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最悲壮的主力团，团长营长先后战死，副团长成二野头号虎将

【1955年9月27日，北京】 “如果叶团长今天也在，该站在哪个方队？”老通讯员李富生望着检阅台上熠熠生辉的将星，声音哽咽。

将星最耀眼的那一颗，刚刚扣在王近山肩头。台下掌声如雷，敬礼的动作整齐划一，可不少资历深的老兵却在心里数着阵亡者的名字：叶成焕、丁思林、郭国言、易良品……这些名字属于同一个番号——晋冀豫根据地的772团。对了解那段往事的人来说，今天这枚中将肩章不仅归功于王近山，更是颁给了那个几乎“打光了干部”的主力团。

772团并不算大，它只是386旅的一支步兵团，但在山西太行腹地的战火里，这支团干了破师灭旅的大事。军史资料常把它和湘江后卫师、东北抗联并列，这是因为它用一个团的规模写出了一个师的惨烈。772团的成长史其实与全面抗战的时间轴几乎完全重合。

回到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后，日本陆军部把“北支那派遣军”番号改成了“华北方面军”，口袋似乎越做越大。就在这年秋天，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抵挡不住，阎锡山的地盘成了日军突入内陆的跳板。总部判断：太行山是长城以南第一道天然屏障，不守住这里，华北平原将再无屏障。经过洛川会议改编的八路军三个师星夜兼程，奔赴晋东南。

386旅到达晋城时，大雪尚未消融。旅部整编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二营长叶成焕提拔为772团团长。叶成焕24岁，湖南邵阳人，红军时代就是战斗骨干，行军翻山时嗓子血丝常挂胸襟，但只要一听到“有日军出现”的斥候报告，他马上能把咳血的毛巾塞进怀里冲到最前线。

阳历9月，平型关首捷让媒体把焦点都放在115师上，129师这边却在七亘村悄悄设计了一张“重叠设伏”的口袋。叶成焕手里只有不足1500人，却在两个山头之间挖出暗堡，打了不到两小时就把日军一个大队摁死在山谷，己方仅三十余人轻伤。七亘村一役后，他的名字第一次被刘伯承提到“山西太行情报简报”的首行。

接下来几个月，772团像拧紧的发条，神头岭、响堂铺、黄崖底连轴转。战场上，叶成焕找敌人薄弱处猛插，防线守得像拧死螺丝一样，可身体却拖不住——肺病不断加重。陈赓多次要求他把团部交给副职，去后方休养，他总推说“能走能跑，还有子弹能打”。

1938年5月，日军108师团在榆社、武乡一线大举“九路围剿”，总兵力三万余。晋东南根据地前线指挥部下达突击命令：务必抓住敌人分散时的缝隙，吃掉一路。敌人刚摸进榆社，发现是一座空城，随即西窜武乡。陈赓、刘伯承率386旅昼夜兼程一百余里，想打一个运动歼灭。

追击行军刚开始，旅部就给772团下了“根据实际选择战位”的自由裁量权。叶成焕咳到话都说不完整，仍扯着嗓子指示：“一鼓作气，长乐村卡脖子！”夜幕里，772团几乎是小跑冲进长乐村，占住南北两口子山坳；北侧是771团，形成立体夹击。

天亮时，日军运送辎重的先头部队拐进长乐村巷道。炮声起，日军先乱，随后派增援强攻戴家垴制高点。戴家垴只有一个步兵连防守，兵力对比一比十。叶成焕没犹豫，亲笔下令：“十连死守，哪怕剩最后一人！”交火持续了四个小时，十连子弹打完就抱着炸药包往山下滚。山头烟雾散尽，全连已全部牺牲；制高点仍在我方手里，日军被迫调头，长乐村围歼基本完成。

战斗结束的号声响起，772团阵地却空落落——大批干部倒在血泊中。叶成焕指挥突击、清点战利品时，被一颗冷枪击中前额，倒在担架上仍嘶哑着问：“部队撤干净没有？”听到“全部安全”，才闭眼。此战，敌伤亡超过三千，772团也付出了近五百人的代价，其中大部分是团以上骨干。

