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拒倭

近日，高市早苗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这是日本战败以来，日本在任领导人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11月17日，台湾30余个团队联合发表声明：严正抗议高市早苗涉台妄言，台湾人民拒当日本军国主义牺牲品。声明要求高市早苗立即撤回涉台妄言，并向台湾人民、琉球人民与区域国家公开道歉。

此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日媒采访时说，只有接受一个中国，才能确保台湾的生存。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在社交平台脸书发文，直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谬论是“赤裸裸的历史傲慢与政治干涉”。

回望历史，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日本偷窃台湾、殖民台湾、蹂躏台湾，给台湾带来深重的苦难。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同胞顽强抵抗，誓不臣倭，打响了英勇不屈的抗日斗争。

今天，让我们再读《北京日报》这篇2014年2月刊发的记者董少东撰写的深度报道《宝岛拒倭——甲午战争后的反割台斗争》。

两个甲子轮回，又是一个甲午年。

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巨大的伤痕：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签订《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丧权辱国。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军民誓言“义不臣倭”，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殊死抵抗，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风起云涌。

日军虽然最后以武力侵占了台湾，却付出了死伤3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两倍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宝岛台湾，曾陷于敌手50年，但台湾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起义不断，烽火不熄。

“宰相有权能割地”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谈判后，满清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没有争得日本的半分退让，不得不在谈判草约上签字。这便是《马关条约》。

据日方记载的谈判记录，李鸿章在签字后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了一句：“我解脱了痛苦。”而对面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则欣喜如狂：“大功告成了！”

签约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带着谈判团灰溜溜地乘船回国。李鸿章深知自己将要背负千古骂名，到了天津，他没有颜面进京向光绪皇帝复命，告病请假，躲在天津的寓所里闭门不出。

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自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胜枚举，但割地之大、赔款之巨、主权沦丧之重，无出《马关条约》其右。空前的丧权辱国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彼时，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在京的各省举子闻此噩耗，痛心疾首。在京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立即上书督察院，提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各省举子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时的台湾，反对“割让”的浪潮正席卷全岛。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电奏稿中向京城报告：“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写下这悲愤诗句的人，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丘逢甲早年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回到台湾讲书授业。得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血书上奏“拒倭守土”。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台”与“反割台”而争执着，反对割台的声音不绝于耳。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晚清名臣皆在此列，他们还提出了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等等对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吓破了胆，虽然也有犹豫，最终还是屈膝求和。

在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做好移交台湾准备的电报中，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牺牲台湾的理由：“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5月3日，在恭亲王奕䜣的劝说下，光绪皇帝为《马关条约》的正式文本盖上了玉玺。5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代表在烟台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台湾被满清统治者当成换取苟安的筹码，割让给了日本。接下来，似乎就只剩交割的程序了。

谁去履行这道会被世人唾骂的程序呢？清廷一致推荐李鸿章。

李鸿章虽称“晚清第一重臣”，但在当时的清廷官场上，他树敌颇多，甲午一战，又折光了老本，正是落魄失意之时。举荐李鸿章去交割台湾的，或是落井下石，或是出于义愤，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李鸿章，既然是他签的条约，干脆就让他“恶人做到底”。这些奏章的言语中充满了冷嘲热讽：“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别无一人。”

李鸿章推脱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在马关议和期间曾被日本浪人刺伤，没有接受这个使命，转而建议由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交割事宜。清政府以唐景崧是地方官、无权交割为由，改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曾在著作中回忆：“这个任命使总督（李鸿章）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和他的家庭肩上……他完全崩溃了。”

李经方原本是李鸿章的侄子，因为李鸿章年届四十膝下无子，就过继为嗣。后来李鸿章有了儿子，但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极为器重。

李经方曾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一直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马关谈判期间是主要谈判代表，由他做割台专使也算合理。李鸿章没办法，只能将谕旨转电在上海治病的儿子，称“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

可是李经方也知道其中利害，他也不愿去。于是，李鸿章办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大逆不道”的事，他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李经方“素未到台，情形不悉”，而且“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志不清”，所以“李经方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

这下把光绪皇帝惹恼了，发圣旨把李鸿章严厉斥责了一顿，而且严词要求“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经方别无选择，只能接了这个注定千夫所指的差事。5月30日，他带着几位协理官员和40名卫兵，从上海出发去交割台湾。

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这时已经在炮口指向台湾岛的军舰上等候多日了。

停战“停北不停南”

李经方的台湾交割之行，创造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怪象：他们代表满清政府，却搭乘德国商船，悬挂德国旗号，半途有日本军舰护航。他们去交割台湾，却没有踏上台湾本岛半步，而是将《交接台湾文据》拱手送上了日本军舰。

连桦山资纪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他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这段对话并非正式史料记载，但文中李经方的担心倒并非虚言。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刚一传到台湾，岛内即炸开了锅。全台人民如“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

