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璞喆  俞钢：章学诚与浙东学术探微

摘要：章学诚眼中的浙东学术是以切合当时人事的经世实学为主轴的；主张在变化了的时空中发扬学问“整体性”的经世旨趣。就学问而言，浙东学术是指融入了清初经世实学观念与学问整体化倾向的阳明王学；就地域而言，浙东学术强调的是南宋至乾嘉浙东学者注重“经史”文献和“经世”观念的治学传统；就学统而言，章氏晚年建构的浙东学术系统遵从了其心理和学术需要，而忽视了朱熹、黄宗羲与浙东学统的客观联系。故浙东学术不仅是章氏融通朱、陆的学问，而且是章氏眼中姚江王学的学术史。它是具有学术、学术史双重内涵的学问，也是超乎地域学术文化空间的综合性学问。

关键词：章学诚 浙东学术 学术史观

清初以来，首倡“浙东学术”者是章学诚，所作《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南宋至乾嘉的脉极渊薮与治学传统。其渊源可追溯至朱熹指陈浙江事功之学的“浙学”，发展到“明代扩大为心学，再到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就治学传统而言，浙东史学是与四川史学、江西史学、福建史学并称的南宋四大区域史学之首，注重“制度沿革、经史兼通、学以致用”是其治学的突出特色。这种治学传统发展至乾嘉时期已渐失其旨。在博而寡约的考据学风中，学者治学不仅有经史门户分庭之见，而且鲜言学问经世之旨。出生于浙江绍兴的章学诚，治学既重视“博”即史料，又重视“约”即义理，还重视“通”即通义，以强调学问约己致用之学术史观，显示出“独树一帜”的方面。他晚年对“浙东学术”的认识，虽然有“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和“心理真实（Psychological truth）”相混沌之处，但是它能够为我们理解南宋以来的学术发展脉络，提供一种异于近代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视角。

“浙东”是相对丰富多元的概念。章学诚与之相关的表述有“浙东之学”“浙东前辈”“浙东史学”“浙东文献”“浙东学者”“浙东儒哲”“浙东长吏”“浙东”“浙中”“浙西”等。我们可将这些概念大致归为三类：一是指地域方位，如浙东、浙中、浙西；二是浙东人，如前辈、学者、儒哲、长吏；三是指“壤地相接，闻风而起”的学问，如学术、文学、史学、文献。除长吏外，后二者均与学问、学者相关，可称之为“浙东学术”或者“浙东学问”。就章氏学问而言，其“发前人所未发”的是他对一切学问之“整体性”的方法论原理的认识。这就蕴含着整体学问(术)、方法原理两个基本倾向。前者表现为一切学问和所有著述，是历史存在之“实”；后者表现为方法原理和根本理论，是历史理论(认识)之“虚”，其是“从古至今整体理论脉络的历史性审视”的传统学问，具有客观实在的历史性和主体思维的理论性。故而他强调质上的整体性并非囿于史学一途的部分整体性。因此，本文拟以章学诚对浙东学者、学术的评论为对象，试析其历史真实与心理真实之间的学术史建构，以期从理念、视角和方法上对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阳明心学与清初浙东学者

章学诚在《皇清例封孺人邵室袁孺人墓志铭》中说：

自鼎革以来，浙东学者，本姚江王氏，蕺山刘氏之传。砥砺名教，崇尚节义，搜罗逸献遗文，盖大萃于龙山、甬江之间。

阳明心学是浙东学者一脉承绪有自之“名教”。以姚江王阳明为端始，中经绍兴刘宗周，再至宁波万斯同、全祖望。这也是崇尚“节义”事功注重文献徵订的经世实学。就明代来说，弘治以前，理学家如宋濂、方孝孺、薛瑄等多以“尊朱”为主，治学注重博学多识的道问学。浙东学者如刘伯温、叶景渊、龙泉章等则延续了经制治法和经世济用的南宋浙江事功之学。弘治以后，浙东学者逐渐转向致良知的尊德性，程朱独霸的局面才有了扭转，“充满于这一时期理学与心学的斗争，其结果是酿成了两大派系折衷与调和的趋势”。

