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一个沉没的问题

作者：何怀宏

20世纪以降的西方思想学术很少再讨论人性的问题，包括在那些具有社会实践指向的，比如道德和政治哲学的领域，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也罕见有对人性的专门探讨。这和传统社会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和近代启蒙的思想也有相当的反差。

传统思想，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和道德是紧密地联系人性来思考的。儒家的性命、心性和性理之学，一直构成其学说的一个主要思想线索和内容；道家则试图返回或尽量接近人的自然本性。古代希腊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其根本也在力图认识人自身。东西方宗教则试图在认识神的时候也努力认识人，认识人的有限性乃至罪性。

在率先进入现代的西方世界的启蒙时代，苏格兰启蒙派尝试依据人性的结构而非神学的教义建立自己的道德哲学，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就是以《人性论》命名。法国启蒙派也试图认识人，虽然其比较极端的一种意见认为人就是机器。德国启蒙派的主要代表康德则尝试建立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在“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人能希望什么”的著名“三问”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前面的三问都和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有关。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也都试图在一种人类的最初状态（自然状态）中展示人的初始本性，他们从中引申出的不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也是和他们所理解的不同人性紧密相关。

当然，说“人性今天成为一个沉没的问题”，并不是说思想学术界就能绕开人性。研究者还是会从方方面面讨论人，许多学者也还会暗中有自己的人性认定。例如，罗尔斯在他虚拟的“原初状态”的思想设计中就实际上还是含有人性动机和环境的一般假定，一种人会追求“最大的最小值”的动机假设导致选择了差别原则。所以，这往往又只是一种“沉淀”，继续存在但隐而不显，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性对于价值和规范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其实，当今美国身份政治的种种强烈诉求也暗含许多对人的差异性的设定，和人性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这些人性的设定常常是隐含的，不便公开讨论，也不易和真实的人之常性比较。由于缺乏对人性的全面、系统和公开的探讨，偏颇的意见流行，甚至使得人们常常不清楚自己究竟能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行动才算正当，以及最终能够希望什么。

为什么人性的问题到了当代隐而不显？这可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认为探讨人性的问题容易变成一种玄思的形而上学，而过去的人性探讨中也的确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一谈人性，就集中在人的形而上学本质，容易天马行空却不能够脚踏实地。而如果只是泛泛高论，玄思也会是一种迷思。只是形而上学的谈人性还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可能将一切都归之于“人性”，然后到达这个大词之后就不再往前走了（不再进行细致和具体的分析），而只是试图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种解决很难说在知识形态上是完全可靠的。

维特根斯坦表现了一种彻底的、基于知识的可靠性和明晰性的对于讨论人性、人生、信仰等问题的拒斥。他并不是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或不存在，在自己的私人笔记中，他也深深地感受到和困惑于这些问题，但是，在他看来，哲学无法讨论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也达不到真理性的认识。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说的，而对不可说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也是持类似的观点。所以，20世纪常被认为是一个“拒绝形而上学”的世纪。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原因，看来至少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缓和与化解的。人的心智并不仅仅是求真的，也是求善和求美的。人还是会寻求生命的终极价值、世界的根本意义，也常常必须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规范的问题。而“人性”这样一个范畴，也可以不像“本体”“存在”“天道”那样形而上学，它还有事实层面的意义。我们甚至应该首先把“人是什么”“何谓人性”看作主要有关事实的问题，看作有关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自身也有内部区分的一些基本或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不少是可以通过经验、实证乃至实验的方式得到一些真相或者合理的解释的。而最近一百多年来，从广泛的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到具体的或新兴的基因科学、大脑科学、神经科学以及一些交叉学科，比如进化心理学、行为遗传学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性的许多新知。

兹举数例：人和动物有些什么样的根本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在环境中形成的？1930年代初，温斯罗普·凯洛格（Winthrop Kellogg，印第安纳大学心理学教授）和妻子卢埃拉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起名叫“瓜”、七个半月大的黑猩猩接到自己家里，和自己十个月大的孩子唐纳德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食宿。他们想看看，在这种人类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黑猩猩，是否能获得一些人类特有的能力。结果是，在接受文明生活的方式时，“瓜”比唐纳德学得还快一些，比如服从指令、用勺子吃东西、要上厕所时发出警告等。跟唐纳德一样，“瓜”也能迅速学会用工具把苹果拿到手，能站上椅子去够挂在天花板上的饼干。在一起的活动中，“瓜”甚至常常是领导者，总能找到新的玩具和新的游戏方法。看来唐纳德从“瓜”那里比“瓜”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比如“咬墙”和饮食时大声叫喊。唐纳德19个月大时还只会说3个英语单词，远低于他的同龄孩子。这个时候，凯洛格结束了实验，将“瓜”送回了动物园。