一封《台湾人民抗战檄文》被贴在了台湾彰化府的府衙大门上，《檄文》表达了“誓不服倭、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等：“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6月3日零时30分，李经方和桦山资纪在“公义”号商船上匆匆完成了交割手续，随即，“公义”号拔锚解缆，驶离台湾海面。作为顾问与李经方同行的科士达写道：“夜半，中国船拔锚，在日本海军礼炮声中，我们向上海开行。我们在台湾海面36个小时，没有一个官吏是比完成任务的李经方更快乐的。”

清政府的割台专使李经方，没有胆量、更没有脸面登上台湾岛，而准备“接收”台湾的桦山资纪，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踏足台湾。

为侵占台湾，日本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几十年，多次向台湾派遣人员，调查搜集台湾的情报。早在1873年，还是日本陆军少佐的桦山资纪就化装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山川、河流、道路、矿产、人口进行详尽调查。第二年，日本就以琉球人与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为借口，派军队入侵台湾南部地区。

只是，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吞下台湾的能力，台湾军民的抵抗让日军损失惨重。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入台，积极布防备战。但是，懦弱的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50万两白银军费，换得日本撤军。

当年，桦山资纪潜入台湾侦查还要装成个哑巴，潜行蹑踪，22年之后，桦山资纪被日本政府晋升为大将、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率领着舰队，耀武扬威地来“接收”台湾了。

日本很清楚，仅凭一纸《马关条约》，绝不可能把台湾轻易收入囊中，他们早就做足了武力攻台的准备。

澎湖列岛为闽、台之锁钥。日本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在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已派兵攻取了澎湖列岛。

停战协议，算得上整个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做出的惟一“让步”，这还要仰赖于一个意外的刺杀事件。

马关谈判既开，早就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清政府一上来就要求停战。但日本连这个要求也不答应，狮子大开口提出占据天津、山海关等作为要挟。

3月24日，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途中，被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刺客开枪击中。子弹打中了李鸿章的左颧骨，血流满面，幸而未伤及性命。

小山丰太郎之所以刺杀李鸿章，是要阻止中日议和，他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的利益还不够！

李鸿章意外遇刺，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也为了安抚李鸿章，暂时同意了停战。饶是这样，停战协议也是“停北不停南”：中日两国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的海、陆军，均一律照停战条款办理，台湾战事不在停战协定规定之内，台湾他们照打不误。

无论马关谈判最后是何结果，日本侵占台湾的计划一步没停。

为攻打台湾，日军组建了两支侵略部队。一支是桦山资纪亲自率领的“台湾总督府直属部队”，总兵力近7000人；另一支是日本亲王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兵力近15000人。两万多人的攻台部队，加上29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逼近台湾。

5月29日，日本近卫师团先头部队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登陆。还没到双方约定的交割日期，日本已经急不可待地登岛了。

年号“永清”

而所谓的交割手续，对台湾军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对清政府绝望之后，他们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坚守国土。

就在清政府为李鸿章推诿割台之责而严加申斥的时候，5月23日，台湾绅士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

成立“台湾民主国”独立自救的设想，历来认为出自保台运动的领导人丘逢甲。近年来，史学家依据史料分析，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应该是原清政府驻法国参赞陈季同。

陈季同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随其入台，早年曾留学欧洲，又担任过驻外使节，熟悉国际法。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动。台湾士绅们商议保台之策，陈季同就援引国际法中“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的说法，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主张。

不过，那时候台湾军民仍寄望于清廷能够奋起一战，保住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月里，唐景崧致电北京20多次，每次词语都是慷慨激昂，丘逢甲等士绅联名血书上奏，却只换来清廷“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的上谕，此后，再不理会。

直到5月底，清政府电令唐景崧“即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至此，清政府已经完全表明了抛弃台湾之心，台湾军民陷于绝望。

5月21日，台湾士绅们在台湾筹防局聚会，自立保台之策确定了下来。

按照他们的设想，《马关条约》是清政府签的，如果台湾自立，脱离了清政府，条约中割让台湾之说自然不再成立。日本想要台湾，那就要看台湾人民答不答应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希冀能够保住台湾的不是守土有责的清政府，恰恰也是台湾人民。他对伊藤博文说：“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藤的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博文的办法，自然就是武装侵略。

指望台湾自立而阻止割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日本才不管台湾是不是自立，侵略军已经在军舰上，来势汹汹。清政府则早抱定了媾和苟安之心，指派李经方草草履行手续，交割了账。

台湾士绅们设立“台湾民主国”，还有另一个考虑，造成台湾形式上的“独立”，以此借助欧洲列强干涉。这样“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张之洞等清廷重臣也曾想过。他们曾联系英国，被拒，后又转求法国。法国倒是有意染指台澎，还秘密联系了西班牙、荷兰。但是德国从中插了一杠子，联络日本，打消了法国的念头。

