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激起河州回民动乱

1925年1月，北洋政府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派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西进入甘，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军务督办。

自清末以来，甘肃地方军阀、宗族武装、宗教势力盘根错节，各自为政。驻兰州的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清，手握兵权，骄横跋扈，根本不把外来的国民军放在眼里；驻固原的张兆钾、驻天水的孔繁锦，更是拥兵自重，截留赋税，形同割据。刘郁芬明白，要想在甘肃站稳脚跟，必须先“削藩”。

他表面不动声色，暗中联络国民军驻甘各部，于1925年夏突然发难，以“通敌叛国”罪名扣押李长清，随后处决其心腹骨干，顺利收编第一师。紧接着，他又联合青海马麒、宁夏马鸿宾等势力，对张兆钾、孔繁锦展开军事打击，历时半年，终将二人驱逐出甘。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主力参加北伐战争，临行前，他让刘郁芬守住甘肃，保障北伐的后勤补给，包括筹集巨额军饷、征调数万兵员。彼时的甘肃，久经战乱，民生凋敝，兰州周边的赋税早已被搜刮殆尽。刘郁芬召集部下商议，有人提议：“河州商贸发达，回民聚居，家底殷实，不如在那里加大征缴力度，定能解燃眉之急。”刘郁芬虽知此举风险，但北伐事大，容不得他犹豫，当即拍板同意。

为了确保财税征缴顺利，刘郁芬免去了裴建准的河州镇守使职务，派自己的亲信、第二师旅长赵席聘接任。同时，任命同样出身国民军的叶超为导河县县长。1927年初，赵席聘、叶超走马上任，两人一到河州，便强力推行“超额征粮、强制派款、拉夫抓丁”政策。

赵、叶二人在执行政策时，完全无视回民的宗教习俗与民族习惯。叶超甚至下令，回民商铺必须与汉民商铺“混排经营”，禁止单独聚居。

1928年初春，河州数百名回汉民众代表自发组织起来，带着写满诉求的请愿书，徒步前往兰州，恳请刘郁芬减免租税、停止抓丁。赵席聘得知后，抢先一步向刘郁芬呈报，颠倒黑白地称：“河州回民勾结汉民，违抗捐税，聚众闹事，图谋造反。”此时的刘郁芬，正因为北伐军的粮饷短缺而焦头烂额，听闻“造反”二字，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河州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北伐后方的安全，若此时示弱，其他地区必然效仿，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当即下令：“对抗税者，一律依军法严惩，杀一儆百！”

3月中旬，请愿代表抵达兰州，还未等他们见到刘郁芬，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国民军士兵逮捕。刘郁芬连审讯都未进行，便下令将11名回民代表押至兰州西关外处决。消息传回河州，民众的愤怒瞬间爆发。

赵席聘以“涉嫌盗窃”为由，逮捕了7名回族群众，未经审判，便在河州城外的沙沟里将他们活埋。这起惨案，如同点燃了炸药桶的火星，彻底激化了矛盾。

1928年5月2日，宁海军代理营长马仲英联合了马腾、马虎山等6人，召集了自己手下的数十名士兵，趁着夜色，突袭了循化县城。

循化守军猝不及防，马仲英部轻松夺取县衙的警械，释放了监狱里的囚犯，还劫掠了县府的数万公款。随后，他们在乌龙沟设伏，截击了一支国民军的运输队，缴获了一批步枪、弹药和粮食。青海镇守使马麒得知后，表面上派部队堵截，实则暗中纵容。

马麒与国民军早有矛盾，想借马仲英的力量牵制刘郁芬。结果，堵截的宁海军骑兵中，有数百人临阵倒戈，加入了马仲英的队伍。赵席聘在河州新招募的一连学兵，也哗变投靠马仲英。

5月6日，马仲英率领队伍抵达河州龙泉乡的三法观。此时，他的部众已从最初的数十人增至四五百人。在这里，马仲英正式成立了反国民军武装，取名“黑虎吸冯军”，自任司令，马腾为副司令，下设两个旅、四个团。