凯洛格夫妇试图将黑猩猩训练成人的努力没有成功，相反，他们的儿子倒有点像黑猩猩了。不过，这只是在大约一岁半之前，那个时候人的心智、语言和认知能力还没有成长起来，而这种能力又的确已经内在的潜伏于人之中。估计在随后的岁月里，人与动物的区别会越来越明显和差距巨大，但谁也不敢再冒这个险了，甚至这样的比较实验在今天还会因遇到伦理的质疑而不可能发生。但已经发生了的实验告诉我们，相对于人和动物的差别，幼年的环境因素并不起决定作用。在幼孩期间，我们只能看到人和黑猩猩的一些外在的、主要是身体上的差别，但是，那些内在的、看不见的先天能力上的差别起着要大得多的作用，人是人，黑猩猩还是黑猩猩。而且，在最初阶段，黑猩猩和人类幼儿的相互影响并不是人起主导作用，反而是黑猩猩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即便是生活在人类的环境中。这也许可以归因于人是更善于学习和模仿的动物。而假如他们都进入黑猩猩的生活环境，唐纳德就可能变成历史上确有其人、不会说话的“狼孩”，这就说明，后天的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之成为人必须有一种先天与后天的交会。一个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就已经潜在的拥有人类共有的语言能力，而且还潜在的拥有个体特殊的或优或弱的语言才能，这说明了遗传的力量；但是，他后来究竟是学会了哪一种或几种语言，是汉语、英语还是祖鲁语，则主要是环境的因素所致。英国等国家有数部每过几年就追踪几个孩子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纪录片系列，也反映了他们的成长和成就的变化不仅有环境的，也肯定有遗传的影响。

那么，随着幼儿的长大成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些差异又主要是遗传还是环境的因素在起作用呢？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后者，比较极端的约翰·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的行为心理学甚至将差异完全归于后者，认为通过设置后天的教养和环境条件，就可以将任何一个孩子培养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近年发展迅速的行为遗传学则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基因是如何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来决定像智力、人格及心理健康这样的属性。对此，行为遗传学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对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婴儿在同一家庭和不同家庭，以及婴儿与他们的亲生父母和领养父母之间做比较研究。同卵双生子的遗传因子是100%相似，而异卵双生子的遗传相似性则只有50%。研究发现，出生后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同卵双生子，其智力相关度高达0.86，而异卵双生子的智力相关度也不低于0.60。也就是说，即便幼时有一个因领养而被带到不同的家庭环境中，两个双生子的智力相关度也差不多有一半。这说明了遗传的重要作用。而对领养子女的智力遗传性的研究也发现，生活在同一家庭环境中，养父母与其领养的子女之间的智力相关度仅为0.19，亲生父母与子女的智力相关度则为0.42。

这是对智力遗传性的研究，还有对人格遗传性的研究。朱迪斯·哈里斯认为，通过调查发现，出生后生活在不同家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同卵双胞胎，在数十年之后，人格方面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是，生活在同一家庭环境的同卵双胞胎的相似性并不增多。在后天环境因素中，哈里斯特别注意区分儿童的共享环境（父母家庭）和独享环境（如果他们有不同的学校和朋友），结果发现，共享环境远没有独享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大，甚至对他们之间的人格差异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和我们通常的想象颇不一样。哈里斯认为，儿童人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同龄人的影响而不是受父母的影响。儿童的同龄玩伴远比父母更重要，学校远比家庭重要。在智力和语言能力方面也是如此，这里通常举到的一个例子是，儿童更多是从他的同龄人那里学会外语，而不是从父母那里学习语言。所以，一个移民家庭的孩子往往比父母快得多的学会一门新语言。由此研究，行为遗传学学者总结了三条法则：人类所有的行为特性都是可遗传的；家庭环境要远远小于基因的作用；但是，在人类复杂的行为特征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个体变异目前还不能够明确地用基因或家庭作用来解释，也许我们可以暂时将其称之为“命运”或“偶然性”。