在当时的列强眼中，中国不过是分而食之的一块肥肉，只要日本吃的不是自己意中的那块，他们才懒得理会。《马关条约》中割让两块中国国土，辽东半岛牵扯到列强利益，于是“三国干涉还辽”；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列强染指，他们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对清廷，完全绝望；对列强，毫无指望，能够倚靠的保台力量，只剩台湾军民自己。

以台湾一己之力，抵抗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能有几分胜算？台湾军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里有了这样决绝的文字：“台民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5月25日，数千台北绅民蜂拥而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代表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

唐景崧身着巡抚朝服而出，在一众台湾民众的拥戴下，面朝北方叩首大哭，正式就任“总统”。“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一幕，后来被一些台独分子引为台独渊源依据，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所谓“台湾民主国”的用意，完全在于抵抗日本侵略的一时之策，既不是“国”，也和真正的“民主”不沾边。无论是“台湾民主国”的主持者还是台湾民众，都没有丝毫的独立之意，成立这个“民主国”，恰恰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公告，说明成立“民主国”之缘由，晓谕全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此前，台湾士绅发布的《独立宣言》中也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台湾民主国”改年号为“永清”，意即永远隶属清朝。“国旗”被设计成一面蓝底黄虎旗，比清朝的黄龙旗低了一个等级。旗子中的老虎虎首向内，尾高头低，以表臣服中土……

“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刚刚被推举为“总统”的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

数日之后，清政府还是把台湾交割了出去，唐景崧对那场海面上的交割仪式全不知情。保台的战斗在交割之前已经打响，纷乱的警报和溃败让他焦头烂额。这位一直对保台慷慨陈词的台湾巡抚，实在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慷慨作为。

“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5月29日下午，台湾基隆港遭到日本军舰的猛烈炮轰，保台战役正式打响。

炮轰台湾的日本军舰，可以说大名鼎鼎，早已为中国人所切齿痛恨，它们是“浪速”、“松岛”、“八重山”……甲午黄海大战之时，皆是日本海军主力。指挥这支攻台舰队的，恰恰是一年前偷袭清政府“高升”号运兵船的东乡平八郎。此时，凭借甲午海战之功，东乡平八郎已由“浪速”舰长升任日本海军南方舰队司令，此后，他更成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被尊为“日本海军之父”。在东乡平八郎的晋级之路上，满清北洋水师成了祭奠的羔羊。

不过，攻打台湾之役，唱主角的是日本陆军。日本军舰对基隆的炮击只是佯攻，炮响的同时，日本近卫师团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的澳底。

基隆是防守台湾的重中之重，唐景崧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必然是这里，派有重兵把守。然而他忽略了距基隆仅仅50华里的澳底，那里水深浪平，地势开阔，最适合抢滩登陆。澳底的守军仅有400人，且多是刚刚招募的抗日义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可言。

这一致命的弱点恰恰被日军发现并利用。日本近卫师团司令北白川能久率领其前锋部队登陆澳底，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抗日义军完全不能与之对敌，稍触即溃。

战事甫开，清日双方的军事指挥高下立判。

唐景崧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统军将领。日本侵略军的桦山资纪、东乡平八郎等，都是行伍出身，在历次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历练而来。反观这位刚刚被临时拥戴成的“总统”，进士出身，自称“儒将”，可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1894年10月，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时，甲午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彼时战火虽然尚未燃及台湾，但举世皆知日本野心，台湾一战在所难免。

这个当口，清廷却做出了个临阵换将的决定。时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与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不和，被清廷调离。“素有知兵之名”的唐景崧，成了包揽行政、军事大权的台湾巡抚。

唐景崧在军事方面的名气，来自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时法国入侵中国的属国越南，没想到遭遇了中国的黑旗军，屡屡受挫。

黑旗军原是一支反清义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越南。看到他们对法军作战有方，唐景崧毛遂自荐，成功招抚了黑旗军。后来，他又说动老将军冯子材出山，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不败而败，但唐景崧却博得了“知兵”之名。其实那些胜仗的指挥者，先有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后有老将冯子材，唐景崧穿插其间，只是个说客加政客，所谓“知兵”，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而唐景崧在保台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昏庸无能。

5月29日，刚刚当了4天“总统”的唐景崧，接到日军在澳底登陆的警报，这才如梦方醒，忙不迭地派吴国华带领700人去防守三貂岭。

三貂岭是基隆和澳底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道路险阻，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若早有驻军布防，完全有机会挡住日军的进攻，至少也能为其他地区的防守赢得时间。但是当吴国华率队在30日赶到三貂岭，日军已经在山顶上安营扎寨。就连日军的随军记者，对轻易占领三貂岭也感慨：“实乃我军大幸。”