叶成焕牺牲的消息飞到延安，朱德专程到上党地区吊唁。新任386旅旅长陈赓在追悼会上说：“叶成焕以团长身份，带出一个军的气势。”这不是客套，而是事实。追悼会后的干部补充名单里，一个名字格外扎眼——王近山，时年22岁，原副团长。

王近山15岁入红军，被称“拼命三郎”，长坂坡式的冲锋打得多，奖惩同样多；一不服管就挨处分，但出任务从未掉链子。长乐村一战，他拿着冲锋枪第一个冲过街口拐角，瞄着敌人机枪口“吐了整架弹匣”。师部对他评价：“打仗敢打到极限，撤退也有章法。”叶成焕牺牲后，他被推举为代理团长，任务是“把残存的772团续上血”。

战争没给王近山太多时间。1939年，他把丁思林、郭国言提拔为营长，结果这两位先后在华北破袭战、冀南空袭里阵亡。1943年，易良品因旧伤复发去世。772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团长连环阵亡团”。

然而番号虽在动荡中几乎重编，精神却延续。1944年的中原破袭、1947年的鲁西南突围、1948年的淮海会战，每次需要“敢打死拼”的部队，刘邓大军都会把最硬的任务甩给王近山。淮海战役打陈官庄时，他带的纵队24小时急行110里，卡死黄维兵团退路。有人调侃：“王疯子来了，战报要加个零。”

1949年，二野渡江。解放军横扫大巴山、千里追歼川军，王近山已是14军军长，昔日772团残部和后来补充的湘赣子弟、川北游击纵队一起作战。重庆解放前夕，王近山受命对渣滓洞外围火力点进行夜袭，一记迫击炮直接掀翻国民党守军指挥所。此役，中央军委明确电文：“二野王近山部表现突出，可称‘虎将’。”

1955年授衔，旧日的386旅将士散落在各军兵种，王近山获中将军衔。那天站在观礼台边的李富生听到“王近山”三个字，脑海里却闪回长乐村的烽火。对外界而言，这是一个将领的高光时刻；对亲历者而言，那枚肩章压着的是叶成焕、丁思林们的墓碑。

许多史料只记录数字：某团陣亡××人，补充××人。阅读文字时，很难体会冷冰冰的“伤亡率”背后是一条条血脉。772团干部伤亡率高达82%，放到八路军各主力团横向对比，几乎无人能及。可也正因损失惨重，它在晋东南打出了“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招牌，敌军参谋资料里把它列为“红军一级”重点预警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772团的传奇并未因番号撤消而终止。建国后，原属该团的143名幸存老兵分散到西南、华中各军区，十年内有53人被任命为团级以上军官。研究军史的专家认为，这支团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不是战绩，而是“孜孜不息的进攻精神”和“同袍间的互信”。当年十连全部守死戴家垴，并非一句命令就能做到，而是因为平时行伍里积攒的信念：后头还有兄弟接应。

试想一下，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普通步兵团，可以在晋东南绵延的山岭与现代化日军缠斗到“干部几近换血”，依旧保持战斗力，这背后需要怎样的训练密度和思想动员？陈赓曾总结三条：机动灵活的战术、知根知底的土地群众、以及“人人替补指挥员”的意识。772团无疑把这三条执行到了极致。

转回1955年的那一幕——检阅礼结束，李富生跟着人群走出观礼台，他听见不远处有人议论：“王近山生来就是将军料。”他摇摇头，低声道：“那是全团用命扛出来的。”那年，他已42岁；再过几年，许多老兵陆续离世，能讲述772团的亲历者越来越少。

如今，772团的番号尘封在档案馆的牛皮纸里，然而它留给后人的并非浪漫的悲情，而是实打实的军事实践：当指挥链条随时可能被打断，提前培养多梯队指挥骨干；当后勤不足，主动拿敌人的辎重补己；当友军撤退路线不稳，要敢于用一个连死死钉住制高点。历史证明，这些经验在之后的解放战争里被广泛引用，并屡屡奏效。

772团没有留下完整的集体照，甚至连团旗也在一次夜战中被炮火烧毁。可它的故事像散落在太行山间的弹片，被后来者一点点拾起、拼合——其中最闪亮、也最沉重的一块，就是那位最终成为二野“头号虎将”的王近山，以及他肩上的两颗金色将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