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爱杀死的孩子

大人们病了，却让最弱势的孩子吃下了药。

初一女孩敏敏被妈妈扯着头发往墙上撞，她的脸磕在墙上，头又痛，脸又疼，头皮也疼，哪儿都疼。她正在和父亲通电话，期待着电话那头能传来一丝关怀。然而父亲却说：“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先处理，我先挂了。”

电话挂断的嘟嘟声，成了压垮敏敏的最后一根稻草。十二岁的她，就这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休学。

在作家梁鸿的新书《要有光》中，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那些被情绪困扰的少年，如同被围困在无形的牢笼里。而建造这个牢笼的，正是口口声声说爱他们的人。

当一个孩子对父母说“我很难过”时，他得到的是什么回应？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倾听与理解，而是讽刺与否定。“我辛辛苦苦工作，给你吃给你穿，你却如何如何”——这句话成了无数中国家长的经典台词。这种物质化的爱，暴露了父母们浅层化的思维模式。书中的女孩雅雅反思道，她的父母是七零后，是从经济落后时代走过来的人，能解决生存问题就非常有成就感了。可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丰富的年代，渴望的是价值感和生命意义。当孩子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时，家长往往嗤之以鼻，认为这太幼稚。他们用过来人的姿态，武断地切断孩子通向精神世界的每一条路。在梁鸿的走访中，她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家长：面对孩子的痛苦，他们同样痛苦万分，然而双方的痛苦却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爱，如何在日常的言语与行动中，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教育资源丰沛的北京海淀区，几位家长的故事令人深思。沈春在儿子万小健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才像突然被重锤击中，看清了自己多年来陷入的巨大“骗局”。她发现，生活中的学校、老师、家长、朋友、视频、宣传语，共同构造出一个有魔力的空间，让无数家长深陷其中。这个困局的逻辑如此严密，以至于“如果你不沿着这个轨道走，你就是失败了”。

沈春的儿子其实相当优秀，活泼、幽默，作为班长热心服务同学，几乎全票当选优秀毕业生。唯一的“不足”，是没能考上北大、清华。可就是这个“不足”，让沈春多年来焦虑不已。她分裂成两个人：一方面知道孩子才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能够符合考试的“规范”。一位国际学校的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沈春的儿子情况非常好，真正有问题的，是全身传递出焦虑信息的沈春本人。这个时代，太多的父母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变成了孩子的枷锁。

在梁鸿的调查中，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是父亲的普遍缺位。她见到了许多在痛苦中无法解脱的孩子，为了孩子焦头烂额甚至歇斯底里的母亲，却很少感受到父亲的存在。在一些案例中，孩子已经濒临绝境，父亲却仍然逃避责任，或者武断粗暴地无视孩子的求救。传统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让男性被默认承担更多家庭经济压力，也习惯从家庭中抽身。但“忙”从来不是理由。

在大多数案例中，孩子对父亲的缺位都十分敏感，呼唤着自己忙于工作、忙于应酬甚至仅仅是忙于玩乐的父亲。而母亲们，则往往既要在职场拼杀，又要承担家庭责任，在“自我牺牲”的心态中不敢有任何懈怠。这种“一个人的战争”不仅造成了自身的压力，也让孩子不堪重负。那些“我为了你怎么样”的话，是很多母亲无意识地脱口而出的。但梁鸿认为，只有当母亲跳出“一切为了你”的桎梏，不再以孩子为人生唯一的意义，她才能以更平和、充盈的状态陪伴孩子成长。

在令人窒息的现实里，依然有光从裂缝中透进来。阿叔的补习班，成为了许多情绪问题少年的收容地。这位被称为“阿叔”的心理咨询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这些受伤的孩子。他对孩子有多耐心，对家长就有多暴躁；他对孩子有多信任，就对家长就有多不信任。他不相信家长能改变自己。但这些休学在家或受情绪困扰的孩子，把阿叔这里当成了新的避难所。他们可以随意进出，也没有人会随意评判他们。阿叔像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身心遭受重创的小鸡。在周二周六，阿叔会例行举办公益家长会。每个来参会的家长不论在外面是什么身份，在这里都是以“xx爸”“xx妈”相互称呼。每个家长都讲讲孩子的情况，自己的内心想法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空间里，有一种看不见的氛围。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氛围里，所以我们的孩子生病率才这么高。而阿叔营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让家长和孩子可以对话，家长和心理咨询师可以对话，他们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痛苦。揭开盖子的过程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绝对不愿意跟亲戚朋友讲“我的孩子生病了”。“你的孩子怎么没上学？”是一种羞耻。我们把它憋在心里，我们焦虑、迷茫、痛苦，自己也憋出病了。

