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服从，要么消失：秦制帝国一定会消灭豪强

“秦制帝国”奉行的是“以天下奉一人”，一切都是为了让君主可以拥有支配天下“每一笔财富、每一个人”的能力而服务的。“秦制帝国”的理想模式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巫妖王模式”，君主可以实现对天下所有人、所有财富的“绝对支配”，天下人则对君主“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君主一声令下，帝国所有臣民会为了君主的命令而“承受痛苦、不惜一切、奉献所有”。

当然，“巫妖王”模式是一种“理想模式”，帝国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阻碍”，让“巫妖王模式”极难达到。比如，技术条件不够，没法让君主实现“绝对掌控每个人”；比如，人都是自私的，很多人嘴上或许说着“忠君”，但其实他并不“忠君”而是“忠于自己的利益”，对君主“阳奉阴违”，等等。

既然“秦制帝国”就是专注于把“技能点”点在“增强社会组织能力以便让君主操控一切”上，那么君主对社会的“控制程度”就是衡量帝国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事实也确实如此，历史上，凡是“秦制帝国”强大的时期几乎都“君主集权”得到加强的时期，而帝国衰弱往往同时伴随着“君权虚弱”。所以，帝国一定会与“阻碍加强君权”的这些“阻碍”作斗争，清除这些“阻碍”，让“君权”畅通无阻。这甚至可以说是“秦制帝国”政治生态中的主要内容。

自秦汉至明清，所有秦制政权的灭亡原因无非三种。第一种是亡于外敌的压迫或入侵。比如西晋被蛮族灭掉，女真、蒙古军队直接入侵灭亡北宋、南宋。第二种是皇朝内部出现“阻碍”君权“畅通无阻”的“豪强”。比如朝堂上出现权臣、民间出现强大的不受中央控制的大地主、大庄园主这些。比如东汉末年，各地豪强并起，朝廷管不了他们，“君权”无法行使下去，最终东汉四分五裂而灭亡。唐朝的灭亡也是因为“地方豪强”，朝廷无法控制各地的节度使们。凡是“阻碍”或者“威胁到”君权“畅行无阻”的都是“豪强”，所以豪强还包括大商人、宗教教主、有名望人士等，比如吕不韦、张角、方腊等人。第三种王朝灭亡的原因是底层民众活不下去了，起来造反而让帝国灭亡，比如大明亡于农民起义。

在“秦制帝国”尚未发育成熟的阶段，帝国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制度，当“帝国”的制度已经完善，虽然有“三种势力”可能导致帝国的灭亡，但“对付豪强”永远是帝国的主要工作。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秦制帝国”具有“优越性”的前提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停滞”的设定上的，所以帝国不追求“技术进步”来增加国家的战斗力，只专注于“提高国家组织能力、提高国家调动现有人力物力资源的效率”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是停滞的，就算偶尔有一些技术进步，因为这种“技术进步”的复杂度很低，在与“取得技术进步”的外敌对抗的时候，秦制帝国可以凭借“能调动举国之力”的优势，抵消外敌的“技术优势”，让帝国最终取得胜利。比如大清与俄国之间的“雅克萨战争”，当时的俄国在武器和堡垒的修筑上吸收了欧洲最先进的成果，虽然俄国人的军事技术跟中西欧比是落后的，但强于大清，不过，大清是“秦制帝国”发展到顶峰的阶段，大清可以用秦制帝国具有的“高效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资源、让国民承受更大的痛苦来支持皇帝的意志”等“组织方面的优势”来抵消沙俄具有的“具有更先进的军事技术”的优势，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来看秦制帝国灭亡的第一种原因，就是“外敌强大”。前面说过， 因为“秦国帝国”之设立、之“先进性的体现”都是建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技术进步几乎停滞”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帝国追求强大的途径就是“进一步加强组织能力”，而“追求技术进步从来不是“秦制帝国”的目标。帝国不会往“加强帝国组织能力”之外的方向上去努力，去寻求“帝国强大之道”，甚至，以帝国能“发动举国资源”的能力，与其“原创”技术，不如等别人创造出新技术之后直接去“复制”更有效率。当面对强大的外敌，帝国想到的办法当然就是“加强社会的组织能力”，让“秦制”更“秦”，建立更高效的“调动帝国资源”的组织模式来对抗外敌。当帝国已经将“加强内部组织能力”推行到极致，到了“能力顶天”的状态，没法再加强了，但这样仍然打不过强大的外敌，帝国就只能认输。