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些研究的结论和法则就都是对的，它们还受到调查范围和实验条件的限制，对调查和实验结果的解释也会有局限，比如可能忽略了一些事实，也可能解释过度或不足等。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至少在力求实证的基础上说出了一些新知。即便我们基本同意哈里斯的结论，父母也不是除了提供基因之外就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在人格的成长方面，父母的后天影响可能远不如同龄人的影响那么大，或者说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小，即横向的影响慢慢压倒纵向的影响。但是在训练智力，尤其是培养某些实用知识和技能方面，父母能起的作用其实还是很大的。具体说来就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有没有很好的训练智力和培养技巧的条件，有没有资财和机会上“奥校”或者请家庭教师辅导钢琴或小提琴等，甚至还是可能会对孩子娴熟地掌握这些知识和技巧具有初始决定性的意义。还有，即便横向影响很大，父母也可以帮助孩子选择学习和交往的群体，引导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古有“孟母三迁”，如果孟母完全相信自己的教养力量，大概也就不会迁居了。这恰恰说明了父母的见识和力量。

当然，来自自然科学的对人性的研究，所获得的人性知识还常常是局部的；要全面和深刻地了解人性，还需要更广泛的来源和非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哲学的解释、概括和综合，但形而上学的泛泛之论的确不应是我们目前的探讨重点。在古代，中国的先贤一直重视对人性的研究，也获得了许多成果，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人性的认识是有其深刻直觉，也是相当贴近真实生活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常常局限于自古使用的范畴和方法，在理论上不容易有大的实质性推进。比如，即便在重视实学的颜元的《存性篇》中可以看到一种试图系统化或“科学化”的知识努力（甚至他还画了一些图），但由于其时还没有条件接触到真正的科学新知，也就还是和以往的中国人性学说差别不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出生伊始，就已经带有一些先天的因素，比如说看得见的身体方面，他和其他最接近于他的灵长类动物的长相还是有同有异的，异样的地方，比如除了稀疏的头发之外全身无毛（所以会有“裸猿”的说法），但相似的地方看来更多。当然，所异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要在日后才能表现出来的语言和心智能力。这是“人禽之别”的先天因素。另外，也还有一些人类的“群体之别”的因素，就比如“种族之别”，这方面我们从肤色就可以基本判断，更不要说两性之别的明显差异了。最后，还有一些“个体之别”的因素。即使是同一种族，每个人各自的天赋也还是不一样的，比如他在运动或某些运动上的天赋如何，我们在他出生之初就还看不出来，但这些其实已经内在于他的身体里面了。至于更大的心智方面的个性差异，我们就更看不出来了，即便以后慢慢看到，大概也会比看出身体的天赋为晚。可以这么说，这些涉及人与动物、人与人、群与群的天赋差别，早就已经内在于他了，并将在他日后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和长远的作用。

当然，这个新生儿一旦出生，马上就要面对后天的或者说环境的因素了。他先天的因素也必定是和这些后天的环境因素结合着起作用。一般来说，这些后天环境首先是父母和家庭，其次是学校，然后是职业社会。所有这些后天因素也都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社会”。现在争论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后天环境因素中哪个更重要，而是对于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来说，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因素更为重要？甚至这种“更为重要”是不是决定性的？重视环境的学者多会持一种“环境决定论”，极端者乃至完全否定基因和遗传因素的作用；而重视基因的学者倒多并不持一种“基因决定论”，而只是认为基因和环境都共同起作用，但反对不承认基因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受权刊发，选自《人性初探》（全四册），何怀宏 著，奇遇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

所以，我们关注人性的方法也就不宜是单一而应该是全面的，不仅是演绎和抽象的，还是分析的，包括观察、自省、比较和对照等。首先是自省。我也是一个人，分享着人的共性，也分享着各种差异性。我毕竟最了解我的人生经历，也了解我的行为（从动机到过程、结果的全过程），我可以反省，还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从自己经历过的处境设想别人的处境。当然，也还要牢记苏格拉底的“自知其无知”，警惕以自己的心代替别人的心。许多哲学家的确都是从自省开始的，比如笛卡尔就是从“我思故我在”开始，但是一般人是不会有“怀疑一切”甚至包括怀疑我的“存在”的想法的，种种本体论或存在论的论证与他们无涉。其中比较麻烦的，是将一己认定的社会和道德理想也认定为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社会和道德理想。这方面，人不能不谨慎，不能不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自我和他人、少数和多数的差异。

