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仿日热潮：中国照抄日本学制

来源：摘编自台湾《历史月刊》259期 作者：叶顺意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对日本基本上持以鄙视的态度。甲午后，“蕞尔小邦”的日本打败了“泱泱大国”的大清朝。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日本，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学习日本的热潮。尤其是在教育上，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然而，新学制的制定并没有取得预想之效果，除了教育思想的格格不入，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并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清末学制的制定是大量模仿日本学制制定的，但由于清政府没有放弃“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教育改革收效甚微。

图为康有为画像。

　强敌何以成为榜样

　　“壬寅──癸卯学制”模仿日本制定，原因复杂。

　　首先，甲午战败的刺激。日本遭受西方的冲击比中国晚十几年，50年代中期的《日美亲善条约》使日本人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心情和痛楚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日本以此为契机，进行了自强改革，而中国却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来的短暂安定中又昏昏睡去。甲午前，中国人对日本的普遍态度是：存防祸之见，有轻视之心。甲午战争中，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告诉中国人，日本已不是“蕞尔小国”。甲午战争，对中国而言，惨败于日本比惨败于西方，在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更大、更沉重，因为前者是往昔向己称臣的东洋“学生”。战后的中国人对日本充满了痛恨和仇视，但是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不得不对日本带有一种钦慕，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

　　其次，改革人士的积极呼吁。康有为明确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并提出了“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折》，和《与林迪臣太守论浙江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教育。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认为留学日本的益处多于留学欧美。张之洞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舆诸人，皆二十年前东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会奏《复议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在这些革新人士的积极策动下，1898～1906年，清政府出现了一系列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并派遣大批官员赴日考察，主动学习。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中国全面向日本学习的时期，1898～1907年被称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

　　再次，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同门”。“同文”，文字相近，日本文字中的汉字比例为十之六、七。“同种”，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黄种人，在风俗文化、生活习惯和民族信仰、心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与日本地属同州，政体、民情最为相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同门”，中国和日本都非常推崇孔子，可谓“师出同门”。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隋唐时期就有过一次文化上的交流和学习，只是当时中国是出于文化输出地位，但是这毕竟给后来中国学习日本提供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便利。

　　夏偕复指出：“今日欲立学校宜取法于日本，夫我之取法日本，较之日本之取法泰西，弊害尤鲜，取径尤易。……我于日本，古来政治之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国之性无歧趋，则行之无害而有功。”

　　复次，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甲午战后，日本企图独霸中国，苦于实力不足，不得不另谋他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亟欲利用文化教育对中国进行渗透。有人声称：“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机运殆将发展，我国先事正，制其权，是不可失之机也。我国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喙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我他日之在支那，为教育上之主动者，为知识上之母国，此种子一播，确定地步，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起焉。”

　　日本对清朝的教育改革极力施加影响，热情的接待中国赴日考察者，如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学校教育制度，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重视，尤其是当时的政界要人和文化名人的盛情款待。

　　另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如地理情缘，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东亚邻邦，赴日学习，路近费省，这对于财政入不敷出的清王朝是一个不小的吸引力。张之洞指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

　　日本明治维新保留了君主制，这是让中国决心仿效日本的重要原因。因为清政府就是希望在不变“皇祚”的前提下，通过变革来摆脱危机。“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近邻日本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谋学习的榜样。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有选择地吸收、消化和融合欧美等西方各国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体制。中国向日本学习，可以减少摸索、尝试的代价。

　　最后，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虽为第三国的中国，因交战地点在中国东北，使中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更加清楚的看到日本的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信念。　

“学生”成了“先生”

　　甲午战后，中国全新审视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官员赴日学习，同时高薪聘请日本教习来中国任教。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制定了颇具影响力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一)“走出去”与“引进来”并行

　　康有为指出：“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把着眼点瞄准了日本教育。于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拉开了留学日本的帷幕。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留学生13名。留学生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在1902年以后快速增加，1905年达8000余人。

　　留日学生积极翻译日本教育理论如《东西洋教育史》、《日本教育史》、《学校制度》、《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新编日本教育法规》、《日本学制大纲》等。在制定“壬寅学制”的张百熙和制定“癸卯学制”的张之洞的幕僚中，不乏有留日学生；另外，清政府还特别派吴汝纶、罗振玉、姚锡光等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政府实行“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政策，派遣留学生的同时，高薪聘请了大量日本教习来中国从事教育工作。清末聘请日本教习的人数也是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日本教习几乎遍布全国，奉天、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安徽等地，都有日本教习的足迹。清末，留日风潮的滥觞和聘请日本教习的飓风，使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深深打上了日本的烙印。

　　(二)拿来主义：壬寅—癸卯学制

　　从戊戌维新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的学制建设已经从理论走向了实践。清末两个非常重要的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是清政府颁行的正式法令。