由于在面对“帝国灭亡的第一种原因”，也就是“强大的外敌入侵”的时候，帝国仍然需要在 “加强社会的组织能力”方面下功夫来实现“让国家战斗力增强”，那么，帝国内部任何对皇权的行使有“阻碍作用”的“豪强”必然成为帝国铲除的对象。更别提有一种“极坏”的情况，就是帝国在对抗“强大外敌”的时候，豪强会出于私利不支持皇帝，反而会起兵造反，背后插皇帝一刀。比如隋朝时候隋炀帝征高句丽的时候，后方的贵族豪强杨玄感先起兵造了隋炀帝的反，让隋炀帝的东征大业付之东流。

我们来看秦制帝国灭亡的第三种原因，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造反而推翻皇朝”。事实上，在漫长的皇朝时代，农民起义多如牛毛，但往往打不过朝廷的军队，被镇压下去，并不会导致皇朝覆灭。农民起义想要覆灭王朝，必须得有强大的战斗力才行。农民起义往往一盘散沙，组织程度低，只有在农民起义被地方贵族豪强等野心家利用起来，组织起来，松散的农民军才会凝聚成组织严密、有明确的纲领和强大战斗力的可以推翻皇朝的力量。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秦朝都没有动用正规军，章邯带着一帮临时组织起来的给秦始皇修墓的囚徒就灭了陈胜吴广，但是，当项羽为代表的贵族豪强们加入起义军，秦朝覆灭的丧钟就敲响了；再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看似“声势浩大”，但这群乌合之众打不过朝廷的军队，可是，当黄巾起义被地方豪强收编，成为豪强手中的力量，比如袁绍在河北收编黄巾军残部，曹操集团起家的“原始股”就是曹操以收编的黄巾军残部为班底建立的“青州军”，东汉的寿命就到头了，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对帝国来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豪强加入了农民起义的队伍，才真正敲响皇朝覆灭的丧钟。所以，哪怕基于帝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抑制豪强也是帝国工作的重要内容。

那么，基于帝国灭亡的“第二个原因”，帝国直接被豪强灭掉----比如灭掉建文帝的朱棣对建文帝来讲就是一个“大豪强”----那就更应该“铲除豪强”了。

西汉“七国之乱”时候的诸侯王，东汉跟随刘秀起义的“原始股东们”的可以凭实力在皇权统治下维持一定独立性的“功臣后裔”们、唐朝的节度使，这些是豪强，他们有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所以，随着“秦制帝国”的发展，如果帝国不想被这些豪强们灭掉，这些豪强就会被帝国一一消灭。

大商人也是豪强。由于帝国是“靠权力来分配资源”，建立在“武力让人服从”的基础上；商人是“靠金钱收买来分配资源”，建立在“你情我愿的自由交易”基础上；所以，同样是“驱使别人干什么”，“接受商人在尊重彼此自由意志基础上的支配”天然比“接受朝廷强制支配”更让人舒服，也就是说，商人可以凭借强大的财力实现“抗拒皇权”。所以，历代秦制帝国“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人在政治上排在最底层，帝国的商人阶层再也不对政治构成威胁。

宗教领袖当然也是豪强。利用宗教发起对抗朝廷的斗争，因为宗教“天然就对信徒拥有强大的支配力”，其反抗力量往往比较强大。汉末的“太平道”首领张角发起的黄巾起义，北宋末年宗教首领方腊发起的农民起义，都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所以，帝国一定会抑制并“重点提防”宗教力量。“教权必须服从于皇权”，那些“教权高于皇权”的宗教必须被遏制，比如伊斯兰教在秦制帝国一直不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因为穆斯林们“教大于国”、“舍身不舍教”，这样的宗教是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只有驯服于皇朝统治的“儒释道”三家才能成为“主流”，在皇朝的允许下“ 一团和气 ”地存在。

另外，民间或朝堂上一些有巨量追随者，有文名，有人望的人在帝国眼里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豪强”。比如靖难之役时候的方孝孺，被称为“江南读书人的种子”，在江南文人中很有声望，他如果对抗朱棣，骂朱棣是“篡位者”，一定有人追随方孝孺“一起骂”，影响朱棣的皇位稳固。这些人的特点是“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是很多人的偶像，很多人愿意相信他们的观点和给出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与朝廷的意见一致，那还好；如果他们的意见与朝廷的意见不一致，那其追随者中虽然仍有人会“更相信朝廷而不是更相信偶像”，但肯定也有人会“更相信偶像而不相信朝廷”。这就是这类人之所以是“朝廷的潜在威胁”的原因。