作为一个人性的研究者，自然还要特别用心的观察，除了自省和直接观察他人和社会，还要分析研究来自各个领域的省察人性的材料。我们也需要注重生活的常识，比如，一些流行的教育和社会理论基本上否定遗传的作用，但这与我们观察和交流到的常识明显不合。举例而言，一个家庭，有一个亲生的孩子，也有一个出生后即被领养的孩子，即便生活环境完全一样，父母也一视同仁，我们还是会明显看到这两个孩子的智力和天性倾向的不一样（一般来说，亲生孩子的能力性格和父母更为相似）。我们也看到好的学校特别重视招生，到处争抢“好苗子”，甚至这常常比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校管理更为重要。而在一个普通学校，虽然有同样的教育环境，学习能力强、中等和弱的孩子也会自然分成几个大类，在大类中也会由于努力程度而有差别，但一般又很难跳出这几个大类。

我认为，对人性的研究首先、也主要是一种基于对事实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特别注重来自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材料，比如各种自述、自传、回忆录、传记、正史和野史、社会调查、统计数据等等。其次，也应注重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尤其是那些新兴的细分学科的最新发展，注意他们的实验结果和研究成果。当然，对任何材料都是要分析其可靠性的。

对于文学的材料我们也绝不应该忽视。文学虽然是虚构的，但文学也是人学，它往往将人的处境和人格典型化、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处境中表现一些最典型的性格。最好的文学作品常常在最深处反映人性。仅就西方而言，在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及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有着丰富多样的人性表现，有的甚至可以称之为人性的百科全书。虽然我们也要注意有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有着自己强烈的价值观，可能没有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人性，甚至还因为这种价值观而扭曲真实的人性，我们也要承认，这种扭曲倾向也反映了人性的一个侧面。

哲学的方法和理论自然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一谈到“性”就意味着一种抽象（所有的“性质”都是一种抽象的结果）。我们需要各种理论的概括，包括最抽象的哲学概括。但我对人性的形而上学的探讨的确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警惕过于迅速地进到那种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过早就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人性的形而上学探讨。论人性有许多困难，就从辨析和区分来说，我们特别需要诉求自然科学的至少有三难。一是人和动物共享的部分如何辨认。人的感官知觉和情绪有些是和动物共有的，比如，动物也和人一样有一定的同情心，但人的同情心显然又是经过了人的意识的淘洗和混合了的，它们如何区分？一是如上文所述，人在出生后的成长是以经验等后天因素为主的，但又结合了先天的因素，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科学研究和实验来比较清晰的辨认遗传和环境的各自作用？还有就是，像人的心理特质、性格倾向和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究竟有何联系？它们如何互相影响？两者会一一对应吗？后者难道是前者的原因吗？不一而足。人性的不少问题是不能仅仅通过人文和哲学来处理和解决的，而还需要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即便科学的方法尽其全部所能，恐怕也难于解决像人的灵魂是否存在乃至不朽、何为人性的高贵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性的终极之谜，比如人类的精神意识究竟何以产生等。这些又需要一种哲学（形而上学）的思考，甚至信仰的渴望，即便最后可能还是会留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遗憾，但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无穷的探索证明人的伟大。

西方学界不再怎么探讨人性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日益严密且范围不断扩大的学术禁区。在一向崇尚“学术自由”的西方似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看来是事实。近年在人性讨论沉寂的当代西方学术潮流中，尤其是在比较知名和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他的不少著作，比如《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和《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等，就都讨论了人性，尤其是在《白板》中，他列举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一些言论禁忌和学术禁区的例子。

