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吴石将军配助手：吴敬中、郭汝瑰不合适，军统行动处长怎么样？

吴石将军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经过真正的特工训练，这两点在史料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吴石将军是深明大义的爱国者，也是为统一大业牺牲人仁人志士，更是一位“沉默”多年的烈士，这一点他的随从参谋王强（后加入解放军，任第十兵团参谋）在《吴石：虎穴忠魂》（《纵横》2002年第9期）中说得很清楚：“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祖国的统一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勇士在台北从容就义。1975年冬，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我党不能忘记在台湾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位朋友，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将军是“共产党的朋友”，这个定义是十分准确的，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吴石将军的牺牲中总结经验教训：吴石将军是优秀的将领，但并非专业情工人员，《沉默的荣耀》中的“聂曦副官”，也并不是总跟在吴石身边，他暴露时的身份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而非“参谋次长副官”。

聂曦烈士不是专业情工人员，在1950年已经不能成为吴石将军的真正助手，而像吴石将军那样高级且极为重要的地下工作者（读者诸君请注意，是地下工作者而非地下党员），按常规是一定要配备得力助手的，这位助手要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牺牲自己以掩护吴石，也就是说，这位助手可以成为吴石的最后一道防线，像与朱枫接头那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由吴石将军亲自出面——朱枫同时跟“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参谋次长”吴石联系，这本身就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历史不能改写，但可以假设，甚至可以根据电视剧来假设，于是我们首先能给出一个结论：要给吴石将军选助手，历史原型不知为何人的郑耀先是不合适的，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吴敬中（吴景中，曾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长、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也是不合适的。

郑耀先没有历史原型，而且性格飞扬表现强势宿敌众多，他要是给吴石将军做助手，也会牵连吴石更早暴露——郑耀先被“影子”韩冰评为“战略特工”并不完全准确：郑耀先确实在战略情报方面有极高的素养，但作为潜伏特工，却不是最优秀的，因为潜伏者必须“和光同尘”，而郑耀先表现得有些太抢眼了。

郑耀先特立独行，而且还有些“唯我独尊”，所以他并不是做助手的最佳人选，吴敬中在军事情报方面也是一位大行家，这跟他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经历有关，当年吴敬中那批我方派去的留学生，有好几位被“格别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的前身之一）”选去进行特训，还有几位在军事院校进修（校名不详，参训人员就有沈醉的姐夫余乐醒），所以这些人“叛变”之后，大多成了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教官。

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列出了“叛徒名单”：“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沈醉没好意思说姐夫余乐醒也是叛徒，但却没了担任过多个特训班总教官的程一鸣是“叛徒”：“程是早年由中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回国后已处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派人到上海专门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叛变后为他工作，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程就是这样叛变的。不久，调查课并入了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原在该课工作的程一鸣和张毅夫（张严佛）、王新衡等人都成了特务处的人员。（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徐远举的特务生涯》）”

沈醉给程一鸣加上的“叛徒”二字一定是要加引号的，因为程一鸣是不是假叛变真潜伏，史料中还有不同说法。

先放下程一鸣不提，咱们还是先看被沈醉称为“老同事”、“很要好的朋友”的吴敬中：此人不但是叛徒，而且还曾做过“出卖同学”向戴笠邀宠的事情——很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都跟组织失联，所以基本都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罪行，但吴敬中除外，在重庆遇到在延安工作的留学同学，马上向戴笠报告并预谋进行策反，结果当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延安方面的部分人员可以在重庆公开活动，但由于吴敬中的出卖，那位同学的处境变得很危险——那位同学就是后来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统战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冰，徐冰遇到特赦后的沈醉，还讲起了那件事：“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沈醉《我这三十年·自由天地，冤家路宽》）”

吴敬中绝不是假叛变真潜伏，但他没有“成功出卖”过任何一个原先的战友，所以还不算罪大恶极，即使不逃离天津，也不会被判处死刑，顶多也就跟沈醉文强等人在战犯改造所见闻学习十年或二十十五六年，期满后当个政协文史专员还是可以的，但让他给吴石当助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基本虚构的郑耀先不合适，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吴敬中不可能，那么最成功的潜伏者之一、曾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怎么样呢？

我们必须承认，郭汝瑰绝对是优秀的潜伏者，他以第二十二兵团（空壳）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身份起义的时候，老蒋也只以为他是“叛变”而没想到他是地下党员。

杜聿明不止一次举报郭汝瑰是地下党，这就是郭汝瑰不可能给吴石将军当“潜伏助手”的原因之一，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承认，他已经引起了老蒋的怀疑，这才主动到军队中当了军长，而且当实缺军长，也也是一波三折。

如果郭汝瑰没暴露，老蒋也没起疑，那乐子可就大了：郭汝瑰到了岛上，至少能当“参谋次长”，作为两任参谋总长陈诚、顾祝同最欣赏的中将厅长，郭汝瑰当参谋总长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时候吴石就会成为郭汝瑰的助手了。

郭汝瑰因为军衔太高，而且比吴石还受信任，所以不可能给吴石将军当助手，笔者认为比较适合吴石当助手的，就是咱们前面说过的程一鸣——程一鸣身份神秘，他顶着“叛徒”的恶名在军统“工作”三十多年，先后当过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行动处处长、“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广州保安司令部视导室少将主任兼广州卫成总司令部保防处少将处长、“中二组”澳门特派组组长、情报局澳门组组长，跟吴石将军还真有一些交集。

程一鸣是不是优秀的潜伏者，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有公论，直到今天，还有人为程一鸣是“潜伏归来”还是“起义归来”而争论，这就是程一鸣的高明之处：直到最后，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一个谜。

《广东留学史·求学苏俄的广东留学生》这样猜测：“从程一鸣一贯保持低调而且至死不改，以及他的丧礼由广东省安全厅与广东省政协合办——安全厅不会给一个‘起义’将领举办葬礼的——这两件事，就大约明白他的真实是身份什么了。也就是说，丧礼的主办方，必然是死者的战友——程一鸣其实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成功卧底。”

低调，严谨，深潜，程一鸣是笔者掌握史料中最优秀的红色特工之一，读者诸君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程一鸣当了吴石的助手，谷正文那个自己承认“没受过情工训练”的二把刀，能斗得过这位原行动处长吗？如果郭汝瑰也像吴石一样去了台湾，只要不暴露，是不是也能当参谋次长，甚至晋升参谋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