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岁寒守旧柯：抗战期间山西乡民的年节生活与“日常反抗”——基于赵连城《生活随笔记》的考察

作者介绍

赵凯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沦陷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沦陷区一亿多民众的生存状态，学者们近年来提出“日常反抗”的新思路，但针对乡村民众的具体研究尚不充分。通过山西闻喜县乡民赵连城手写本日记，可以看到沦陷区乡民对于日伪政权的“日常反抗”，不易察觉而又无所不在。首先，在生计事务中，乡民采取阳奉阴违、灵活变通的抵抗策略，应对日伪在物资领取、货币使用中的统制与掠夺。其次，在节俗活动里，乡民通过强化传统仪式进行象征性的抵抗。最后，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乡民基于日常体验与乡土文化的国族认同。在此意义上可见，沦陷区乡民的日常生活并不缺乏“政治性”与“抵抗性”。

关键词沦陷区 乡村民众 山西 “日常反抗” 国族认同

沦陷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对于沦陷区一亿多民众的生存状态，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形成了“抗争”论与“灰色地带”论两种观点。前者强调，沦陷区民众基于民族大义，纷纷投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日斗争中；后者认为，沦陷区百姓的政治态度具有暧昧性，既非“爱国”也非“卖国”。对此，张福运以沦陷时期的南京社会为例，说明了二者的局限性，进而他与江沛将其形容为面对强权政治高压的“日常反抗”，实现了对上述观点的融合，并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但迄今为止，相比于沦陷区城市居民研究，针对乡村民众“日常反抗”的具体研究尚不充分。那么，在时人眼中多显“麻木不仁”的沦陷区乡民，是否亦具此种政治意识及行动？

所谓“日常反抗”，美国学者斯科特在其名著《弱者的武器》中，将其形容为“围绕着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为了解此种“农民由他们的经验所形成的文化”，我们必须深入“他们‘幕后的’评论和交谈、他们的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对此，尽管富于“个体日常生活细节”的日记类文献价值独特，但多出自士大夫之手，由普通民众所记的日记十分少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抗战期间山西闻喜县乡民的手写本日记，尚无学者利用。其封皮上有标题“生活随笔记”与作者“赵连城记”字样。日记时间范围为194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初一）至3月29日（农历二月十三），涵盖农历的新年。杜甫有诗云：“岁寒守旧柯。”清人张溍注曰：“守旧柯，嘱其无改素节也。”从日记看，抗战期间沦陷区乡民的年节生活，与此不无相合之处。本文拟以这份日记为线索，考察沦陷区乡民体现于生计事务、节俗活动与写作行为本身的“日常反抗”，进而阐述他们基于日常体验与乡土文化所形成的国族认同。

一、年节生计：困顿中坚守

1942年是抗战全面爆发第五年，也是日军占领闻喜县的第四年。该时期，日军在晋南发动中条山战役，致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并先后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全区遭到敌人蹂躏，民众陷于无出路的痛苦中”。赵连城的日记显示，尽管在年节期间，闻喜县乡村的农商经济颇为凋敝，乡民的生计状况十分艰难；与此同时，百姓对于日伪政权的“日常反抗”，在物资领取、货币使用等场景中潜在而持续地存在。

日记的作者赵连城，当时约有四五十岁。他所生活的村庄，位于县城西北方向的丘陵地带，属当时闻喜县第五区户头联合村管辖。他在村中开有一家药铺（二月十九日，“到药铺清算账目，代点货”）。另有赵良德、柴辛两人可能是生意合伙人。

闻喜乡村的破败景象，从他在腊月间催讨药费欠账中可见一斑。从腊月初二到二十八，他有七次在户头村、户头庄两村讨账，十二日“讨得法洋七元五角”，十五日“得法洋二十五元”，二十八日“讨了三元”，其它时候多为“一文钱也未讨下，空跑了一回”。此外，初五、初十与十七日，他在本村、山家庄与坡底村讨账，共得法洋15元，也出现一次“一文也未讨到”。他的药铺规模十分有限，所涉及五村均在户头联合村内。他仅收回欠款约法洋60.5元，无功而返占半数以上，可见乡民生存状况不佳。与此同时，村邻向他借款有50元（二十四日“本村李伯伯借法洋五十元”）。为维持生计，他只得向本村人借麦出粜（十九日，“借本村李法耀麦五斗，粜洋一百六十三元”）。