梁鸿通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经验失效的时代。太多的家长依然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经验去教育孩子。但时代已经变了，父母们成长的环境告诉他们，软弱和脆弱是不被允许的，扛过去就行了。他们本身就不能面对自己的软弱和脆弱，一旦碰上孩子产生这样的情绪，就开始‘无能狂怒’，却忽视了孩子成长阶段必经的痛苦。一位名叫张殊的医生发现，在中国现行教育机制下，“那些自我发展比较好、自我意识比较强的孩子，发病率往往比较高，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当现实与之冲突就会感觉非常痛苦”。张殊在治疗中发现，父母的外在要求和孩子的内在要求是断裂的，彼此连接不上。

这导致孩子非常不稳定，情绪要爆发，父母却觉得他们在无理取闹。许多家长都是从学历红利时代走来的，他们往往容易忽视毕业也可能失业的现实。张殊认为：“比学历更重要的是内在自我的建立。支撑你走完漫长一生的不只是你的知识，还有你的内在自我是不是足够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推着拽着一刻都不得闲的中国孩子，很难有自我意识和内驱力。孩子内驱力的失去，是因为父母的内驱力太大，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学习只是为了父母。

在梁鸿的记录中，即使是最受伤的孩子，也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成熟和洞察力。敏敏讲述她怎么被家暴，讲她的父亲是怎么在电话里听着她被妈妈家暴而没有任何反应。她说她就想让她的父母就家暴她的事给她道个歉，但是他们就是不道歉。她觉得这是她过不去的一个坎儿。但是即便这样，她依然在说，她的父母也是不成熟的人，她原谅他们。敏敏讲的过程是非常克制的。她不愿意哭，但她有个习惯性动作就是讲着讲着，尤其讲到难受的时候，她会点头，她的头发可以稍微遮住一下自己，来掩盖自己的情感。

当这样一个非常灵秀的女孩用克制的声音和克制的表情讲述时，你是无法承受的，你会流泪，你也会很心疼她。因为那个孩子讲得那么细，说明在她心中留下了一个非常深的痕迹。但她也在不断试图去调整自己，跟父母融合，跟这个世界融合。她想重新学习，她想重新考高中，想重新走进人群。她说：“我既然承受起失败，我也能承受起成功。”她把“成功”也作为一种“承受”来对待，她觉得“只要我考上高中，哪怕考得很差，我也是在一步步重新走出来。”

在专科医院的候诊大厅，梁鸿看到了更令人心痛的场景。很多来看病的是未成年的孩子，几乎有一多半都是穿着校服来的，可能刚从学校出来，看完病之后还要回学校。你看到那些家长也非常迷茫，甚至是一种焦灼、麻木、无奈，而孩子跟在身后，表情是各异的。有的孩子你感觉可能好长时间没出门了，还有拎着行李箱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一位老师谈到家暴小孩时说，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只有小孩是最方便的、最弱势的和最安全的，他们不会反抗。

一旦开始打孩子，家长就很难停下来，越打越上瘾。在打孩子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威得到了保证，情绪得到了宣泄。大多数孩子的创伤都源于家庭，包括持续的暴力、压力和漠不关心。当孩子陷入困境时，他们往往找不到有效的支持系统。虽然许多学校配备了心理老师，但真正能完成有效心理咨询的并不多。他们多半只是挂名和接受过几次培训，无法真正帮助学生。而父亲们的缺位，则让母亲们更加无助。一个缺位的父亲，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干净的房屋、丰富的饭菜，不被打扰的时间。母亲已经痛苦得快要活不下去了，父亲却一无所感。

吴用对母亲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这个曾经被密集补课、最终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少年，向父母发出了最真切的呼唤。在我们周围，无数的家庭正在重复这样的悲剧。明知道孩子是优秀的，却依然要求他们按照规范得高分；明知道爱是无条件的，却总是用物质来衡量付出的多少；明理解孩子需要陪伴，却总是用“忙”来为自己开脱。空心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太多父母成长于学历红利时代，信奉世俗成功，但他们自己的人生可能也缺乏深刻的意义感。你，还要让孩子为你的空虚付出多少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