　　《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由张百熙组织制定的，参考吸收了日本学制的特点。张百熙于1901年12月兼任管学大臣，是个推崇日本教育的汉族官员。1902年，在奏办京师大学堂折时就曾提议“仿日本学制，先设高等学校，作为大学预科”。“其它中、小学及专科职业学校教育，则声明俟派员赴欧美日本考察其现行章程”，“仪器设备，则计划先以款万余两向日本采购”。

　　张百熙还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务。吴汝纶在日本考察约3个月时间，参观京都、东京等地各级学校，返国后作《东游丛录》，向张百熙报告。这本书对日本的教育史、近代学制体系、各级学堂章程、教育统计，尤其是帝国大学之制度与课程，有详细的记录。虽然，《钦定学堂章程》已于此书出版前完成，但此书及1902年11月日本议员伊泽修二来华所呈的《日本学制大纲》，对《奏定学堂章程》的制订，有显著的作用。

　　《钦定学堂章程》包括六个章程：《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每一个章程之下均分为四章。日本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学校制度设置是：幼儿园、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初中(高等女学校、事业学校)、高中(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帝国大学。通过比较，可以看到《钦定学堂章程》实行了日本学制的影子。

　　《钦定学堂章程》虽公布于世，但并未施行。清末真正实行的是稍后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早在“壬寅学制”制定期间，张百熙就曾向张之洞征询意见，张之洞向张百熙说：“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宜选派学生赴日分习寻常师范及高等师范”，“至管学人员，亦须赴日学习教学法及教育行政”。张之洞还派罗振玉、王国维及黄绍琪等人赴日考察教育。罗振玉于1901年5月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主要任务是编译出版日本教育书籍和法规。

　　从1901～1903年间，《教育世界》刊登了多达97篇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作为国内唯一的教育改革论坛，各种教育改革的主张、观点以此为媒介广泛传播，从而影响了学制的制定。 1903年6月，张之洞开始主持学制制订工作。经数月努力，七易其稿，于1904年1月完成，从此结束了中国新式学堂无章可循的历史。“癸卯学制”分为三段七级，分别为初等教育阶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阶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壬寅—癸卯学制”基本上是照搬日本的学制体系，但并没有建立起日本那样的近代教育体系。首先是，指导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其次，具体操作上存在刻板和教条的弊病。

　　作为海洋岛国的日本，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化革新吸收了隋唐文化，明治维新吸收了西洋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不具有强烈的排斥，较易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不仅形成强烈的文化认同而且形成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优越感，且一直处于文化输出状态，由于这份难以割舍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相当的痛苦。

　　对待西方文化，日本在吸收时也存在文化冲突，但没有中国那样强烈。1854年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桥本左内提出“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异曲同工。但明治维新期间，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方针，“全盘西化”盛行。1884年，森有礼接任文部卿，将德国的国家主义与“天皇制国体”相结合，建立起日本近代教育体制。

　　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基本思想是“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虽貌似，但存在本质区别。“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和魂洋才”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它是从“东洋道德西洋艺”的二元论出发，经过全盘西化的浪潮后，从民族的立场对“脱亚入欧”再加以整合的方针。力图融合东西方思想，并不强调日本传统文化的优先和主导地位。

　　而“中体西用”的方针，将中西文化在价值和功用上加以区分，在强调“中学”的主体地位和价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学”的实用功能和补救作用，其高下之分，主辅之异、本末之别十分鲜明。

　　在具体操作上，中国对日本的学习过于刻板和教条。中国奉行“拿来主义”，虽有变通，但多数是照搬照抄。试以湖北幼儿园为例进行说明。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即根据《钦定学堂章程》饬令支拨官款，建立湖北幼儿园。在此之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湖北幼儿园是仿日本的教育体系设立的，而且，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保姆前来经办，并由户野美知惠担任湖北幼儿园园长，主持园务工作，且拟订《湖北幼儿园开办章程》。该《章程》无论是幼儿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对幼儿的教学内容都有“日语”一项，就连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便积极的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自强”与“求富”，再到康梁的戊戌维新及清末的“新政”，在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国探索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曾经“西学中源”的思路抵消了文明冲击带给中国人的震撼，而“中体西用”也常常把西方科技作为一种国体的修补。

　　在中国与列强的较量中，中国是“屡战屡败”。甲午战争，中国亲自领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战争中国目睹了日本的强大，这两次大战带给中国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终于发现“成王败寇”和“弱肉强食”是此时此刻国际间的游戏规则。于是，“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划分”，价值的评价和考虑是非的标准彻底转变了。“壬寅—癸卯学制”基本上照抄日本学制，就是这种普遍存在于知识阶层的心理失衡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