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论齐白石先生的篆刻风格，齐白石传人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 齐白石刻章老照片·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对篆刻来说，风格创造是生命线。齐白石的篆刻，即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创造为最大特质。傅抱石说：篆刻在老人的艺术中，也占着不可忽视的位置。老人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半个世纪以来不只广泛地影响了国内的篆刻家、收藏家和无数的爱好者，还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不少的篆刻家……据我的偏见，老人的天才、魄力，在篆刻上所发挥的实在不亚于绘画。傅抱石认为齐白石篆刻的基本特色是“胆敢独造”，在篆法、章法和刀法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格式，并在整体上掀开了“中国篆刻史上的新页”。

△ 齐白石篆刻作品《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白石自己谈篆刻，中心围绕着“胆敢独造”。1921年，他题陈曼生印拓云：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绳墨，而人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知秦汉人，人子也；吾侪，亦人子也。不思吾侪有独到处，如令昔人见之，亦佩服。曼生先生之刻印，好在未死摹秦汉人伪铜印，甘自蠢耳。陈曼生即陈鸿寿（1768-1822），西泠八家之一，篆刻承丁敬、黄易、奚冈，篆中带草，运刀有力，风格苍劲浑厚。齐白石并不学他，不过借此发牢骚，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那时候，白石的画、印均不受北京以正统派自居者的欢迎，认为他无所本，是“野狐禅”。白石此跋，是一种回敬。他还在诗歌、印章边款中多次发挥这一层意思。如《看书》诗云:

篆文许慎说后止，典故康熙篆后无。

二者不能增一字，老夫长笑世人愚。

△ 齐白石篆刻作品《八砚楼》·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1931年，他在给杨仲子刻“不知有汉”印的边款中说道：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脱离汉人窠臼而已。同侣多不称许，独松安老人尝谓曰：“西施善颦，未闻东施见妒。”

“脱离汉人窠臼”，这在当时是震耳欲聋的口号，摹倣家和复古家是不会接受的。

齐白石的这种态度还见于他的一係列诗、跋，兹引几则:

木版钟鼎珂罗画，摹倣成形不识羞。

老萍自用我家法，作画刻印聊自由，

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

快剑断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

维扬伪造与人殊，鼓鼎盘壶印玺俱。

笑杀冶工三千辈，汉秦以下士人愚。

篆刻如诗有别裁，削摹那得好怀开。

欹斜天趣非神使，醉后昆刀信手来。

在《答娄生刻石，兼示罗生》诗后自注云：

余之印篆，多取秦权之天然，故都某旧贪吏尝与人论印曰：“近代刻印者，负大名尚是旁门也。”此言即谓予。可一笑。罗生曾闻之愤然。

△ 齐白石篆刻作品《白石草衣》·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娄生”似指娄师白，“罗生”即罗祥止，他于1933 年拜齐白石为师学篆刻，此诗当作于 1934年前后。

那么，齐白石篆刻之“胆敢独造”，表现在哪里？这需从近代篆刻流派说起。文人艺术家自作篆刻，一般以明代文彭为开山祖。文彭是名画家文征明后人，以篆刻名。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早期作品为牙章，由他落墨，请刻工李石英镌刻。后来自刻石章，但未留下印谱，可靠的传世之作不多。与文彭齐名的有何震。明末清初，继文、何出现了一批著名篆刻家，如汪关、朱简、程邃、胡正言等。清代中叶后，伴随着金石碑版考据之学和书法上崇碑风气的兴起，篆刻日臻繁盛，名家辈出，派别如林，最著名的是以丁敬为代表的前期浙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的邓派。方去疾说：“丁敬以朱简的切刀为法，参以汉印及带有隶意的书体，形成拙朴雄健的风格”、“邓石如法程邃的冲刀法,参以各种篆碑书体治印,构成刚健婀娜的邓派风格”。浙派和邓派的共同点，是矫正了明末清初以来竟巧斗妍的习气，赋予篆刻以雄劲的力量和鲜明的个性。嘉道以降，陈鸿寿、赵之琛成为浙派最后两位大家，摹倣者趋之若鹜，浙派逐渐衰落。继承邓石如而有发展的是吴熙载和赵之谦。吴氏晚年以其浑厚一洗当时的做作死板之风，赵之谦将秦权、诏版、刀币、镜铭等秦汉器物上字入印，突破了秦汉玺印的程式，对后来有很大启发。略晚于赵之谦的晚清篆刻大家是吴昌硕与黄士陵。吴昌硕以钝刀出锋，融切、冲为一，在篆法上吸取石鼓、泥封与砖瓦书体，创造了自己气势雄浑、苍劲厚朴的风格。黄士陵由吴熙载上溯汉印，间用金文，刀法刚健而清整，章法在平正朴实中见超逸奇隽，堪称是在浙、邓两大流派之外另辟蹊径的大家。与齐白石同时或稍晚的著名篆刻家还有易熹、赵石、赵叔孺、童大年、陈师曾、王禔、寿玺、钱瘦铁、邓散木等。他们或师赵，或宗吴，或融浙、皖两派为一，且大都远绍秦汉，自出手眼，盛誉一时。在名家如云的篆刻界，只斤斤于某家某派，不可能出人头地。人们都标榜以秦汉为师，但真能出入秦汉、自出法眼毕竟不易，这就必须有深湛的功力和超群的创造力。

△ 齐白石篆刻作品《大匠之门》·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供图

齐白石没有家学，也不曾得名师指点，靠了几本印谱自己入门，自己摸索。对秦汉玺印和篆书，他没有文字学的根柢，在这方面，他不能和吴昌硕、赵叔孺等相比。他只熟悉常见的《说文》、《六书通》诸书，前人集录复制的秦汉印集及《祀三公山》诸碑。王森然回忆：“我常常见他刻到半途中，忽而从大案下边，抽出《六书通》来，查一下。许氏《说文》，他是熟悉的。”他靠的不是学问，而是悟性和苦功。他认准一部碑帖便反复临写，直到背临如真，但他绝不临死，而总是在熟悉之后加以变通，加进自己的趣味，以自己的强烈个性融铸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