平克所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1971年，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IQ》（智商）的文章。他认为，随着社会身份越来越不受地位、种族和家庭继承财富的影响，人的成就将更多地由天赋决定，尤其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是由智力决定，而智力上的差异是具有部分的遗传性的。赫恩斯坦并没有说种族之间在平均智力水平上的任何差异都是先天性的，然而，一位精神病医学权威阿尔文·普森特（Alvin Poussaint）攻击他说，赫恩斯坦“成了非裔美国人的敌人，他的观点对每一位在美国生存的非裔美国人都是一种威胁”。他诘问道：“我们还应该支持赫恩斯坦的言论自由权吗？”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里，有人散发传单，鼓动学生“抨击哈佛教授的法西斯谎言”，哈佛广场贴满了赫恩斯坦的照片，上面写着“追求种族主义”这样的字眼。赫恩斯坦受到了死亡恐吓，他也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研究专长（鸽子的学习），因为不管他到哪里去做学术讲座，报告厅里总是挤满了抗议的人群。

其实，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思路是有些类似于赫恩斯坦的，即，首先用“所有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的第一正义原则消除来自社会政治的不平等；其次用第二正义原则中“机会的公正平等”消除出生于不同的家庭带来的机会资源的不平等；再用“差别原则”尽量消除最后剩下的不平等——天赋能力带来的经济收入不平等。罗尔斯并不否认人的天赋是不平等的，但这并不影响他持一种强烈的平等主义的取向：在他看来，在消除社会政治和家庭出身的不平等之后，人们的经济收入还会因为天赋的差别存在着不平等，这时就需要用“最关心最不利者”的差别原则来调节。

看来美国的学者已经不能随便说人的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更是不能说差异和遗传有关系。甚至人与人之间拥有天生的共性也不能轻易说，20世纪60年代末期，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发现，微笑、皱眉、鬼脸以及其他一些面部表情，是全世界人类都有的表情，人们也都能理解这些表情的意义，即便那些之前与西方人没有接触过的原始人也是如此。但在美国人类学学会的年会上，一位名叫艾伦·罗马克斯（Alan Lomax）的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声咆哮，认为不应该让艾克曼发言，艾克曼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在另外一个场合，一位非裔美国活动家也指责艾克曼是“法西斯主义”，因为艾克曼竟然声称非裔美国人的面部表情和白人一样，说这让许多人感觉很愤怒。

还有一些早年出版的书已经“臭名昭著”，比如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在平均智商水平上的差异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造就的。尽管说了“共同造就”，但只要有这种种族比较就是犯忌。倒是同样是左派的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还难得地支持学术自由，他认为：“竟然有这么多人认为IQ具有遗传性（这极有可能是真的）的观点可能会让人深感不安。如果有科学研究发现，身高、音乐天赋或者百米赛跑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么这些发现也会带来麻烦吗？”乔姆斯基还坚持认为：“关于未来社会秩序的愿景……需要建立在对人性的界定之上。假如所谓‘事实’是人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没有先天的心理结构，没有对文化性格或社会性格的本能需求，那么他就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公司高管、技术专家或中央委员会‘行为塑造’的合适对象。”

再举一本“声名狼藉”的书，1975年出版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这本书仅仅在第27章将这些原理运用到了对人类的研究中，把人类作为动物王国的一个分支来对待。他认为，一些普遍性的道德情感可能源于自然选择形成的人性。威尔逊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同事，古尔德和列文廷则认为，威尔逊重复的这一类决定论总是倾向于从遗传的角度为社会现状以及特定的阶层、种族、性别群体的优势地位提供辩护，是优生政策的思想来源，而这一政策导致了纳粹德国毒气室的建立。古尔德和列文廷主张人类行为的遗传成分主要存在于“进食、排泄和睡眠等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面”，也就是“吃喝拉撒睡”，而人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内在的心智能力则是空空如也的一块白板，与遗传毫无关系。但那些“吃喝拉撒睡”看来只是人和动物的共性，而不是人与动物有别的共性。平克认为，威尔逊有关道德推理在未来会被今后的生物学取代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但这些批评者将威尔逊，一个终身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描绘成为种族主义、奴隶制和种族灭绝辩护的人，是很不公正且不负责任的。威尔逊照样受到滋扰和攻击，而那些到他课堂的抗议者，肯定有不少是只听了反对的政治口号而甚至没有读过威尔逊的书。

