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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各位读者朋友,小锐这篇深度财经观察,聚焦昔日疫苗巨头科兴生物——这家曾被誉为“抗疫功臣”的企业,在六年停牌之后再度收到纳斯达克的退市警告。这究竟是企业自身经营全面失序的结果,还是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又一次系统性围堵?我们不妨从头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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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2日,科兴生物正式收到纳斯达克发出的退市通知函。若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听证程序,其股票将于11月21日起被暂停交易。作为中国首家登陆美股市场的疫苗研发公司,科兴一度凭借新冠疫苗实现惊人飞跃,年净利润高达590亿元人民币。如今却濒临摘牌边缘,这一剧烈反差背后,既有内部治理崩塌的深层病灶,也折射出中资药企出海之路的严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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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停牌后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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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纳斯达克的一纸决定书将沉寂多年的科兴生物重新推上风口浪尖。这次并非首次危机——早在2019年,该公司便因信息披露不透明、董事会运作失灵等问题被强制停牌,股价锁定在6.47美元,市值仅剩3.89亿美元,此后长达六年未能恢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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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众上市公司而言,持续停牌无异于资本市场上的“临床死亡”。即便企业在期间创造可观利润,股东也无法实现股权流动,外部投资者望而却步。科兴虽曾在疫情期间赚得盆满钵满,却因资本通道关闭,错失利用疫情红利重构资产负债表、拓展全球产能与研发管线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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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触发退市警报的直接原因,是科兴未能按时提交2024财年年度报告。关键节点出现在2025年4月15日,原审计机构致同中通会计师事务所突然宣布辞任,导致年报编制工作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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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熟悉美国证券监管机制的人都清楚,纳斯达克对上市公司的合规要求极为严格,年报提交时限明确,且必须满足最低股东权益、市值和盈利能力三项核心指标之一。科兴长期处于合规边缘,年报延迟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根源在于多年累积的治理缺陷与信披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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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科技与金融博弈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中概股面临更严苛的审查标准。科兴的命运是否仅为个案?抑或预示着海外资本市场正逐步收紧对中国企业的包容度?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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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红利后的裸泳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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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科兴的发展轨迹,其业绩走势几乎与全球疫情周期完全同步。2021年,旗下新冠疫苗“克尔来福”以良好的安全记录和冷链适应性赢得广泛认可,全球市场占有率达24.2%,覆盖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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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营收飙升至193.75亿美元(约合13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惊人的3694.36%;归母净利润达到84.67亿美元(约590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7571.97%,毛利突破183亿美元,创下企业成立以来的历史峰值,盈利规模甚至超过两个百度2021年的净利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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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份辉煌极为脆弱。疫情前的2019年,科兴全年营收尚不足3亿美元,2020年也仅为5.1亿美元,整个增长曲线建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短期需求之上,呈现出典型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式爆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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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疫苗接种趋于饱和,防疫政策陆续退出,新冠疫苗市场需求骤降。自2022年起,科兴业绩断崖式下滑,净利润同比缩水近99%。至2024年1月,新冠疫苗生产线全面停产,曾经支撑公司估值的核心产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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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司在高光时刻并未有效布局后续产品线。现有甲型肝炎疫苗、季节性流感疫苗等传统品种,在激烈的行业价格战中缺乏差异化优势,难以填补百亿级营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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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半年财报数据令人震惊:实现营收1.213亿美元,同比下降13.58%;归母净利润为-789.7万美元,同比暴跌146.68%;存货周转天数由去年同期的173.62天激增至646.63天,意味着库存变现周期延长近三倍,大量资金被滞留在成品与原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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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89亿美元,表面尚可,但研发投入同比减少4.63%,仅为1.441亿美元,反映出财务压力已开始抑制技术创新节奏。这种“增收不增效、盈利靠惯性”的状态,正在侵蚀企业的根本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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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困境并非孤例。康泰生物2024年前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分别下滑30.54%和67.61%,全行业陷入低价竞争泥潭,利润空间持续收窄。缺乏核心技术壁垒的企业普遍面临生存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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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与分红耗尽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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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部环境变化是外因,那么长期存在的内部治理混乱则是压垮科兴的根本动因。2001年公司创立之初,尹卫东以技术入股获得24%股权,潘爱华出资控股76%,这一初始结构埋下了控制权争夺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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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在2016年爆发,双方就私有化方案产生严重分歧。到2018年冲突全面升级,潘爱华联合外部资本试图罢免尹卫东董事职务,后者则启动“毒丸计划”进行反制,甚至出现厂区断电、生产中断等极端事件,严重影响产品质量稳定性与国际客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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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纳斯达克正是基于公司治理严重失序作出停牌决定。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直至2024年初才告终结——潘爱华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但此时企业治理体系早已千疮百孔,战略决策效率低下,组织执行力严重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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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退市风险迫近、连续亏损加剧的背景下,科兴仍推出总额高达74.48亿美元(约530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分红方案,金额远超停牌时3.89亿美元的总市值,股息率接近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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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新资本、赛富基金及尹卫东本人等主要股东因此获得巨额现金回报。正如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邓勇教授指出:企业在持续亏损状态下动用留存收益大规模分红,实质上是在透支未来发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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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不仅削弱了抗风险能力,还进一步压缩了本已紧张的研发投入预算,使原本就缺乏新增长引擎的科兴雪上加霜。外界普遍质疑,这更像是核心股东借最后窗口期完成套现离场,留下一个逐渐空心化的上市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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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企出海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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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科兴,正处于多重危机交织的十字路口:一面是纳斯达克退市倒计时,另一面是业绩持续恶化、研发动力不足的经营困局。这位曾为全球抗疫做出重大贡献的“疫苗之王”,走到今日境地,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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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理论上可通过申请听证争取复核机会,但在当前中美关系复杂敏感的背景下,成功挽留上市资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奇迹发生,六年资本隔绝造成的信任裂痕、内斗遗留的制度创伤,以及主营业务全面萎缩的现实,仍将使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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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兴的衰落为中国创新药企敲响了一记沉重警钟:过度依赖单一爆款产品,极易在行业周期转换中遭遇灭顶之灾。企业必须提前规划多元化产品矩阵,加大原创技术平台建设投入,构建具备韧性的可持续盈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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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公司治理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石。合理的股权架构设计、科学的决策流程、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直接决定组织的生命力。内耗只会消耗宝贵资源,让竞争对手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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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尤其需要深入理解并遵守当地监管规则,坚持合规底线,同时增强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避免因非经营因素陷入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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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全球疫苗产业正在经历深刻洗牌。那些缺乏底层创新能力、仅靠政策红利短暂崛起的企业终将被淘汰出局。唯有坚持自主研发、优化治理结构、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能力的企业,才能穿越周期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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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然期待科兴能找到重生路径。毕竟它曾向世界提供数十亿剂疫苗,为人类抗击新冠疫情贡献过重要力量。它的科研团队、生产基地和部分技术积累仍有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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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真正走出泥潭,科兴必须直面问题本质:重建透明高效的治理体系,坚决遏制内部纷争;重新配置资源,加大对新型疫苗、联合疫苗及mRNA平台的研发投入;积极探索传统产品的国际市场增量,或开拓诊断试剂、慢病管理等关联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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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中国生物医药企业而言,科兴的故事是一面清晰的镜子。只有始终坚守创新初心,夯实治理基础,敬畏资本市场规则,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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