刘宗周是明末理学家，也是阳明的再传弟子。他的治学融会程朱“道问学”与陆王“尊

德性”而侧重于姚江王学。大致来说，他是从“万物一体”论和“慎独”论两方面调和朱陆之异的。对于前者，刘氏说：

因思盈天地间，凡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绝不是理生气也。于人身何不独然？大《易》形上、形下之说，截得理气最分明，而解者往往失之。后儒专喜言形而上者，作推高一层之见，而于所谓形而下者，忽即忽离，两无依据，转为释氏所借口。

道理与理气本为一体。形上之道依赖于形下之器，即“道者器之道”也。虽然这与程朱以“理”为道和陆王以“心”为气的观点不同，但与清初方以智“盈天地间惟物也”、顾炎武“天地间只有气”、黄宗羲“盈天地皆心”、王夫之“天下惟器”论及其类似。更为精妙的是，他将道器合一转而为人心与道心的合一：

心一也，形而下者谓之人，形而上者谓之道。人心易溺，故惟危；道心难著，故惟微。道器原不相离，危者合于微而危，微者合于危而微，两物一体。合人与道言心，而心之妙始见，其蕴始尽，所以更圣贤千言万语，阐发无尽，事心之功亦无尽。乃其要只在精与一。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几，而一则以致其精也。两心揉杂处，止患不精，不精便不一。精而一之，则人心道心妙合无间。而心性流行之妙，无往而非中矣。

就形下、形上的内涵来说，它们分别是指人与道，而人“心”则是合二于一的核心要素。道器关系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它们是可以二分的。刘氏却将人心、道心两物视为一体，言心应合人心、道心于“精一”，以人心而探究道心。他的“慎独”论也是“融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为一体的理论”。这对清初乃至乾嘉学者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特别是章学诚将其“事心之功”延展为“切人事”的经世实（史）学。

清初学者延续了刘宗周调和朱陆的观念，以其浙东弟子及后学为多。他们以经世实学改造“空谈性命”的心学，“进而欲融合理学史上一切不同宗旨的争论”，从而跳出了理学的葛藤藩篱，将道问学和尊德性融会于史学：既有从事于学术“史”的整理与研究，如孙夏峰《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通”史类著作；又有如李颙《儒鉴》、陈确《大学辩》等“专”门史类著作。在整体性视域下，他们的某些观念突破了宋明理学甚至是儒学原有的“固见”或“习固”。

刘宗周的弟子浙东黄宗羲说：

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

这里的“理学”是指考证经学而言。他反对局限于字义训诂的纯考据，但并不否认考证之博与约于己（“封己”）的内在联系。黄氏后学、浙东全祖望对此解释到：

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不“封己守残”的关键在于求“约”，即阳明“心学”，尤重于经史与身心性命之“理”。学术只有将读书与明理相结合才能成为真学问。持此理念，他在明末以经世实学为尊，清初转以明其师“慎独”之学并专注于理学学术史的研究。对于学问与阳明王学的关系，黄氏说：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宜着眼领会。

学问之“真”贵在自得自用而不争门户。学术应在“不同处着眼”“精析人心道心之几”以求“一”。于此，他在政治上提倡众生平等；在经济上提倡“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在法律上要求废除“一家之法”“一己之法”而建立“天下之法”；在学术提倡“人人心中有仲尼”；自得于心以致用则人人可悟道。这与章学诚《原道》《原学》《言公》《立言有本》诸篇都有相通之处。

章学诚说，浙东学术“大萃于龙山甬江”，是指浙东宁波万斯同、全祖望。前者是黄宗羲的弟子，受理学训练而攻及于史，注重“纯学术之考辨”“历代史表”以及“经世与学术并髻”。后者虽未师从黄氏，但他是全氏最为服膺的学者并承续了其治学理念：一方面于程朱和陆王“不同处”发轫，另一方面反对治学持门户之见。对于前者，他在《淳熙田先生祠堂碑文》中说：

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

全氏之学从程朱“穷理”和陆王“本心”之异处而求同，强调了穷理集义与发明本心合“一”的观念，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圣学之全”。既然在“异”处求全，治学当以“本心”观乎“万物之变”而不争于门户：

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为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彼其分军别帜，徒哓哓于颊舌者，其无当于学也明矣。