其实，闻喜县在历史上经济相当繁荣。这里是山西重要的棉麦产区，农作物商品化程度很高。特别是坡底村，据抗战前调查，村中农副产品出售量占总产量四成以上，在晋南七个典型村中比重最高。商业上，《闻喜县志》记载：“邑最富庶在清道光初，远服贾者二三万人，岁入赡金四五十万两，至咸同而富稍减矣。非富以农，富以商也。”民国初年，从商者亦占百分之五。这与前文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种情况在沦陷区内并不少见。就闻喜县而言，一方面，这缘于日军的一再侵扰。如腊月初二日军“到村清查户口”并组织村民开会；腊月二十五“警备队到村催收差务处各种物件”；二月初七“表弟柴四科被日军抓去充苦力”。甚至去年腊月，赵连城等村民被宪兵队当作“中国兵”抓去，扣押十余日才释放。侵扰事件的频繁发生，使他们主动减少日常生活与商业经营的范围。

另一方面，这也与日伪进行贸易统制与经济掠夺关系密切。在此过程中，所谓“合作社”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赵连城在村中负责账务，常去位于户头庄的“合作社”办理物资配给券事宜：

十六日。……整理了全村的物资配给券……和柴立成同到户头庄上联合会第五区支社区批券，准备到城内联合会领二月份的食盐。到了那里，借了算盘和钢笔，大口每口每月配给十一两二钱，小口每口配给五两。我村共二闾六十二户，人口大口（十三岁以上为大口）二百余口，小（即十三岁以下之女）六十余口。每月应领食盐一百八十五斤零八钱。写好以后，又写了一个条子，于合作支社李金锭盖了长图记。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粮棉等军需物资的“开发”和掠夺。为此，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农村大力推行“合作社”组织，并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华北合作事业总会”。“合作社”乃日伪实行经济统制的产物，主要负责乡村农产品的统制与“收购”（实为强行摊派，低价收购）。民众须将农产品统一上缴，然后按户限量领取生活物资。所谓“物资配给券”即与该种日用品配售制度相关。

从赵连城日记看，与乡村知识分子不同，普通乡民对于时局的重大变化，并无特别的感知与记录。但上述日伪的侵扰与掠夺，也激发了乡民多种形式的“日常反抗”。例如，按照配给规则推算，赵连城所在村应领食盐仅为一百五十八斤左右，而非一百八十五斤。这当然有误记的可能，不过考虑到作者的商人身份，及其记账的熟练程度，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该种“纰漏”以及为村众额外支领食盐之举，或是他有意为之。

更为广泛的，是乡民在货币使用中的“日常反抗”。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以林美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发现，到1941年中期，日方通过强制手段使伪币（“银联券”）成为华北主要货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急遽贬值。近年来，王萌基于日方档案提出，受区域特色影响，伪币易在商业交易旺盛地带流通，法币具有随国民党军作战在偏远地区流通的特点。

具体到闻喜县，根据日军档案，1939年“银联券流通逐渐变得良好……在治安已经巩固的驻军附近，小额纸币发行逐渐增多，价值也在上升，流通状况非常顺畅”。到1940年，除第五区等地有国民党军采购物资使用法币情形外，银联券在闻喜日军驻地周围以“绝对信用流通”。同时，日方还试图通过销售日货等方式进一步推广银联券流通。

