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了66年的条约，1991年无意间发现，为我国捡了一个“大漏”

究竟是怎么样的气运，能让我们捡到如此一个大漏。

1991年，中国的一位科学家在挪威参加北极考察活动时，无意间翻开一本当地出版的北极指南，结果一眼扫过去，发现了一份尘封多年的国际条约文件。

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这份条约的缔约国名单中，而这份条约，正是《斯瓦尔巴条约》。

这份签署于1920年、被中国在1925年正式加入的国际条约，在被遗忘了66年之后突然“浮出水面”，直接为中国在北极的存在找到了一个合法又稳定的立足点。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巧合，这是一次真实发生的事件，条约本身没有过期，也从未被废除，只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它长期躺在档案馆里无人问津。

直到1991年，这个“被遗忘的通行证”才重新被人注意到，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角色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斯瓦尔巴条约》是1920年在巴黎签署的，核心是针对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所制定的一套国际规则，条约承认挪威对该群岛拥有主权，但也特别规定，所有缔约国的公民都可以在群岛上自由从事商业、科研、渔业和采矿等活动，前提是遵守挪威法律。

最关键的是，条约还明确禁止在这片区域进行任何军事活动，这就意味着，虽然地盘属于挪威，但使用权是多边共享的。

当初中国能够成为缔约国，并不是因为有多强的北极话语权，而是得益于当时法国提出的一个建议，法国担心英国和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独大”，便想通过增加签约国数量来平衡格局，于是主动邀请一些并没有实际影响力的国家加入。

1925年，北洋政府在没有投入一兵一卒、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签署并加入了这份条约，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动荡时期，条约的存在根本没有引起重视，就这样，签完就被束之高阁。

时间一晃就是66年，1991年的再次发现，是一次几乎可以说是“捡漏”的机会，但也并非完全靠运气，这背后，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国家在对外事务中，一纸条约的价值，往往要等到具备实际行动能力时才能真正体现。

这次发现的直接推动者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学家，当时他作为代表参加挪威组织的一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在行程结束后，当地主办方送了一本《北极指南》，作为纪念品。

很多人可能看完就放在行李箱里带回国了，但他却认真翻阅了附录，结果翻着翻着，竟然发现了《斯瓦尔巴条约》的全文和签署国名单，在那一页上，清楚地写着“China”这个词。

这一下，他意识到，这事不简单，他知道，这份条约的存在意味着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拥有在斯瓦尔巴群岛从事科研和商业活动的权利。

也就是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后来的“申请者”，而是一个早就拥有“股份”的老成员，这个发现立即被上报，随即引起国内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当时，中国在南极已经有了一定的科研积累，但在北极方面，几乎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硬通证”，无疑是一张极其重要的入场券。

条约虽然赋予了权利，但纸面上的条文并不能自动变成现实，要想真正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存在感，不能光靠一纸文件，还得靠实际行动，于是，从1999年开始，我国极地科考船“雪龙号”首次北上，进入北极海域，开始了系统的考察和选址工作。

到了2001年，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文件，正式启动北极科考站的建设计划，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已经不是在“试水”，而是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选址、建设、组织研究团队、设备引进，这些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2004年7月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正式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尔松落成，这座科考站是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第一个常年驻地，坐标在北纬78度，已经非常接近北极圈的核心区域。

黄河站的建立，是条约权益的首次实际落地，中国科研人员可以在这里开展气候、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研究，而这一切，不再需要额外向挪威申请许可，因为条约早就赋予了合法的行动权，从一个被动等待对方批准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可以自主开展科研活动的参与者。

有意思的是，斯瓦尔巴条约虽然签署时间久远，但它的法律效力一直没有过期，挪威虽然拥有主权，但它必须对所有缔约国一视同仁，也不能对某个国家设置额外限制。

这种安排在国际条约体系中属于比较罕见的例子，跟传统的主权概念有一些不同，正因为如此，这份条约的“发现”才显得尤其关键。

从1991年发现条约，到2004年黄河站建成，整整用了13年时间，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协调、科研准备、资源调配。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段时间是不是太久了？但如果从国际事务的节奏来看，这其实是非常迅速的反应，尤其在极地这种特殊环境下，建设和运营一座常年科考站，涉及到的技术、资金、人才支持，远远比在其他地方复杂得多。

除了黄河站，中国还多次通过“雪龙号”开展北极航线探索工作，参与了多项国际极地研究合作项目，这些行动并非孤立的科研行为，而是对条约赋权的实际行使，也是对国家权益的维护方式。

这次“捡漏”，也让人联想到其他类似的国际条约或历史遗产，比如中国近年来对南海、东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中，也有不少是基于历史文献、旧地图、国际协议的延续性进行的梳理和申诉。

这些事情看似是历史问题，其实都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对国家来说，历史的遗产不一定都能变现，但一旦抓住机会，就可能成为现实中的重要工具。

另一个可以联系的现实例子，是近年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围绕北极航道的博弈，随着极地冰层融化，北极航运变得越来越现实，各国都在争夺未来的航道主导权。

如果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和国际条约支撑，想要在这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容易，而中国因为这份被“翻出来”的条约，反而拥有了一个先手。

也许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是，这个条约的重新发现，并不是通过什么重大的外交行动或者国际博弈，而是一个科学家在翻书时偶然看到的。

如果他当时没有认真看那本书，这份条约可能还会继续被遗忘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其实都可能成为撬动大局的关键点。

当然，这种“意外惊喜”不是每次都能发生的，但它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历史权益，不能只是写在纸上，还要有人去研究、去发现、去落实，如果没有后来的跟进和执行，这份条约的价值也不会发挥出来。

从签约到发现再到落地，这是一件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事情，而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份写在纸上的承诺，在被忽视了几十年之后，又重新发挥了它的作用，它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谁赠送的，而是中国曾经主动签署、合法拥有但一度被遗忘的国际权益。

所以1991年的偶然发现，确实像是捡了一个“大漏”，但它之所以能变成“真的捡到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国家有能力把握住这个机会，把它变成现实。

再老的条约，只要还有效，就可能变成关键的支点。

而关键的发现，往往就藏在那些不以为意的角落，这一次，是北极，下一次，会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