他极力反对治学持门户之见。“东发”即黄震，朱熹弟子；“慈湖”即杨简，陆九渊弟子；“杜洲”即童居易，杨简弟子。在全氏看来，朱学与王学应从“异”处而析其“同”以达“精一”之境界。这也是章学诚所说的“宗陆而不悖于朱”。故“全氏得之沛而及于史，浩乎其不可御矣。冒斧钺之诛而表彰气节，以盛世之民而同情隐逸，树史学正义之纛，养宇宙浩然之气，皆由其精深之理学造诣郁积而磅礴者也。”

依章学诚的观点，浙东学术本于姚江王学，至乾嘉一直传承有绪。自晚明刘宗周之后，在经典考据和经世实学背景下，以浙东学者为主的阳明王学，一方面受此学风形象由理学入史学，以扭转“空谈性命”的王学流弊，另一方面融合程朱学，说提倡学问贵在“约己”自得自用而不争门户的学术观念。他们能够跳出理学的葛藤藩篱，开拓融通道问学与尊德性于史学的经世实学风气。清初的阳明心学是“以史学为主，包含哲学、经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在内的”，具有学术史性质的整体学问。

二、章学诚眼中的浙东学术

章学诚作《浙东学术》篇是在嘉庆五年（1800）。是年的他63岁，又受朱锡庚委托作《邵与桐别传》，其云：

今目废不能书，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终无一言，不特负死友于九原，亦且无以报锡庚之责。……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徵，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

邵与桐即邵晋涵，是章氏挚友；朱锡庚即朱少白，是朱筠（章氏老师）之子。这时，他双目失明，疾病缠身，此二篇均为章氏口授言辞，其子章贻选记录而成。他以“浙东儒哲”而统宗南宋以来言性命多“攻”史学之浙东学术。所言“衷据”即“确凿证据”，邵晋涵曾被征入四库馆纂修，但史馆因南宋以来的浙东之学，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收录甚少。这里，他只说浙东儒哲以史学言阳明心学且“历有师承”，而在《浙东学术》中较为系统地予以阐述。可以推断的是，《浙东学术》应作于《邵与桐别传》之后并与邵晋涵有关联。

章学诚曾在《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二简》中说：

昨闻邵二云学士逝世，哀悼累日，非尽为友谊也。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自斯人不禄，而浙东文献尽矣。

邵二云即邵晋涵。“浙东史学”和“浙东文献”是章氏1796年使用的概念。因邵氏之逝，宋元百年来的“文献尽矣”，其将邵氏视为浙东史学在乾嘉时期的代表者并评价道：“然君子尤长于史，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所言“家传”是指其祖父邵廷采，师从于姚江韩孔当，韩氏为沈国模弟子，沈氏又与刘宗周创办姚江书院以传王学；所言“乡习”即南宋以来的浙东学术传统，也是金毓黻所言“壤地相接，闻风兴起”的浙东史学。

就邵晋涵和章学诚而言，前者为“家传”后者为“乡习”。正因如此，他建议邵氏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序列浙东学术，但未能如愿。1800年，受朱锡庚委托撰邵氏别传，章氏溯其史学渊源和贡献之后，又撰《浙东学术》篇专论其脉络谱系与治学取向。大致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浙东学术之渊源流变。章学诚论曰：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河西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这是章氏眼中浙东学统之源流。浙东之学出自于朱熹，但三袁（袁燮、袁肃、袁甫，浙江鄞县）之后多宗陆氏（陆九渊、陆九龄），“通经服古”为其学问旨趣。“经”即理学、“古”即史学。袁燮少时读《党锢传》而以名节自期，绍熙五年（1194）“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见九龄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乃师事焉。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由经入史而“不空言德性”。至明中期，姚江王阳明以“良知”而与朱子“道问”相“牴牾”；明末绍兴刘宗周承阳明而创“慎独”与朱子“相诋”；黄宗羲出自刘氏门下，其弟子万斯同、万斯大昌明“经史”之学，下至鄞人全祖望，浙东学术“宗陆而不悖朱”；浙西萧山毛奇龄颇有心得于阳明“良知”之学，以攻诘朱子，门户之见洞开。在章氏看来，浙东之学源自于南宋朱熹，三袁后以陆九渊为宗，其后虽有“牴牾”和“相诋”，但宗陆不悖朱，良知须以经史实之，唯独毛奇龄以门户之见而攻朱。此外，对于章学诚此段，学界颇有异议，讨论重点集中在如下方面：首先是章氏是否为“浙东学术”之一员，其次是朱陆与浙东学术的关系，再次是黄宗羲与浙东学术的因缘，最后是浙东学术是否为浙东学派。此外，邵廷采与黄宗羲、章学诚的学脉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何冠彪在《清代“浙东学派”平议》立足于近代以来的“浙东学派”研究史，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与归纳。笔者拟在下节予以浅释。