相比于现有研究及档案“自上而下”的描述，日记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情形：（1）赵连城在处理药铺生意与人情往来时，凡记有货币种类时，皆为法币形式（腊月十二日“共讨得法洋七元五角”；正月初一日“付年礼法洋九元”等），未见伪币出现。考虑到这两类事务最为繁多，日记中未标币种时多也默认为法币。（2）在物资购置与私人借贷时，法币占据优势，伪币也有出现。乡村赶会等日常购物通行法币〔腊月二十四日“呱底村逢会……化（花）法币大洋一元整”〕，涉及“进城”“合作社”等场合多用伪币〔腊月十四日“走到城内……共化（花）日洋六元六毛”〕。借贷时，用法币价值较伪币要高不少〔腊月二十四日“本村李伯伯借法洋五十元”〕；腊月十五日“还了小成日洋三元五毛”）。（3）处理村庄事务仅有一例，村中支付拖欠“合作社”之“盐洋金票”时用伪币。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总体上看，尽管法币的价值日益下降，但仍在乡民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乡民生活中的货币应用多取决于场合的不同，与国民党军活动没有必然联系。在面对日伪政权时，乡民对于伪币表现出表面的遵从，可谓“政治货币”；而在私下的日常生计、人际交往、礼仪活动等场合法币占据主导地位，可定义为“生计货币”与“礼仪货币”。乡民在货币使用中的“阳奉阴违”与灵活多样，体现出更为普遍而不易察觉的“日常反抗”。

二、礼俗生活：“守旧而不改新”

传统春节从腊月初八九开始，经小年、除夕与元日，到正月十五结束，是每年最长的“节日群”，包含了丰富的礼俗内容。如前所示，沦陷区乡民的经济、政治环境颇为严峻。特别是闻喜县日军的活动，在新年间达到高潮，全县有五百余人遭到逮捕。同时，日伪也常对传统节俗加以限制，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1942年正月太原仅允许放炮一周。不过，逢此动荡之际，乡民的节俗活动反而得到相当程度的“强化”，这种差异体现出他们在礼俗生活中的“日常反抗”。

从节庆活动看，乡民仍坚守着传统的年节仪式。腊月初八是腊八节，赵连城在出门讨账前，一早便“敬了神”，这也意味着年节阶段的开始。腊月二十三是小年，祭灶为当日风俗。他因讨账住在户头庄岳父家，详述节俗：“各家户儿都预备了献供灶饼糖瓜来祭祀灶君。俗云：‘腊月二十三，灶君上了天。’”此外，二十五日他在家中煮年节饮食（油食、油饼与麻糖等）。二十七日，他给大娃、生才等邻友及自家写对联。

除夕与元日是年节的核心，仪式活动也最为密集。那年腊月是小月，二十九日就是除夕。这天是“一天的忙”，包括糊窗、扫屋、贴对子、插柏枝与围“石灰囤子”等活动。到夜里，全家守岁，“这一晚的炮声、鞭声不断的乒乓响，小孩子也是高兴的一晚未能安眠，就是连大人们亦如此的”。 元日打五更时，全家迎接天地神及其他众神，在门外烤了旺火，至天明“吃了新年馄饨”。有两位亲戚（可能是小辈）往他家送水，俗曰“添财”，每人赏法洋1元。当天，全家在家中“向祖先拜了年节礼”，又到祠堂拜年、到各户行了拜年礼。此外，赵连城给二弟三娣各1元、侄儿5元，作为过年“礼洋”。

元宵节前后是礼仪活动的另一高潮，有丰富的娱乐项目。正月十四是“门神老爷的诞辰”，赵连城家制作“插八饭”作供献，并向家中各神烧香，“安付各神祈佑合家一年四季永保平安”。晚间有“锣鼓和社伙跑旱船的各种杂耍、还有门前及各种庙会的张灯借结彩，悬着元宵节和赞春景的佳语句子，布满了全村。”十五日晨四点多，他便与弟弟参加“提灯笼”、抢烧“头炉香”活动。村中旧俗：“谁烧头炉香，一定谷神于这周年特别的来保佑哩！”因而全村人皆争先恐后。天亮后，各家用馄饨祭祀天地等神，并到村中各神会中“参神”，兼有社火活动。十六日节俗以社火为主，白天有锣鼓车及驾骡子、驾马、驾牛拉等形式，包含了“许多的奇妙故事”。晚上“各样的灯笼已经布满了全村了”，还有村邻“李长元带了社伙（火）来我家院子里耍，并且要敬我家的神”，“热闹杂耍比昨天的愈烈矣”。

