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中央邀请一老农为他守灵，杨步浩看到遗体崩溃大哭

1976年9月10日凌晨，西安站的站台灯火通明，一张写着“北京—延安”的软席车票被递到了71岁的杨步浩手里。工作人员低声交代：“中央治丧委员会请您即刻赴京。”老人攥紧车票，胸口发闷，他知道，这趟列车的终点，是与老朋友的永诀。

火车穿行在黄土高坡与华北平原之间，杨步浩的记忆被涛声般的车轮唤醒。1935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他还是个给地主放驴的小长工。土改划分土地时，他分到一个山头八十垧地，脱贫的第一口喘息，他把这份际遇归于共产党。日后常有人问他，为何执意为毛主席“代耕”土地，他总一句：“吃米不忘种谷人。”

1942年春，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声刚停，边区政府张榜公布领导干部的耕种定额，连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字都在内。杨步浩听完拍大腿：“首长天天开会，哪有空翻地？我来干！”于是他领了“四驴四犁四耙四石小米”，白天耙地，夜里举着火把点灯收麦，第一年就向中央办公厅送去三百多斤新麦。毛主席接见他时，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感叹：“这才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握手，友谊延续三十多年。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中央决定撤离。毛主席征询：“是随我们转移，还是留守游击？”杨步浩回答简短：“我守地，您放心。”敌人进城后没抓到他，却把他的麦场烧成灰，他只是抹把土：“土在，种子就在。”

新中国成立不久，延安地区选劳模进京参观国营农场，众口一词推举杨步浩。1952年的北京还带着战争余味，毛主席在中南海亲自接他，端来一碗辣椒炒肉：“尝尝家乡味。”饭后，两人围坐在油灯下细读延安县的汇报材料，纸上写满旱作农业的琐事，毛主席却一句句追问。“庄稼汉把土刨松了，国家就有粮。”他的评语很直白。

1961年，全国困难时期刚过，毛主席托人送来几斤白糖、两块布料，附言只有一句：“日子难，也要把种子攒足。”收到东西的傍晚，杨步浩支起铁锅熬粥，望着跳动的火星嘟囔：“主席惦记，俺不能偷懒。”同年秋，他在延安试种抗旱小麦，亩产刷新地方纪录。

时间快进到1975年盛夏，杨步浩听说毛主席病重，心里像压块石头，第三次进京探视。医生禁止会客，朱德代为接见。朱老总把他手按在肩膀上：“主席叫我告诉你，他很想念你。”一句话，老人掉了眼泪。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化为直线，毛主席与世界告别。电话接通川口区时，话筒里只说两句：“中央邀请杨步浩同志来京守灵。”其他人都沉默，因为谁都清楚，这是一份非同寻常的礼遇。

抵达北京医院礼堂那天，警卫员领他走进灵堂。水晶棺静静摆放，花圈层层叠叠，素衣少年垂首肃立。杨步浩腿一软，扑通跪地，额头贴着地砖。警卫员想扶，他摆手：“让我跪一会儿。”泪滴砸在大理石上，他喃喃：“主席，步浩替您看地，还欠一茬麦没种完……”声音哽咽，再无下文。

守灵期间，他和中央警卫班轮流值守，每四小时换一次岗。深夜的灯光下，他注视着那张熟悉而疲惫的面庞，心里默算——从那年夜里打火把到如今，整整34个年头。有人轻声提醒该休息，他摆头：“再站一阵。”这一阵，就是整夜。

9月18日追悼大会，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万人簌簌落泪。中国驻外使馆同样挤满弔唁者，东京短短两日涌来一千七百多名各界人士。联合国大厦降半旗，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大会发言里把毛泽东称为“改变20世纪格局的思想家”。这些消息辗转传进守灵室，杨步浩听完，默默在袖口抹了一把：“说得对。”

守灵任务结束，他搭火车返回延安。离京前，工作人员问还有何要求，老人摇头：“把主席教的那几句带回来就行——种好地，攒好种。”列车启动，他透过车窗望向北方天空，晚霞像未打完的麦场，一片殷红。

多年以后，延安农业局档案里留着杨步浩的签名，他在备注栏写下八个字：“人民救星，农民知恩。”笔锋并不工整，却力透纸背。后来人若有心，翻到那页，总能读出一个普普通通庄稼汉的笃定：土地在，信念就不会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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