第二，浙东、浙西之学术特点。章学诚论曰：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宗儒，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渊源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

浙东、浙西学术的分类标准是“专家”与“博雅”。前者是指“成一家之言”的“成家”，后者是指“道问学”；在方法论上，前者贵“约”，后者尚“博”。虽有浙东浙西之别，但学者不可“持门户之见”。这是章氏所要强调的重点。他认为，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分别为浙西、浙东之学的开山宗儒，“顾氏宗朱，黄氏宗陆”，朱陆之学在清代的发展则是浙西尚“博雅”之经学考证，浙东贵“专家”之史学义理，原本“并行而不悖”。章氏列举的王阳明、刘宗周、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等学者，都是经史专家，特别是顾、黄二人，开启了清初探经究史以实理学的经世实学之风。若说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而属浙东学者的话，那么顾炎武则是江苏昆山人非浙西学者，因而浙东、浙西似乎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区域之别为标准的学术区分，很有可能是分别代指经学考证、史学义理的治学路径。在乾嘉，浙东、浙西则为汉学与宋学之争的代名词，而“所‘争’即在‘道’之全体”非地域区别。章学诚汉宋兼采、博约相济、考据义理并重等学术史观也能支持这种说法。

第三，浙东学术之治学取向。章学诚论曰：

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讲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乎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者，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浙东之学取径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天人性命之理学不可空言，应以“切人事”的史学而“实”之并期以经世。章氏指出，孔子之后的经世实学都是以彰显人之“行事”为主的；如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天人性命”也是从“切人事”的角度倡言经世旨趣的。阳明王学是儒家“尊德性”的最高阶段，天人性命的理学不流于空言必切于“人事”。而与“尊德性”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治学取径就是“道问学”。“近儒谈经”似乎指向的，不仅是乾嘉考据之“道问学”，而且是顾炎武以来的“经学即理学”。按章氏之意，自三代以来，知史而不知有经，义理都是寓于史学之中的，经世实学也应结合史学之切人事。因而，浙东学术卓越的地方，在于史学与理学的合一，主张虚实结合以及“道者器之道”的合一精神。

第四，朱（熹）陆（九渊）与浙东学术。章学诚论曰：

朱陆异同，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纷纶，则惟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耳。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则黄茅白苇，极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门户，以为自见地耳。故陋儒则争门户也。

程朱与陆王治学路径之异，开启了门户争端。在章氏看来，数百年的朱陆之争都是“空言”纷纶，既不切合于人伦日常，也不致力于经世。按此，程朱与陆王的门户纷争，在乾嘉之时已衍变为“浙东”史学与“浙西”经学的门户之见。前者重“专家”的“尊德性”，后者尚“博雅”的“道问学”。这也形成了“博”“约”的对峙，经学与史学的分途。但，章氏始终不以“尊德性”与“道问学”言说浙东浙西学术的分野。尤其是清初已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且后者也已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他“虽宗主陆王，但对‘道问学’则仍然采取积极的肯定态度”。因而，德性与道问、经学与史学、专家与博雅、汉学与宋学，它们虽与事功、节义、隐逸、经术、史裁等“各有事事”，但都是不可“空言”而且其源本出于“一”体。故适时于用的“切人事”之史学经世观念理应为浙东学术的治学精髓。

最后，浙东学术之事功气节。章学诚论曰：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乎？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浙东学术之“事功气节”以典籍（六经）著述为主要表现形式。切合人事的史学是它们之间的关联点。章氏反对“舍今求古”“舍人事言性天”的治学方式，主张“切合当时人事”的经世精神。这与“整辑排比”的史纂和“参互搜讨”的史考大有不同。史学是适时于用的学问，必须直面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并有所作为。章氏是把“切合人事”作为浙东学术的史学基点的，又将“事功”“气节”与“著述”作为一个整体，还将经学与史学、理学与经史、理学与经世都融解其中。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通义。”就乾嘉学术而言，“新问题”是指考证精审于淹博而难识古人大体于经世。

