他对战士们下的命令是,帮助群众摆花圈,维持瞻仰秩序,加强巡逻,切记防止失火和踩踏。
4月3日,广场上已经摆满了花圈,吴忠让战士们引导群众把花圈摆在长安街路北金水桥南的灰观礼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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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观礼台摆满了,吴忠又下令开放了红观礼台,要知道红观礼台意义重大,这还是头一次开放给群众摆花圈。
但是吴忠和群众的行为,却让某些人感到不满,他们开始向北京市政府领导施压,阻止群众自发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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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无论是市政府的吴德,还是吴忠这个卫戍司令,都没打算真的执行这些命令,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吴忠所能决定的。
4月4日,政治局就决定了要在4月6日开始收花圈,这原本是定好的决议,不料4日某人接到了一份密报,说有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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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便直接要求市政府在4月4日收花圈,吴德没办法,只能把压力给到了吴忠,吴忠早就知道有人在骂那人,但他也想骂,压根就没上报。
可现在命令下来了,吴忠没有办法,只能派人趁夜收花圈,北京市政府也连夜调了200台车,把大多数花圈拉到了八宝山,部分制作精良的放在了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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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5日天刚刚放亮,群众的怒火便席卷而来,几万人都来索要花圈,群情激愤之下,甚至有人要烧广场指挥部。
虽然事端是别人激起的,可压力却直接落在了吴忠的头上,当天上午九点钟,人民大会堂告急,中央军委允许吴忠从城外部队调兵,吴忠调来了八个营。
调兵时他就下令:“一不带枪支,二不带棍子,徒手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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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是整场事件最危险的时刻,吴忠决意一枪不开,部队要任打任骂,可是也绝对要保护好大会堂。
关键时刻,老天眷顾了吴忠。
群众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名日本记者不知何故招惹了群众,遭到群众追打,那日本记者夺路而逃,一路跑的飞快,直奔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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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穷追不舍,大会堂前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退下台阶,大会堂就此解围,吴忠哭笑不得:“想不到抗战八年,今天倒是被一个日本人帮了大忙!”
5日一天,广场上最多时剧集群众数十万人,但是天黑后,大多数人就都回家去了,一直到夜里11点,吴忠才下令部队开始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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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清场的过程中,没有爆发冲突和伤亡,部队战士手拉手一点点的压上来,当时广场上的群众不过200多人,这些人被暂时扣留。
除了不到50个带有凶器和传单的人被留下来继续审查,其他大多数人在天亮后都被单位给领走了,事态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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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调查吴忠的时候,天安门事件是主要审查内容之一,中央两次派人深入各单位,各医院太平间,火化场去调查,结果证实,真是一个人都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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