同时，从拜年、赠送礼洋等礼仪性交际活动看，乡民的交往对象仍是较为传统的。日记中大致记有五类：一是家庭成员，包括赵连城一家，其二弟、三娣及其子女。虽然他们已分开居住，但不少礼仪活动是共同进行的。二是父系的亲属，包括元日“到各户同去行拜年礼”的对象（应为族中长辈），还有坡底姑母、伯父。三是母系的亲属，有下白土村姨母、上白土村舅父等。四是姻亲（妻家亲属），包括岳父、二姐等。五是朋友（包括义兄弟）、老师等非亲缘（或拟亲缘）关系者，如盟弟李克震、师白先生，等等。

并且，在萧条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生计节奏相对缓慢，年节活动未在正月十五后结束，反而“溢出”节期至二月初。此间，他除了十九日到药铺清算账目外，其余时间多为看戏、访友等活动，并在十八日到舅父家拜年。

总的来看，抗战时期，乡民的传统节俗得到了传承与延续，甚至是程度上得以“强化”。这在当时的沦陷区并非孤例，如万荣县的乡村教师郝星久也观察到，1938年正月间，时值当地迎神赛社，有飞机两架盘旋，引起民众混乱。然即使如此，“还不能制止我村人热烈的赛社情绪，鼓着勇气的向庙上进发，且有人说：‘走吧！怕怎的？落下炸弹我也不怕!’”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生计凋零与丰富节俗之间的强烈反差？

首先，年节礼俗有着强烈的心理慰藉功能。在战乱之际，传统年节让人们紧张的情绪得到暂时释放，“过年”的心理感受也得到增强。赵连城在除夕夜写道：“俗语常说：‘能穷一年，不穷一节。’所以这个新年节都是肥吃浪喝的。”对于元宵节的社火活动，他接连感叹：“实在是十二分的热闹，一言难尽矣！”对于这种心理，刘大鹏也有记录：“今日邻里乡党来我家拜年者有三四十人。一见面辄欣欣然有喜色曰：自大乱以来又度一新年矣。……拜年之人往来颇多焉。”

其次，乡民积极参与传统节俗，也是对艰难时局的反应与抵制。萧放认为，新年节俗本质上是以“辞旧迎新”为核心主题的岁时通过仪式。在完成除夕日的各项“除旧”活动后，赵连城写道：“明日就是民国三十一年的新正元旦，所以要预备这些来过这个一元复始的新年。”在当晚迎神活动后，他又不禁提笔写下：“迎神时风平浪静，真好！”同样，刘大鹏目睹元旦时村人的节庆活动后，虽称其为“蚩蚩之氓”，但也忍不住感慨道：“而今日为元旦佳节，村人庆贺，亦系吉兆也。”年节的象征意义在此得到了充分凸显。

最后，对于新年节俗的执着，更在于乡民对传统的坚守。对于正月十五村中抢烧“头炉香”的习俗，赵连城评价道：“看不过现在人类的一天进化一天渐渐地文明了，但是旧日的习俗流传到现乡间，这种守旧而不改新，还和古人如此。”在这里，他突出强调在习俗上“守旧”的重要性。本质上看，在年节活动及其背后的传统历法秩序之中，凝聚着乡民特殊形式的国族认同。

三、日记写作：国族认同的构建

除日常生计与礼俗活动之外，沦陷区乡民的“日常反抗”也体现在日记写作的行为本身。其实，赵连城的日记写作颇具特殊性。刘永华指出，在历史上，“日记多出自士人之手，由普通民众所记的日记甚为罕见”。身处动荡的战争时期，赵连城的日记，其实是乡土文化、现实政治与个人生命体验三者互动的产物。尽管可能出于无意识，作者通过写日记在事实上构建了某种基于日常经验与传统历法的国族认同，这构成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日常反抗”。

整部日记中，相比于对日常行事、收支情况与节俗活动等的翔实记录，赵连城鲜有对于政治态度与民族立场的明确表达。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将日记中政治表达的缺失视为无物。相反，正如黄道炫所示，乡民的政治意识常体现于通俗文化等日常生活的其它侧面。