章学诚眼中的浙东学术是以切合当时人事的经世实学为主轴，在变化了的时空中，发扬学问“整体性”的经世旨趣。他所言之的浙东、浙西，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形态，也没有扩大伸展其地域风气，而是强调南宋以来“浙东”之学人及其一以贯之的“学术”取径。即，在尊重浙东史学、浙西经学的治学方法差异的同时，治学从程朱“道问学”与陆王“尊德性”之理学内部分支的“异处”发轫，通过研究“人事”现象并切合时用以“补偏救弊”之经世。

三、章学诚对浙东学术之立异

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论述有1777年的《朱陆》、1790年的《书 <朱陆> 篇后 》和1800的《浙东学术》诸篇。前二篇是针对戴震先宗朱后攻朱而作，欲以“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调和朱陆异同，但“通篇仅有朱而未见陆，与题旨似不相称”；后一篇则主论陆王并自溯其学术渊源。他对浙东学术谱系的认识也是渐进形成的。这既是他于朱陆之“异”处发轫，又是他眼中之学术“史”的直接表述。

章学诚“在1797年时对浙东学统尚无明确的谱系观念”。1798年的《书 <贯道堂文集> 后 》，他表彰费密学问“不随风气而为”并“能自信于心”治学方式的同时，也较为客观地批评了其“以阳明五世为师（孙奇逢），自命阳明第六传”的观点；这时，章氏也未言及阳明王学的谱系脉络，甚至1799年的论著亦未见谈及有关浙东学术的内容。据此可蠡测，章氏浙东学术谱系观念清晰化应是在1800年，很有可能是他晚年对其学术史观的自我“追认”。他是年说：

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

浙东儒哲即浙东学者。他们从史学的角度探讨“性命”之学。就区域史学来说，南宋大致以浙东、四川、福建、江西四大区域的学术特色最为突出，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各区域史学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区域之间史家会经常交流，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学术形态。虽然浙东学术有金华、永康、永嘉之别，但学者治学的突出特色是“大多经史兼通”注重“探求制度沿革，强调学以致用”；因而“对于空谈道德性命之学即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朱熹对浙东学术也曾有过批评。他说：

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

这里的“浙学”是指吕祖谦的金华一脉。潘叔昌即金华潘景愈，吕祖谦弟子；吕子约即吕祖谦弟弟。朱子以“乖讹”“丑陋”之语的评价显现出对浙学的否定态度。对于永康一脉评价说：

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

他称江西陆学、永康事功称为南宋学术的两大弊端。对于永嘉一脉又评价到：

“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朱熹反对金华以经史求义理、永康专注王霸事功、永嘉喜道义功利的观点。可以说，朱熹对浙东学术总体评价并不高。在理学居于主流的南宋，无论是浙学、陆学还是湘学、蜀学都会谈及天人性命，但各自的立意点也是不相同的。就浙东史学说，金华吕祖谦、永康陈亮、永嘉叶适亦都注重“文献之传”且以经史兼通见长。故而章学诚说浙东学者言性命多究于史是相对客观的观点。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篇说，浙东学术出自婺源。他又把朱子作为浙东学术的源创者。虽然学术辩论并不能简单地绝对化，但朱子曾对浙学的低评却是真实客观的。这与前说浙东学者本于“姚江王氏”的观点又似乎相“异”。在经学考据的乾嘉时期，理学仍然是“主导思想”，考据学领袖之一兼章氏老师的朱筠也反对“理学之外犹有异说，这同时也就是清廷‘尊朱’的官方哲学立场”。因而，章氏对于浙东学术渊源之“立异”，既有调和朱陆异同的因素，又有附会朱学之嫌：

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宗儒，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

顾炎武是浙西尚博雅之经学的代表，黄宗羲是浙东贵专家之史学的代表。前者以朱熹道问学为宗主，后者则以陆九渊尊德性为宗主。他1797年给朱少白的信札中又有另一番表述：

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返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为蔡九峰（名沉，1167-1230）、黄勉斋（名榦，1152-1221），再传而为真西山（名德秀，1178-1235）、魏鹤山（名了翁，1178-1280），三传而为黄东发（名震，1213-1280）、王伯厚（名应麟，1223-1296）。其后如许白云（名谦，1269-1337）、金仁山（名履祥，1232-1303）、王会之（名柏，1197-1274），直至明初宋潜溪（名濂，1310-1381）、王义乌（名祎，1322-1373）。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忘源也。

