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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手段再狠,终究敌不过信仰的坚定。
1949年秋天,厦门还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城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气息。
街头巷尾,特务像苍蝇一样四处乱窜,抓人、审讯、逼供,想在撤退前最后一搏,挖出潜伏的地下党。
就在这时候,一个女人被捕了,她的名字叫刘惜芬。
审讯室里,她被绑在椅子上,脸上带着伤,嘴角渗着血,但眼神依旧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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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站在她面前,嘴角挂着冷笑。
他慢悠悠地吐了口烟圈,说了一句话,让她瞬间明白,自己已经暴露了。
她是谁?她为什么坚持到最后一刻?她的死,换来了什么?
1949年,国共内战已经进入尾声,解放军势如破竹,厦门即将迎来决定性战役。
但国民党并不甘心失败,特务机关疯狂搜捕共产党人,试图在撤退前清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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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地下党人的身份就像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
可偏偏有人选择迎难而上,刘惜芬就是其中之一。
她原本是一名护士,年轻时在日本人开的医院里工作。
她见过病人因为没钱被赶出病房,也见过日本人享受着远超中国人的医疗待遇。
那时候她就想,为什么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人要受这样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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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投降后,她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诊所,继续给穷苦百姓看病。
可没多久,她接触到了地下党,开始偷偷为他们提供帮助。
她不是那种只会同情别人的人,她要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她最初只是个情报传递员,后来发现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太有限,便决定换个身份——舞女。
白天,她是救死扶伤的护士,晚上,她是灯红酒绿里的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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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美貌和气质让她很快在舞厅里站稳了脚跟,成为出入国民党高级军官社交圈的红人。
她不是在享受,而是在赌命,每一次接触,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她听着那些喝醉的军官吹嘘战况,悄悄记住他们提到的军事布防,转头就传递给组织。
她的情报,为解放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但这样的日子,终究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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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9日,叛徒出卖了她。
她被捕的时候,依旧穿着护士服,刚刚给病人处理完伤口。
特务们冲进来,把她按在地上,反绑双手,直接拖走。
审讯室里,她面对的是最狠毒的手段。
鞭打、烫刑、竹签钉进指甲缝里,每一样都是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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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始终没开口。
毛森来了,他不急,慢慢地绕着她转了一圈,笑着说:“刘小姐,舞会上的蒙面女郎,是不是你?”
就是这一句话,让她明白——她所有的伪装,所有的掩护,都已经被撕开。
她没有再争辩。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她盯着毛森,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紧,“我们只是想要自由和公平,这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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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森笑了笑,拿起桌上的鞭子,甩了一下:“不想吃苦头,就老实交代。”
她闭上眼,等着疼痛袭来。
皮开肉绽,血流了一地。
她的身体在颤抖,可她的嘴依旧紧闭。
毛森不耐烦了,换了种方式,把燃着的烟头按在她的皮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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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鼻的焦糊味弥漫在空气中,可她连惨叫都没发出。
她只是死死地咬着嘴唇,直到血流了出来。
“敬酒不吃吃罚酒。”毛森冷哼一声,示意手下继续。
钢针一根根插进她的指尖,每一下都钻心刺骨。
可她依然没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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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外,炮火的声音越来越近。
她知道,解放军来了。
她等了这么久的胜利,终于快要到了。
但她也知道,自己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10月16日,她被拖出牢房,站在刑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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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遍体鳞伤,几乎站不稳,但她还是挺直了背。
她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枪声响起,她倒下了。
第二天,解放军攻入厦门,城门打开,人们涌上街头,迎接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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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她没有看到。
她的名字,没有被大书特书,但她的血,换来了这座城市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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