首先，赵连城日记的形式与他的知识结构紧密相关。而从更长期来看，这实际上是某种乡土文化传统的产物。

该日记字迹清晰、语言顺畅。日记的主要篇幅记录银钱往来、家庭收支等账务事项，像是日记与账簿的结合体。这与作者以实用性为主的知识结构、以经商为主的生计方式有关系。考虑到清至民国闻喜当地私塾发达，他至少应在村塾中接受初等教育（正月初四去“我师白先生家拜年”）。他有每日读书、抄写的习惯（腊月初十日“吃饭后，抄了一会应酬就睡觉了”），对象以历书、应酬论等实用指南类的书籍为多，如腊月初五村长送他一本“灶君历书”，他表示“历书上有日用之各应酬和钱课关帝神签，十分有趣”。刘永华对民国时晋南某份账簿的研究表明，此类书籍在当地颇有市场，且种类丰富。与之相比，他对传统的经史类典籍等涉猎不深。其实，作者对实用类书籍的兴趣，与以经商为主的生计方式、对文字的功能性使用（如记账、写对联等）有关，因而日记中也有不少篇幅记录生意往来、家庭收支。费孝通指出，当时乡村中，文字主要为了“记账、集钱会、送份子、写写条子”。

在行文中，还包含一些格言警句与道德省思，反映出作者较为传统而日常化的价值体系。这些所思所想常来自现实生活的境遇。例如，腊月初六，他因讨账未果而感慨：“直到三九时间，朔风不禁在我面上吹。但是青年之拿起精神，并不觉寒，终久战胜了尖利的北风。在各村每日讨账，（古人云：）‘业莫高低志当坚，人贵自立那的闲。’我们要尊古人之云作一个人哩！”这段文字中的道德省思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格言警句很可能来自实用类书籍的阅读与抄写。

当然，作者对新式书籍的了解也不容忽视。日记中对风俗、景物的描摹颇具文学性，或来自对大众文学类书籍的模仿。他还有定期与知友聊天的习惯（正月二十五日“下午与知友如娥闲谈知语”），或是通过电话等方式。可见新式交际方式也进入了他的生活。但通观日记，作者很难说是某种新文化的拥趸，也不宜归入新派知识分子之列。

其次，赵连城进行写作的直接动机，或来自他对个体生命的某种感悟，这是战时特殊心理的折射。如谢茂松等学者指出，身处战争，“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愈加激发了人们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

各种迹象表明，作者并无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写作仿佛在倏忽间开始，又匆忙地结束。其日记的时间范围仅有两个多月。在腊月初一开始时，每日的内容很多，但到正月底二月初时，每日仅剩下寥寥数语，说明其写日记激情也在日渐消退。在开始短暂的写作后，他在日记封面上抄录了两句格言，分别是“时者金也”“日月如梭速，光阴贵似金”。在腊月十六日，作者在文末写道：“缓笔而记，以志不忘焉。”十七日，作者在用不少篇幅记录当晚感受后写道：“我在晚饭余暇的时候，提笔而记，使永不忘了。”这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时间的强烈关注、试图把握生命的由衷渴望。而且，此种时间表达是颇为传统且日常化的。

最后，赵连城的写日记，或许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动机，即试图处理与调和个体生命与现实政治的矛盾。

前文表明，乡民的日常生计与节俗活动其实并不缺乏“政治性”。特别是就赵连城而言，他与日伪的关系更显复杂。客观上，他是日伪政权的“合作者”，属“村官”中一员（负责记账等事），常与“合作社”等机构打交道。然而，他本人及亲属也是日伪统治的受害者。如前所述，他的商业经营与家庭生计饱受摧残；同时，他的表弟被日军抓去当苦力，他也在去年新年前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他对此不无讥讽地表示：“坐了十余日，至三十年正月初四日，释我返里。从此我认清了新中华民国很是‘明朗’的哪！”此种“直抒胸臆”在日记中颇为罕见，也是他内心纠葛的直观体现。由此看来，作者在日记中的沉默之处，并非出于麻木，更或是“凝聚着的是沉默不语的、甚至不自知的顾虑和恐惧”。其结果是，他试图在日记中构建另一种基于乡土文化的国族认同。