为了避免被贴上“民族叛乱”的标签，马仲英特意提出了“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的口号，严令部下：“凡骚扰百姓、滥杀无辜者，立斩！”他还张贴布告，申明起事的目的是“反抗苛政，驱逐赵席聘、叶超，解救河州民众”，与民族矛盾无关。这一口号迅速赢得了回汉群众的支持，不少人自带武器，纷纷投奔马仲英。

5月8日，马仲英部抵达康乐县苏家集，收编了当地宁海军的哗变士兵；随后，在与国民军马全钦部的交战中，又吸纳了大量被俘的叛军。短短几天，马仲英的队伍便迅速扩编至万余人。

5月10日，马仲英率领大军，兵临导河县城下。这里是河州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赵席聘的镇守使署所在地。马仲英将司令部设在前河沿小学，随即分兵三路：一路占据北塬，控制制高点；一路驻守城西，切断兰州方向的援军；一路包围城南的八坊。这里是西北最大的回民聚居区，有“小麦加”之称，也是河州的商业核心。部署完毕后，马仲英下令攻城，数万士兵手持步枪、土炮，向着导河县城发起了猛烈攻势。

赵席聘此时手下仅有四个营的兵力，约两千余人，但他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充足的弹药，顽强抵抗。马仲英连续攻城三日，均未能破城，于是决定派敢死队夜袭。5月12日深夜，数百名敢死队员背着云梯，趁着夜色接近西城墙，不料刚到城下，就被城上的守军发现。赵席聘下令开炮，密集的炮火瞬间将敢死队淹没，夜袭以失败告终，马仲英损失惨重。

5月19日，赵席聘见马仲英久攻不下，士气渐衰，决定主动出击。他命令炮兵营营长邵兰亭，率领200余名步兵和部分民团，出城反攻北塬的马仲英阵地。邵兰亭自恃装备精良，贸然突进，却不知马仲英早已在北塬的沟壑里设下了埋伏。当邵兰亭的队伍进入伏击圈后，马仲英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枪声、喊杀声震耳欲聋。国民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邵兰亭在激战中被流弹击中，当场阵亡。剩余的士兵仓皇逃窜，最终仅40余人逃回城内。

邵兰亭的阵亡让赵席聘恼羞成怒，他将失利的怒火发泄到了无辜百姓身上，下令将关押在县衙大牢里的42名回民老少全部处决，尸体扔进城外的黄河。这一暴行，再次点燃了马仲英部的斗志，也让更多的民众认清了国民军的残暴，纷纷加入马仲英的队伍。

刘郁芬在兰州得知导河被围、邵兰亭阵亡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意识到马仲英已成为心腹大患，必须迅速派兵增援。他当即作出部署：分兵两路，驰援河州。一路由副师长李松昆指挥，从临洮境坪出发，进攻牛心山，向东乡推进，切断马仲英的左翼；另一路由师长戴靖宇率领，从狄道（今临洮）渡过洮河，向宁定（今广河）进军，攻击马仲英的右翼。

戴靖宇部率先出发，5月20日抵达三甲集，这里是马仲英部的重要据点。马仲英派重兵坚守，双方在南阳山展开激战。南阳山地势险要，马仲英的士兵熟悉地形，居高临下，给戴靖宇部造成了巨大伤亡。激战中，戴靖宇被流弹击中胸部，身受重伤，部队进攻受阻。直到5月22日，戴靖宇部才勉强突破防线，抵达导河城下。此时，城内的赵席聘派人出城联络，告知戴靖宇：“城内粮草充足，可里应外合夹击马仲英。”戴靖宇因重伤在身，头脑昏沉，又担心遭遇埋伏，竟误将城外牵羊挂红、前来欢迎援军的20余名回民老人当成了“马仲英的伏兵”，下令开枪射击，20余名老人全部倒在血泊之中。

李松昆部途经唐汪川（今东乡县唐汪镇）时，遭到了当地回民武装的零星抵抗。李松昆为了报复，竟下令纵火焚烧民房。唐汪川是一个有三千余户人家的大集镇，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三千余间民房化为焦土，数万平民无家可归，只能扶老携幼，逃往深山躲避。

5月23日，李松昆部与戴靖宇部在导河城外会师，国民军的兵力增至万余人。马仲英见国民军援军已到，再战不利，遂下令撤围，率领部队向西乡的大河家、韩家集一带撤退，休整扩军。

