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将领惨死匪手，粟裕震怒：派三个团剿灭他们！

1949年8月3日傍晚，东阳巍山胡村桥头，三野后勤参谋长李厚坤携妻葛玉芳、幼子李新国，突遭土匪“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伏击。十余分钟枪战后，夫妇双双牺牲，幼子被掳。消息传出，粟裕震怒：“派三个主力团，清剿到底！”

“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的匪首名叫安我华，嵊县开元镇人，矮小精瘦，倒三角眼常年布满血丝。抗战后期拉起三十人护镖队，自封“少将司令”，日军投降后摇身变成“敌后忠义救国军”，人数也增至百人。他给自己的破庙司令部挂一块金漆匾额：“替天行道”，实则辖地之内，天是他安我华的天，道是他口袋里的金条。

“没钱，就拿命抵。”这是安我华的口头禅。

1949年2月，崇仁镇商绅童镜湖因拿不出十根金条，被安我华派人绑到西白山。他让喽啰们把童镜湖反吊在梁上，脚底垫两筐炭火，烤得皮肉滋滋作响，再逼家属“听唱”。当童家人凑足金条赶到时，童镜湖已半熟，抬回去当晚断气。

每年中元节，安我华都要“收地皮钱”。哪个村敢迟交，便放火“送瘟神”。

1949年7月半，长乐镇后山岙村欠了八担稻谷。傍晚，土匪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四周架起柴火，先烧稻草垛，再逼村民跳火圈。六十岁的老村长裘阿灿被一脚踹进火里，烧得蜷缩成炭。大火映红半面山，安我华却坐在太师椅上喝酒，哈哈大笑：“这才像过节！”

安我华最丧心病狂的敛财手段是绑孩子。

西坑口村一年之内被他掳走十一个男孩，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仅四岁。孩子关在石磨房，用铁链锁脚，每天只给两顿稀粥。土匪给家属递话：“一根小黄鱼换一条命，十天不赎，撕票！”

可是村民们哪拿得出这么多“小黄鱼”？最后，磨房后沟多出了八具小尸体，被野狗咬得七零八落。

解放军南下后，安我华恨透了“带路的老百姓”。

8月初，他在黄泽岭抓到三名给部队送粮的民夫，硬说他们是“探子”。当夜，破庙前燃起松明，安我华亲自动手——一刀剖开民夫肚皮，边割边问：“共军今天到了哪？”肠子淌了一地，他嫌血腥味冲鼻，用香炉灰随手一撒，继续喝他的苞谷烧。

据统计，安我华匪帮在嵊县、东阳、新昌三县共制造血案七十余起，杀百姓四百余人，烧毁村庄十三座，绑票勒索金条折合银圆二十余万。

当地民谣唱道：“天见安无常，日月不光；地见安无常，草木不长。”

1949年8月12日，粟裕签发《剿匪令》，第312、313、310团昼夜兼程，三路钳击西白山。

部队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扎口袋”。

在解放军的号召下，民兵、农会连夜砍树拦路，挖壕沟，把三十六个山口变成三十六道鬼门关。安我华派出的“探子”一露头，就被暗哨击毙。

起初，安我华以为解放军是冲着李厚坤的遗孤李新国来的，为了保命，赶紧把李新国送了回来。然而，安我华作恶多端，又岂能就此放过？

因此，我军不光没有撤围，还把受害者的名单印成传单，空投到山上。

传单上这样写道：“血债未清，休想逃命！”

土匪们在看到传单后，知道这事不是好解决的，内部开始出现动摇，陆续有匪徒在夜里偷偷下山，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12月30日夜，安我华的副官“独眼龙”带着二十人投诚，把藏粮洞、暗堡、密道全画成图交了出来。

1950年1月9日，大雪封山，气温降到零下八度。

313团侦察排沿着“独眼龙”画的密道，摸进西白山腹地。

匪巢里，安我华正围着火盆烤一只偷来的狗。

“不许动！”

安我华听到声音后，立刻反手去抓驳壳枪。排长刘玉成一枪托砸在他手腕上，骨头嘎巴一声折成两截。

“安无常，你也有今天！”

安我华抬头，看见火光照亮的不是昔日的喽啰，而是一排乌黑的冲锋枪口。

1950年5月18日，东阳县，万人公审。

审判台两侧，摆着从匪巢搜出的血衣、皮鞭、铁链、人骨烟斗。

被害人家属轮流上台，泣不成声：

“我爹被你们点了天灯！”

“我弟弟才九岁，被你们撕了票！”

轮到李新国——烈士遗孤，已被养得白白胖胖。孩子被抱上台，手里攥着一只小布鞋，那是母亲葛玉芳最后给他穿上的。

孩子指着安我华，奶声奶气却字字清晰：“坏人，打死！”

审判长当庭宣判：“判处匪首安我华死刑，立即执行！”

随后，安我华被押上巍山刑场，一声枪响，子弹从后脑进，眉心出。安我华扑倒在血泊里，倒三角眼还睁着，像是不敢相信：自己一手遮的天，竟会塌得这么快。

风从山梁吹过，松涛呜咽，像在说：血债已清，英魂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