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3日傍晚,东阳巍山胡村桥头,三野后勤参谋长李厚坤携妻葛玉芳、幼子李新国,突遭土匪“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伏击。十余分钟枪战后,夫妇双双牺牲,幼子被掳。消息传出,粟裕震怒:“派三个主力团,清剿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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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救国军敌后第5纵队”的匪首名叫安我华,嵊县开元镇人,矮小精瘦,倒三角眼常年布满血丝。抗战后期拉起三十人护镖队,自封“少将司令”,日军投降后摇身变成“敌后忠义救国军”,人数也增至百人。他给自己的破庙司令部挂一块金漆匾额:“替天行道”,实则辖地之内,天是他安我华的天,道是他口袋里的金条。
“没钱,就拿命抵。”这是安我华的口头禅。
1949年2月,崇仁镇商绅童镜湖因拿不出十根金条,被安我华派人绑到西白山。他让喽啰们把童镜湖反吊在梁上,脚底垫两筐炭火,烤得皮肉滋滋作响,再逼家属“听唱”。当童家人凑足金条赶到时,童镜湖已半熟,抬回去当晚断气。
每年中元节,安我华都要“收地皮钱”。哪个村敢迟交,便放火“送瘟神”。
1949年7月半,长乐镇后山岙村欠了八担稻谷。傍晚,土匪把全村人赶到打谷场,四周架起柴火,先烧稻草垛,再逼村民跳火圈。六十岁的老村长裘阿灿被一脚踹进火里,烧得蜷缩成炭。大火映红半面山,安我华却坐在太师椅上喝酒,哈哈大笑:“这才像过节!”
安我华最丧心病狂的敛财手段是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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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坑口村一年之内被他掳走十一个男孩,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仅四岁。孩子关在石磨房,用铁链锁脚,每天只给两顿稀粥。土匪给家属递话:“一根小黄鱼换一条命,十天不赎,撕票!”
可是村民们哪拿得出这么多“小黄鱼”?最后,磨房后沟多出了八具小尸体,被野狗咬得七零八落。
解放军南下后,安我华恨透了“带路的老百姓”。
8月初,他在黄泽岭抓到三名给部队送粮的民夫,硬说他们是“探子”。当夜,破庙前燃起松明,安我华亲自动手——一刀剖开民夫肚皮,边割边问:“共军今天到了哪?”肠子淌了一地,他嫌血腥味冲鼻,用香炉灰随手一撒,继续喝他的苞谷烧。
据统计,安我华匪帮在嵊县、东阳、新昌三县共制造血案七十余起,杀百姓四百余人,烧毁村庄十三座,绑票勒索金条折合银圆二十余万。
当地民谣唱道:“天见安无常,日月不光;地见安无常,草木不长。”
1949年8月12日,粟裕签发《剿匪令》,第312、313、310团昼夜兼程,三路钳击西白山。
部队进山第一件事,就是“扎口袋”。
在解放军的号召下,民兵、农会连夜砍树拦路,挖壕沟,把三十六个山口变成三十六道鬼门关。安我华派出的“探子”一露头,就被暗哨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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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安我华以为解放军是冲着李厚坤的遗孤李新国来的,为了保命,赶紧把李新国送了回来。然而,安我华作恶多端,又岂能就此放过?
因此,我军不光没有撤围,还把受害者的名单印成传单,空投到山上。
传单上这样写道:“血债未清,休想逃命!”
土匪们在看到传单后,知道这事不是好解决的,内部开始出现动摇,陆续有匪徒在夜里偷偷下山,向解放军投诚。
1949年12月30日夜,安我华的副官“独眼龙”带着二十人投诚,把藏粮洞、暗堡、密道全画成图交了出来。
1950年1月9日,大雪封山,气温降到零下八度。
313团侦察排沿着“独眼龙”画的密道,摸进西白山腹地。
匪巢里,安我华正围着火盆烤一只偷来的狗。
“不许动!”
安我华听到声音后,立刻反手去抓驳壳枪。排长刘玉成一枪托砸在他手腕上,骨头嘎巴一声折成两截。
“安无常,你也有今天!”
安我华抬头,看见火光照亮的不是昔日的喽啰,而是一排乌黑的冲锋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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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8日,东阳县,万人公审。
审判台两侧,摆着从匪巢搜出的血衣、皮鞭、铁链、人骨烟斗。
被害人家属轮流上台,泣不成声:
“我爹被你们点了天灯!”
“我弟弟才九岁,被你们撕了票!”
轮到李新国——烈士遗孤,已被养得白白胖胖。孩子被抱上台,手里攥着一只小布鞋,那是母亲葛玉芳最后给他穿上的。
孩子指着安我华,奶声奶气却字字清晰:“坏人,打死!”
审判长当庭宣判:“判处匪首安我华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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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安我华被押上巍山刑场,一声枪响,子弹从后脑进,眉心出。安我华扑倒在血泊里,倒三角眼还睁着,像是不敢相信:自己一手遮的天,竟会塌得这么快。
风从山梁吹过,松涛呜咽,像在说:血债已清,英魂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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