撤退途中，马仲英迎来了一位重要的盟友，国民军旅长马廷贤。马廷贤是临夏另一大族马氏的后裔，因与刘郁芬有隙，早已心怀不满，见马仲英势力壮大，便率部投靠。两人会合后，掘出了马廷贤之兄马廷獭埋藏在地下的38万元银元，充作军费。有了这笔资金，马仲英迅速扩充队伍，购置武器，实力大增。

6月2日，马仲英分兵一部，由马廷贤率领，围攻宁河县城（今临夏县）。宁河守军仅有数百名警察和民团，巡官马凯祥临危受命，组织民团坚守城池。马廷贤久攻不下，双方陷入僵持，这一围，便是六个月之久。

刘郁芬见马仲英撤退，并未下令追击，而是决定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他深知国民军在甘肃的兵力有限，若一味强硬镇压，恐难持久。他任命马国栋（当地回族绅士）为“剿匪”副司令，委任喇世俊、马国礼等回族知名人士为战地政治委员，负责招抚事宜；同时，派参谋长余嘉培、政治处长吴考之、军法处长刘经泮等要员，驻守在马廷瓤（马氏家族领袖，曾任北洋政府上将）的“上将府”，统筹招抚工作。

余嘉培抵达导河后，立即遣阿訇马五十（马仲英的同乡）前往韩家集，向马仲英递送招安条件：只要马仲英解散队伍，接受国民军改编，刘郁芬将任命他为河州保安司令，既往不咎。马仲英此时虽兵力壮大，但也深知国民军的实力，便决定将计就计，佯装接受招安，暗中集结兵力，准备再次进攻导河。马五十带回马仲英“同意招安”的消息后，余嘉培等人欣喜若狂，误以为招抚在即，放松了警惕，不仅削减了城防兵力，还将大部分武器弹药存入“上将府”的仓库。唯有二十五师师长戴靖宇（此时已伤愈归队）保持清醒，他认为马仲英野心勃勃，绝不会轻易投降，遂在北塬修筑防御工事，组织了1500余名民团协防。

6月27日，刘郁芬对河州的军事部署进行调整，任命赵席聘为“剿匪”总司令，调回兰州休整，由陈毓耀接任河州镇守使。而此时，马仲英、马廷贤的队伍已扩至六万人，他们将“黑虎吸冯军”改称“西北边防联盟军”，马仲英任总司令，马廷贤任副总司令，做好了再次攻城的准备。

6月27日凌晨，一场大雨突降河州，狂风夹杂着暴雨，模糊了视线。马仲英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六万大军，兵分三路，向导河县城发起了突袭。北路大军直扑北塬，戴靖宇的民团虽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北塬的两道堑壕很快被突破，守军被迫退入城内；南路大军进攻南关，迅速控制了南关大寺，并以此为指挥部，阻截城内守军的增援；中路大军则由马廷贤亲自指挥，猛攻“上将府”。这里是国民军招抚大员的驻地，也是武器弹药的存放地。

国民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余嘉培、吴考之等人被困在“上将府”内，三次组织突围，均被马仲英部击退，旅长赵仲华在突围中阵亡。马廷贤下令用炸药炸开“上将府”的后院围墙，士兵们蜂拥而入，随即纵火焚烧。余嘉培见大势已去，率工兵挖墙遁逃，工兵营伤亡惨重，过半士兵葬身火海；马国礼、喇世俊未能逃脱，被马仲英部俘获；余嘉培、马国栋、吴考之在逃亡中负伤，侥幸逃出城外。

导河县城再次被马仲英包围，刘郁芬在兰州得知消息后，急得焦头烂额，他意识到招抚政策彻底失败，只能依靠军事力量强行镇压。7月15日，刘郁芬调驻天水的佟凌阁旅及第二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兵，由赵席聘随军指挥，再次驰援导河。7月16日清晨，马仲英部见国民军援军将至，决定在援军抵达前攻破县城，他们用炸药轰开了西城墙的一处缺口，数万士兵向着缺口猛攻。

