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五大军团长，除了世人皆知的林彭二人，另外三位是谁？

“1935年11月的夜里，你们红五军团还能顶得住吗？”警卫员压低嗓音问道，站在寒风中的董振堂只是抖了抖军大衣：“顶不住也得顶，后卫要是垮了，前面几万人就完了。”一句平平常常的对话，把人猛地拉回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彼时的中央红军刚刚闯出西南苗岭，五个军团彼此掩护，轮番硬打。林彪、彭德怀的名字几乎与长征划上了等号，可另一侧的战壕里，还站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这三位军团长却被后来人慢慢淡忘。讲他们的故事，离不开清晰的时间线，也离不开那条绵延两万五千里的血路。

1927年，南昌与秋收两支起义部队各自突围，随后在井冈山汇合，逐步形成红一方面军雏形。1930年后，正式的军团制确立，一军团交林彪率领，三军团归彭德怀麾下。不到两年，红五、红八、红九三个新军团先后亮相，主官分别是董振堂、周昆、罗炳辉。至此，“五虎并肩”格局完成。此种编制，相当于三十年后的野战军，放眼当时的工农武装，已是最高等级主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史称长征。队伍越走越少，压力却一刻不停。湘江之役是生死关口，林、彭两军团担任突破，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反向折回，死守殿后。十万人大军跨河，但牺牲人数四万有余，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红五军团。守到最后一天，董振堂只剩两千余人，仍照例清点队伍，然后对参谋说：“少一个都算我董某人的罪。”这句略带西北腔调的话，如今听来仍带着铁血的倔强。

尔后是乌江、金沙江、腊子口。史料中常见“一军团迅猛穿插”“三军团昼夜急进”，却很少提到八军团的侧翼掩护。周昆指挥的那支部队，人不多，任务却多：侦察、截击、护送电台，凡是麻烦事都推给他们。1936年到达陕北，周昆因屡次在关键节点破译敌军情报，被毛泽东当面称赞“脑子灵光”。命运的转折却发生在抗战初期。1938年初，他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随后离开晋西北前往后方联系物资，再无确切记录。有的老兵说他在粤北被土匪误杀，有的说他去了香港潜伏，也有人猜测他回到江西老家隐姓埋名。直到今天，官方档案依旧标注“失踪”，尘封了一个原本可能的开国上将。

比起周昆的谜团，罗炳辉的生平更为完整。这个云南小伙子出身苦力，1915年就在滇军里扛枪。1929年加入红军后，他打过皖南、闽西，抗战时又跟着陈赓在太行山周旋日军，名气并不输给林、彭。罗炳辉总结的“梅花桩”战术，用分散火力拖慢敌人集中进攻，后来被八路军普遍采纳。遗憾的是，1946年调往东北途中，他突发肝病去世，年仅四十九岁。此时离共和国诞生只差三年，若非疾病，他多半能以野战军副司令员的资历进入新中国高级将领序列。

董振堂的结局同样悲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他的红五军改编为红五军，从此跟随西路军西征。高台战斗时，西路军不足万人，却要挡住马家军六个团。根据幸存者回忆，董振堂最后一次露面是冲向敌人指挥所，随后再无消息。战斗结束，西路军仅余四百余人脱险。军史将那一役称为“河西走廊血战”，把董振堂列为“终战牺牲”。就这样，又一位可能的元帅苗子，永远留在黄沙戈壁。

三位军团长的生死沉浮各不相同，却有共同点：时代推着他们往前跑，没人能停下来喘口气。有人幸运挨到了1949年，有人倒在半途。有人戎马倥偬后消失在迷雾，有人轰轰烈烈地成为传说。对比之下，林彪、彭德怀的事迹更被大众熟知，不只是因为能打，还因为他们完整走完了革命、抗战、解放、建国的四段历程。长时间的舞台才能累积叙事资源，历史书自然愿意多给几页篇幅。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授衔时，罗炳辉的遗孀收到一枚一级八一勋章、一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这在已故将领中不多见。周昆若在世，至少也是上将；董振堂若不在高台殉国，按照西路军领导层排列，大概率能拿到大将。可惜战事瞬息万变，没有假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经历对研究红军编制、长征战略乃至西北战局，都还有未被彻底发掘的价值。

试想一下，如果周昆后来出现在解放海南的登陆艇上，或者罗炳辉坐镇辽沈战役的指挥部，今天的军史教材会不会多几幅照片？这种猜测无法得到验证，只能提醒人们：战争从不挑人，它只挑命硬的人。林、彭活成了王牌军团的象征，其他三位则化作冰冷数据，散落在档案袋与老兵的回忆里。

如今再提红一方面军，人们首先想到一军团、三军团，也无可厚非。但当年那支八万人队伍，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骨架”至少有五根。林彪、彭德怀是两根最亮的灯柱，董振堂、周昆、罗炳辉则像风雪夜里的火把，光线不大却照见了更多碎石与荆棘。当灯光更加充足时，别忘了那些火把曾经燃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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