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下旬,夏威夷欧胡岛的风依旧带着盐味。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接到一封横跨太平洋而来的请帖,上书“张汉卿百岁庆”。落款既简单又郑重:张学良。信纸微微泛黄,握在手里仍透着军人特有的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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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雪萍犹豫了几天。若在1960年代,她可以与丈夫商量;可张学思去世已三十年,这趟远行只能独自面对。9日傍晚,她登机启程,次日晌午抵达檀香山。迎接她的是张学良的养女张闾蘅,一路寒暄,车窗外是热带海浪,车厢里却满是民国往事的回声。
张学良见到谢雪萍,第一句话并非寒暄而是感慨:“四弟走得太早,我常想,他要是还在,一定会比我更能折腾。”随后老人取出一张1965年的黑白合影——张学思身着海军制服,神情冷峻。张学良指着照片轻轻敲桌面:“这人有硬气。”语气像在检阅部队,又像在告慰自己。
短暂的叙旧后,张学良忽然提起母亲许澍旸:“四弟跟他娘一样,不服输。”这句评价,把谢雪萍的思绪拉回半个世纪前。1950年,美国商船首航天津,许澍旸扛着四万美元现钞和一箱首饰返国。彼时新旧币值更迭,那笔外汇折成旧人民币高达九亿,直接存进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躲战乱颠沛半生的妇人,忽然成了新政权名下的大储户。
钱解决了生活,却没解决归属感。她先在大连海军学校住了几周,嫌兵营潮湿,又到天津老宅试住,仍觉闷得慌,干脆进京买下一座四合院。邻里传她“六十多岁还折腾”,其实不过想离儿子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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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张学思调任海军司令部,全家迁至北京复兴门外。每逢周末,张学思携妻带子到母亲的小院吃顿家常饭。许澍旸喜欢翻旧账,提张作霖当年的排场、提帅府百部电话、一百余辆汽车,也提那场皇姑屯爆炸。谢雪萍彼时是青年军医,听得不以为然。她觉得军阀旧闻与自己无关,却不知张学思正是在这些回忆里,逐渐厘清了家国与个人的分界线。
张学思的政治转折点更早。1925年“五卅”运动波及奉天,他第一次跟同学上街呐喊;1930年端午,张学良在帅府发现丁玲《在黑暗中》,怒斥“共产党书籍”,兄弟俩第一次正面冲突。十四岁的张学思那天没顶嘴,但心里的门已关上。他托家庭教师王西征改名“昉”,寓意“光明之始”,随后悄然离家赴北平读书。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学思已是地下党外围成员。西安事变他虽未直接参与,却暗自为兄长叫好。张学良被软禁后,外界流言四起。1961年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杯,席间忽传台湾版《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思眼圈一热,匆匆退席。走廊里,他对谢雪萍低声说:“若真是大哥亲笔,岂不辜负半生?”
遗憾的是,张学思没等到真相。1970年9月,他在北京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六岁。海军礼兵鸣枪送别,讣告里只写“革命军人”,未提他出身东北王府。
三十年过去,张学良仍记得弟弟爱读的《共产党宣言》、仍记得自己那句“烧掉”。他说那是年轻气盛的错。谢雪萍没有追问,她更想知道老人此刻的心态。张学良端着茶盏,半晌才道:“我二弟怕事,我三弟钻书本,只有四弟,敢跟我顶嘴。”这句话看似玩笑,实则是对血脉和理想的双重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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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张学良坚持拄杖送客。他抬手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替我给学思上香,我欠他的道歉,来世再说。”谢雪萍点头,未多言。她知道,这位百岁少帅一生跌宕,唯独在兄弟之情上,始终坦诚。
回程航班上,谢雪萍翻看座椅杂志,忽然想起丈夫生前常讲的一句俄语谚语:“做人不能没有骨头。”张学思以此自勉,张学良以此欣赏他。两代张氏兄弟,一人在大陆、一人在海岛,相隔半生,却在一句“骨气”上达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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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前,谢雪萍收到张学良托人转交的小包,里面是一枚旧军帽徽和一行钢笔字:“四弟此徽,转赠嫂夫人。”落款仍是那个遒劲的“汉卿”。谢雪萍暗暗用指腹摩挲,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张家两兄弟的共同点——往前走时从不回头,唯独家国与亲情,始终捧在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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