帝国只能有一个豪强，就是皇帝。帝国只能有一套组织，就是皇帝控制臣民的组织，这套组织越强大、干练、高效，皇帝的统治就越稳定。而社会上越没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拒皇权”的豪强或者豪强们的组织，社会越“原子化”、“零散化”，社会上就越没有力量可以抗拒“皇帝那唯一的组织”，皇权就越能“畅行无阻”，皇权就越稳固。

当然，皇帝也不能把社会管得太“死”，否则社会没有活力，沉沦下去，当面对强大外敌的时候，虚弱的失去活力的帝国就会输掉战争。所以，秦制帝国也会在社会上留一些“草莽蛮荒”的空间，供“潜在的豪强们”发育。比如你可以讲学，可以行医，可以传教，可以经商，服务于社会，建立你的人望，在民众中获得追随者。这样做对朝廷是有好处的，一方面，“潜在豪强们”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会“服务社会”，为社会创造财富，相当于为帝国做贡献，增强帝国的实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己的那一套组织如果要高效运转，也需要吸收人才、从社会中挖掘筛选出人才，而这些“潜在的豪强们”能够在朝廷允许的“草莽蛮荒”的空间中发展起来，那就证明他们是人才，朝廷就可以将这些人才收为己用。这些“潜在豪强们”的发育有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的过程，只要朝廷设立一套机制密切关注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控制在“发展壮大到可以威胁朝廷”之前就可以被朝廷处置的程度。当这些“豪强”们成长起来了，朝廷就会给他们“发信号”，或“利诱”或“敲打”，让“豪强”们选择“加入皇帝的组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完全服从于皇帝，跟着皇帝“一起发财”。

“豪强们”可以选择“加入皇帝的组织”，但也有些“豪强”不愿意被朝廷收编，这个时候，这样的“豪强”就会被帝国“清理掉”。

“豪强”成长出来了，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了，就必须被皇帝“收编”，对皇帝“绝对服从”，否则就必须被“消除”。任何不对皇权“绝对服从”的力量都是“异端”，都是潜在的威胁，帝国决不会允许其存在，更别提允许其继续发展壮大。只有接受皇权“收编”之后，才能被允许继续发展壮大，这个时候，其“发展壮大”已经与“皇权的发展壮大”完全一致了，皇帝自然乐见。

“忠诚不绝对就等于绝对不忠诚”。一个有强大的实力或者足够影响力的人，哪怕你没有“与帝国对抗”，你只是选择与帝国“不合作”，你选择不去“完全服从帝国”，那你就是帝国“潜在的危险和敌人”。任何不在“皇帝唯一的组织”之内的力量，越弱小，越松散，越“原子化”，皇帝越安全。皇帝要的不是“你不想与帝国抵抗”，那万一哪天你想与帝国对抗了呢?皇帝要的是“你不能与帝国对抗”，而你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就注定了“你有抗拒皇权的资本”，所以皇帝必然不能容你。

方孝孺很有人望，所以朱棣的第一选择不是杀他，而是尝试“收编”他，只要方孝孺愿意给朱棣写一份“继位诏书”，承认朱棣的合法性，那方孝孺就相当于被收编了，收编方孝孺对朱棣的皇权统治“非常有帮助”。但方孝孺“给脸不要脸”，不与朱棣合作，那朱棣就只能杀了他。

文天祥的例子其实更好。方孝孺是“宁死也要唾骂燕王篡位”的，摆明了“对抗皇权”的态度，而文天祥已经表露出“愿意黄冠归故里，归隐不问世事”的“不与大元朝为敌，但也不为大元朝效力”的态度。文天祥拒绝被元廷“收编”，但也不与大元朝“作对”。但忽必烈显然不会同意文天祥的选择。文天祥很有名望，追随者众多，这种情况下，文天祥只有“接受朝廷收编”、“对朝廷绝对服从”这唯一的选择是可以被忽必烈接受的；不然的话，你文天祥有这么大影响力，你归隐了，你身上的“巨大影响力”对朝廷并不“绝对服从”，你说你“不想与朝廷对抗”，万一哪天你“想与朝廷对抗了”怎么办？或者“更符合你胃口的力量要利用你的影响力来与朝廷对抗”，怎么办？朝廷不要“你不想”，朝廷要的是“你不能”！所以，文天祥必须死。

在秦制帝国，一切在朝廷预留的“蛮荒草原”上崭露头角跑出来的有一定影响力或者追随者的“豪强”们，其命运都是一样的：要么接受朝廷“收编”，对朝廷“绝对服从”，为朝廷效力；要么拒绝收编，由于你的强大、有影响力本身就是“有罪的”、“对朝廷存在潜在威胁的”，是朝廷“无法容忍”的，这样的影响力将不会被允许存在。

要么服从，要么消失，没有中间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