平克本人的遭遇也是一个例证。平克说他过去为了安全起见，一直有意远离智力的种族差异这一雷区。但他对人的语言和认知能力的研究还是将他引向了这个领域，这让他不能保持沉默，并于2002年出版了《白板》。他虽然担忧这本书“可能毁掉他的职业生涯”，但在此书出版十多年之后，他庆幸自己基本上安然过关。他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他这本书批评的主要是一些特别过激的否定人性的观点，以及自己也并不持一种试图利用生物学观点来洞察人类事务的决定论。但是，到了近几年，他还是遇到了麻烦，即使他一直支持民主党、黑人和女性学者。2020年，五百多名语言学领域的学者联名签署了一封给美国语言学会的“举报信”，认为他的言论“歪曲”了关于种族、性别问题的事实，从而“阻碍”了进步，要求将他从美国语言学会（LSA）的杰出研究员名单中除名。这封信指控平克“忽视”了种族不公，“忽视”了那些遭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的声音，追溯了平克2014年发的六条推文和2015年转发的一篇文章，说他在黑人动员起来，反对系统性的种族压迫和争取重大改变的重要时刻，错误地呈现真相，对不公正行为“轻描淡写”，混淆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在警察暴力中的作用。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平克在讨论警察执法的两篇推文中使用了“城市犯罪”（urban crime）和“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两个词，而这两个词是带有种族主义隐喻的“狗哨”（dog whistles）词。事实上，平克在援引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这两个词。对此，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杰森·梅尔尚（Jason Merchant）就认为，“城市”（urban）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犯罪学中是常见的术语。

平克认为，美国知识分子是从1970年代开始激进化的，而现在是激进派主导着学术界。他们害怕讨论人性是因为担心阻碍全面和彻底的平等进程，阻碍改造人类走向完美的进程，以及陷入了决定论和虚无主义。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这些激进者陷入了一种完全的后天环境决定论，也导致了一种抹杀事实乃至否认整个人性研究的虚无主义。他们立场先行，道德感满满，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评判乃至替代学术的研究。倘若不同意上面提到的调查和实验的事实研究，他们本可用相反的事实和科学的研究来反驳，但他们先定地认为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根本就不应该研究这个领域。他们也不去区分被攻击者的观点到底是认为遗传起了多大比重的作用，是“少许”“一些”“一半”还是“全部”，而是只要谈到这种作用，就一概斥之为“遗传决定论”。他们不仅要阻止人们进入这些禁区，还试图让人们远离这些禁区。他们动辄上纲上线，非常轻易地使用“法西斯主义”“纳粹分子”“优生学”“种族灭绝”的攻击言辞，还不惜让受他们影响的学生诉诸行动，阻塞和攻击被攻击者的正常学术讲演，乃至通过他们掀起的舆论压力毁掉被攻击者的职业生涯。

被攻击者也许还不是很多，甚至也不需要很多，因为已经发生了一种“寒蝉效应”。这并不是要否定西方的学术水准，西方学术有它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科学方法的传承，依然保持着很高的标准，包括上述一些新兴交叉学科的成果，也多是来自西方。但如果此风大长，完全支配学术界，进而在思想学术中实行一种舆论一律和观点管制，就不禁要让人为其学术前景担忧了。学术和讨论的自由正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今天，像是人性这样的基础性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沉没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沉默的问题。但有一种沉默是基于自己的知识立场，是我自己想沉默，这完全可以理解；还有一种沉默却是由于政治的立场，是我要你们沉默，这就让人百般不解了。“我想沉默”和“要人沉默”还是很不一样的，而目前对人性研究的主要障碍看来还是在后者。

比较而言，今天中国的学者在探讨人性方面反而没有像当代西方那样多的禁区。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学术的强烈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民族救亡或复兴的考虑，中国学者相当重视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而到了下半叶，则更多是强调阶级性的研究。民族性和阶级性都是人的群体差异中的一种，而且，民族性看来还是比阶级性更顽固和持久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新爆发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熟知“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话，但无论阶级性还是民族性，强调的都是社会环境中多为后天形成的群体差异性；而在这些群体的差异性之上，还有普遍的人性在起着更为统摄和持久的作用。因此，对这种普遍人性的研究，也就应该包括要研究所有人都具有的自然本性，以及人类的进化遗传和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人的共性。

当前的中国学术对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有了诸多新的认识、梳理和阐发，但也还是存在着一种试图与国际学术，其实是当代的西方思想学术紧密接轨的倾向，为此甚至不断追逐“先锋”和“先进”，从而导致了在某些领域的“亦步亦趋”，他们重视的问题通常也会受到我们的关注，而他们忽略的问题同样容易被我们忽视。