此种认同形式，集中体现在他对于传统节俗的描摹之中。对于小年，作者写道：“今晚是灶君老爷上天的日子，所以各家各户大者甚至全中国，无论各省各县的灶君老爷，都是这一天的晚上上天。……古人留下此种习俗，是年年如此的，亦无人改这旧俗哪！”在这里，他在节俗的历史性（“古人”“年年如此”）与广泛性（“全中国”“各省各县”“各家各户”）之间建立了关联。同样，他对农历新年的感触也颇为独特：

（这天）差不多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这是我国过的阴历年，外国人不然，他们通用阳历。在世界上，惟我国是用阴历，不过现在公家及公务员同用阳历，老百姓们还守着旧日的习惯，过这个阴历年哩！

今日是民国三十一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日……民国和我们过年的同时，长了一岁。

第一段文字强调了农历新年的独特性，并将其引申至传统历法——既与“外国人”不同，也与“公家及公务员”不同，是属于“老百姓”的，将节俗与日常经验建立联系。第二段文字进而表明，他对于“民国”的认同，建立于传统年节及历法习惯（时间秩序）之上。与此同时，他也将本属公历的民国纪年，潜在地替换为了农历纪年。

其实，通观整部日记中的日期记录，实乃作者将民国纪年与农历纪年两相融合的产物。日记封面上记有“中华民国三十年古历腊月一日”，为日记写作之始。这里，作者将本属公历的民国纪年当作农历使用，并将农历新年作为纪年变化的分界线。而这里的实际年份应为1942 年（而非1941年）。当然，这可能实属作者的“无心插柳”，但就其结果而言：这本日记，无疑在时间体系上，完成了对当时政治秩序的“日常反抗”，并构建起了基于日常经验与传统历法的“国族认同”。这既不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建构，也不同于日伪政权的政治宣传。

结 语

赵连城的日记表明，对于看似没有“政治意识”的乡民来说，其“日常反抗”常体现在诸多不易察觉、又无所不在之处：在物资领取、货币使用等生计场景中的阳奉阴违与灵活变通；通过强化传统节俗活动来进行的象征性抵抗；借助日记写作，对基于日常生活与传统历法的国族认同的建构与表达等。由此言之，沦陷区乡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缺乏“政治性”与“抵抗性”。

当然，沦陷区乡民的政治意识及其表达方式，与传统士大夫、新式知识分子等群体皆有很大不同。对于后两者，学者们已有不少考察。例如，王汎森在讨论清代政治高压下士人“自我压抑”现象时，关注到他们通过隐语与空白进行“双重写作”的现象，及其可能产生的巨大“现实爆发力量”。又如，不少论者指出，在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记中，存在着民族主义话语与现实生活间的强烈紧张关系，“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被看作不够爱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主张全力抵抗”。与之相比，执着于传统节俗的普通乡民，多被当时的新旧知识分子认定为毫无政治意识的“蚩蚩之氓”。这些同时代的话语，构成了我们解读史料的滤镜，影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就本文而言，乡村民众的政治意识及实践活动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乡民的政治表达及其行动，深深根植于日常的行事经验，常体现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具有某种“伪装性”。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需注意“文字”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其次，这些“日常反抗”很难说来自他们的精心谋划，其对“民族主义”等政治理念的认知程度更不宜高估。相反，上述“反抗性”可能当事者本人也未能确察。斯科特指出：“许多行为，包括言说，都是无意识的和非反思性的，建立在意识水平以下的理解上。”但这类行为与话语同样值得挖掘与阐释。最后，由于较为传统的生计方式、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乡民对于以传统年节、历法为代表的旧有时间秩序，抱有由衷的心理认同，他们在此基础上理解现实政治局面、构建政治认同，并在创造性地利用这些传统资源，持续进行着某种“传统的发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史料出发，对乡民自身独特的政治表达方式进行重新勾勒，以使普通民众的“细语”进入历史叙事的前台，为更多人所闻知。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