赵席聘此时刚抵达导河城外，见城墙被破，心急如焚，他登上城外的山头，指挥炮兵轰击城西的大拱北。这里是回民的重要宗教建筑群，也是马仲英部的重要据点。炮火过后，大拱北被夷为平地。赵席聘还不解气，为了报复马仲英的进攻，也为了震慑城内的回民，他竟下令：“火烧八坊！”

八坊是河州最繁华的街区，也是西北最大的回民聚居区，这里有12座清真寺，数千家商铺，四万余居民。国民军士兵手持火把，闯入八坊的街巷，挨家挨户纵火，大火持续燃烧了八日八夜，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八坊的民居、商铺、清真寺全部化为焦土，四万居民无家可归。

马仲英见八坊被烧，悲愤交加，他深知国民军已彻底撕破脸皮，遂下令破坏黄河浮桥，切断国民军的补给线。但黄河浮桥由国民军重兵把守，马仲英部多次进攻，均未能成功，反而损失惨重。7月20日，佟凌阁旅抵达导河城外，与马仲英部展开激战，马仲英见国民军援军兵力雄厚，再战不利，遂下令撤围，率领部队再次退至西乡大河家一带。

8月11日，马仲英经过一个月的休整，集结了三万人马，第三次围攻导河县城。这一次，他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不再急于攻城，而是切断了兰州至导河的所有通路，对县城实行长期围困，企图困死城内的守军。刘郁芬见状，只能再次调兵增援，他下令：驻莲花堡的二十五师刘兆祥部、十一师佟麟阁部、十七师赵席聘部、二十师李松昆部，分四路自北路进击，务必解除导河之围。

8月中旬，国民军援军与马仲英部在窦家咀、土桥一带遭遇，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激战。马仲英部凭借着熟悉的地形，顽强抵抗，国民军虽装备精良，但进展缓慢。城内的守军见援军已到，也主动出击，配合援军夹击马仲英部。双方激战了十余日，马仲英部损失惨重，被迫再次撤退，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9月9日，刘郁芬以陕甘“剿匪总司令”的身份，亲自抵达导河巡视，他召集各路将领开会，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刘郁芬认为，马仲英之所以能屡次卷土重来，关键在于得到了当地回民的支持，若不能彻底切断马仲英与民众的联系，叛乱将难以平定。于是，他制定了“军事镇压与政治分化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调集重兵，对马仲英的根据地大河家展开猛攻；另一方面，再次派遣马鸿宾、喇世俊等回族知名人士，前往马仲英的驻地招降，企图分化马仲英的队伍。

10月25日，马鸿宾、喇世俊等人抵达大河家，与马仲英进行谈判。马鸿宾劝说马仲英：“国民军势大，长期对抗下去，只会让更多的百姓遭殃，不如接受招安，为百姓谋一条生路。”马仲英却坚决拒绝，他说：“赵席聘火烧八坊，杀害数万百姓，此仇不共戴天，我若投降，如何面对死去的乡亲？”谈判最终破裂。11月28日，刘郁芬、赵席聘、戴靖宇亲自出面，再次尝试招抚，马仲英依然拒绝，招抚政策彻底宣告失败。

招抚不成，刘郁芬只能下定决心，集中全部兵力，对马仲英部进行总攻。11月29日，刘郁芬调集了第二、七方面军的六个师，共六万余人，分三路向马仲英的驻地发起总攻：一路由赵席聘指挥，自北塬、井沟、红水沟、西川向大河家反攻；一路由佟凌阁指挥，自莲花向居家集推进，切断马仲英的左翼；一路由李松昆指挥，从小渡黄河，直扑王台，切断马仲英的右翼。

马仲英部虽有三万余人，但装备落后，且经过多次激战，士气早已低落。面对国民军的三路猛攻，马仲英部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双城。12月10日，国民军对双城发起猛攻，马仲英部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双城内外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马仲英部及逃难的民众死伤千余人，双城最终被国民军攻占。

12月23日，国民军安树德、魏风楼师攻占了马仲英的最后一个据点大河家。马仲英见大势已去，深知再抵抗下去，只会损失更惨重，遂率领残部，经槐树关退入藏区，随后又辗转前往青海、新疆等地。同日，围攻宁河县城达六个月之久的马廷贤部，得知马仲英已败退，也自行撤围，宁河之围解除。至此，历时近一年的河州事变，终于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