无论如何，人性的问题是重要的，尤其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内更加重要。首先，人总要认识他自己，尽量认清他自己，认清“人是什么”。古人说“人其人”，今人说“把人当人看”。这些话后面的“人”字，都意味着真实的人，意味着人性。其次，认识人性也并不总是悲剧性的，古往今来各个领域内的一些伟大的追求崇高和卓越者所达到的高度（人性的最高可能性）也能够给我们以鼓舞，乃至去争取更高。

对人性的省察的确会给我们确定一个大致的可为和当为的范围。我们可以同时理解和尊重人的高贵性和有限性，也意识到人的各种差别性，努力去做一个正直和明智的，甚至是卓越和高尚的人，但又不必强行要求别人都这样做。

一个极端环境决定论的教育家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给我一个新生儿，我可以通过设置后天的种种教育和环境条件，给你培养出你想要的任何一种类型的人来。”在这里，先天的、遗传的因素被完全归零了。这是对个人而言。

对整个人类来说，有的政治家也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给我最大的权力，我就可以造就一代新人，乃至从此让人类都成为道德和智力完美的新人。”当然，这种彻底改造人性和人类的办法可以是温和的，也可以是激烈的。温和的，是通过全社会的持续教育和启蒙；激烈的，是通过不断的社会运动，乃至于暴力地筛选和清除那些不合格者、消灭那些无法被改造者。我们已然知道，这种付出极大代价的社会实验并不能够成功。

不仅如此，上述通过教育和社会政治的手段彻底改造人的可能性，已经远不如今天技术带来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基因科学的发展，后天环境中没有可能办到的事情，今天却真的有可能在先天基因那里办到了。基因编辑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针对人的生殖细胞的实验在技术上也并非难事，只是目前还受到限制而已。但或许某一天，一个基因科学家的团队会这样说：“给我们以最大的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智力和性格上更加完善的人，乃至最终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超越于人的新物种。”这当然是一种完全彻底的基因决定论（和彻底的环境决定论同样是一种无视人性的主张）。它似乎许诺了一个“无比新颖和美好的前景”，但我们愿意这样吗？

对人性的整体的哲学考察虽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今天可能更需要对人性的情感、理性、欲望和意志等因素做更进一步地细化和深化地分别考察，而在这方面，近年已经出现了一些紧密联系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进展。为此，我们这里略述一些代表性的相关著述：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正义之心》（The Righteous Mind：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强调，人是情感的动物，理性主要是在事后寻找理由。理查德·乔伊斯（Richard Joyce）的《道德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介绍了从社会生物学到演化心理学的发展，强调道德的先天性和基因的重要性。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的《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veryday Life）则从达尔文生平的角度介绍了进化论对于道德的意义。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的《善恶之源》（Just Babies: 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探讨了幼儿道德意识的起源，《摆脱共情》（Against Empathy）旗帜鲜明的反对共情的滥用。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的《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则强调共情的意义；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亦然，此外他还著有《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美德的起源》（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从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联系的角度强调人的社会性，合作与共情，《先天后天》（Nature Via Nurture: Genes, Experience, and What Makes Us Human）则强调先天与后天的交互作用。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的《人类的荣耀》（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讲述人类为什么独一无二，强调人与动物的断裂性。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 Harris）的《独一无二》（No Two Alike: Human Nature and Human Individuality）主要讲述个体的差异性。

总之，最近数十年的学术新进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新的视角、知识和方法。我们需要尊重和吸取中国研究人性的传统智慧与西方近代人性研究的睿见，但也不必固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完全可以在新的知识背景和基础上，努力推进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乃至达成一些新的综合。

概而言之，人性在现代西方思想学术中成为一个日渐沉没的问题，究其因：一是源自对过于宏大的形而上学的拒斥，一是因为“政治正确”的立场而被排斥。为此，我们可以考虑将人性的探讨首先和主要作为一种对事实的研究（在这方面，一些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和交叉学科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知），对人性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化。但阻止人性探讨的关键障碍看来还是来自政治立场设置的学术禁区（有关遗传和环境作用的争议最能反映这种学术禁忌）。而无论如何，尊重事实和讨论自由亦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必具条件。

本文选自何怀宏《人性初探Ⅰ：人性一般·中国的人性思想》，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