黄氏与顾氏、阎氏同出于朱子门人。与上段相似的语言，章氏1777年的《朱陆》篇是这样表述的：

然沿其（朱子）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通经服古，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对于朱子后学谱系，1777年与1797年章氏的认识稍有不同，去掉了王柏、黄宗羲二人。王氏是黄勉斋弟子金华何基（1188-1268）的弟子，他们都是浙东人；按师承顺序，王氏应在黄震之先，即四传弟子。对于清初朱子五传弟子，章氏在1790年的《书 <朱陆> 篇 后》说：“（戴君）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故黄宗羲宗陆或宗朱（或者说，清初浙东学统中的黄宗羲）问题是章氏晚年建构其学术史观中较为含糊的问题。

章学诚将黄宗羲归入宗朱序列是在1797年，归入宗陆序列则是1800年。他在《朱陆》《书 <朱陆> 篇后》中是较少言及黄氏的。何佑森给出了一种解释：“章氏不深究梨洲一生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因此轻下断语。其实梨洲晚年思想有一大转变，他既不宗陆，亦不宗朱，认为学者贵在自得，能自得何患无宗。” 何冠彪却不认可何佑森的观点：“从黄宗羲思想转变的过程来说，何说诚为高见，但他忽略了章学诚对黄宗羲根本没有深入的认识，甚至对黄氏的思想渊源，曾有过相反的论调。”这里的“相反论调”是指章氏1797年将黄氏划归为“朱学传人”。事实上，黄氏以“父命从刘蕺山游”后潜心姚江王学，不仅“对朱熹推崇备至”而且“朱陆以外，宋代各家之学，黄氏皆能会通”。余英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实斋在《浙东学术》篇中特别强调梨洲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必须从这一心理角度去理解。因此，尽管实斋对梨洲的认识不深，甚至在三年前还把梨洲与亭林、百诗并列为朱学传人，但在1800年写《浙东学术》时，却无法不把梨洲搬回陆、王系统之中，并且要他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实斋的朱、陆异同论，我们必不可把历史真实（Historical truth）和心理真实（Psychological truth）混为一谈。

余氏从历史真实与心理真实两方面解释了章氏虚构黄宗羲的因缘，之后又较为深入地透析了章氏不将邵廷采作为清初阳明王学关键人物的心理因素。这是客观精辟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学诚的学术史观中，朱陆异同只是其中之一环，也有其对学问“整体”视角下的综合考量。正如梁启超在《复余姚评论邵二云学术》中说：

浙东学风，端本于义理，致用于事功，而载之文史。自阳明、梨洲以来，皆循此轨以演进，念鲁则具体而微焉。二云则念鲁从孙，其家学渊源所蕴受者如此。

浙东学术重事功（经世）义理、文史而合一。这是章学诚学术史观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文史通义”的著述宗旨。念鲁即邵廷采，与黄宗羲基本没有学术联系。但邵念鲁与章学诚却渊源甚深，一方面，他的学术史观源自于邵氏，另一方面，“章氏先世与邵氏交久”。因此，章氏附会黄宗羲既有出于“心理真实”需要，又有出于其整体性学术史观建构的需要。

结语

在明末清初的儒学视野下，刘宗周立足于阳明王学而调和朱陆，弟子黄宗羲反对门户之见而强调学问“自得”的观念。刘黄二人是在阳明王学作为学术主流背景下融通朱子学的，章学诚则是在朱子学作为学术主流背景下融通阳明王学的。时代背景殊异，治学宗旨却是脉极承续。章氏所言之浙东“学术”，其实就是明中后期以来的阳明王学；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融入了清初经世实学观念与学问整体化倾向；所言“浙东”学术，其实强调的正是南宋至乾嘉注重经史文献和经世观念的治学传统，以“浙东”称之的关键因素是秉持这种学统的多为浙东学者。此外，在对待朱熹和黄宗羲的学统问题上，章学诚与乾嘉学者的普遍认识是存在分歧的。在历史真实与心理真实之间，章氏晚年遵从了心理和学术需要，忽视了朱熹和黄宗羲与浙东学统的真实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浙东学术不仅是章学诚融通朱陆的学问，还是他眼中姚江王学的学术史。因此，浙东学术是赋有学术与学术史双重内涵的，也是超乎地域学术文化空间的综合性学问。

原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