非但没有“知兵”之能，唐景崧抗日保台的意志，也不像他慷慨激昂的表态那样坚决，其实他一直给自己留着“后手”。

清政府明令割台之后，唐景崧虽然没有走，却让台湾府、道、厅、县及各级将领大多内渡。在他给朝廷的电报中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暂留此，先位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

三貂岭失守，基隆门户大开。守军死战数日，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在激烈的巷战之后终告不敌。6月3日，基隆失守。第二天，基隆通向台北的门户狮球岭被日军攻占。

在此之后，日军却忽然停止了进攻。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这个绝好的反击机会，却没有被唐景崧抓住。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抗日作战，而是想着如何逃跑了。

早在日军登陆之时，唐景崧就已经安排家小化装逃离“总统府”。4日，从基隆突围出来的守军来到台北，他们拥入“总统府”，要求唐景崧率军再战。可唐景崧表面应承，当晚就从后门溜走。他先是藏入德国商行，随后又跑到了沪尾港的船上。

“总统”弃台而逃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台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愤怒的沪尾要塞守军听说唐景崧潜逃至此，开炮轰击了他的座船，并且封锁了港口。但是，两天之后，唐景崧还是藏在一艘德国商船的舱底，带着家小逃到了厦门。他一同带走的，还有20万两国库库银。

还在台北南部率义军巡防的丘逢甲，听说唐景崧携款潜逃，咬牙切齿地说：“吾台其丢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6月7日，侵台日军缓过劲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台北。10天之后，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日本以此为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并把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

但是，日本宣布“始政”的同时，更加汹涌澎湃的抗日保台运动也开始了。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著《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彰化失陷了，日军兵分几路大举南下，黑旗军和义军拼死抵抗，战斗演变为一村一镇逐个争夺。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逐步蚕食着台湾的土地，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军档案记载：“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

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黑旗军和义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选择了主动出击。9月初，趁着日军兵力分散的机会，他们开始北上反攻，一路收复了大莆林、北斗、云林等地。日军狼奔豕突，退回彰化，被数千名黑旗军和义军包围了起来。

这一下，桦山资纪着了慌，赶忙向国内求援。9月11日，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来的日军第二师团到达了台湾。这个师团有两万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入侵旅顺的主力，兵强马壮。侵台日军的兵力陡然翻倍。

其实，日军即便没有第二师团的增援，黑旗军和义军也无力攻取彰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用的重火力装备，连日的进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9月23日至25日，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城行动，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去。

日军赶来增援的第二师团，加上首批登陆台湾的近卫师团，侵台总兵力已达4万人，甚至超过了甲午战争期间投入的陆军兵力。枪炮齐备的日军，兵分三路，向着仅剩数千人的黑旗军和义军合围而来。

日军近卫师团咬着黑旗军和义军撤退的脚步，一路向南追杀。第二师团则搭上运兵船，由海路绕到了刘永福的身后，一半在台南府城西北方向的布袋嘴港登陆，另一半在西南方向的枋寮港登陆。

至此，日军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永福，这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自率部来台后，他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担起抗日保台重任已有数月，敌兵势大，己方粮饷全无，刘永福内外交困，苦苦支撑。

为济燃眉之急，刘永福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还曾经自己发行银票、印邮票，无奈都是杯水车薪。

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实际上，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都是保台的支持者，也都秘密地向台湾输送过资金、武器，时人记载：“台北粮械多出自香帅（张之洞）之助。”但那多是在清政府交割台湾之前。

清政府把台湾当成媾和的筹码扔出去后，不但没有给台湾任何支援，还训诫沿海的封疆大吏们，严禁运粮械济台。

张之洞曾经寄望台湾自保一段时间以改变时局，6月初，他曾密电刘永福，询问台湾可以支撑的时间，并允诺两个月后将有援兵。但是后来的两个月间，刘永福函电迭至，又派人登门求援，张之洞却没有答复了。

直到10月2日，张之洞才电告由台南回厦门求援的道员易顺鼎：“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被朝廷抛弃的绝望让刘永福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口述《刘永福历史草》仍在慨叹：“内陆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矢尽离台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刘永福进退失据。10月10日，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至今仍争论激烈。

刘永福在信中表示，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但有两条要求：日军要厚待百姓，对“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有人则认为这是有条件的议和，是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依据，难以定论。

且不管刘永福的初衷是投降还是议和，胜券在握的桦山资纪都不会答应他的要求了。桦山资纪很快写了回信，日军可以停止进攻，条件是“唯有（刘永福）面缚自来军门乞哀”。

刘永福恼了，再写一信，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此后，刘永福确实做了“进山打游击”的准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议定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随即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

但是，第二天传来的一条噩耗，彻底击垮了刘永福继续战斗的决心——曾文溪失守了。

曾文溪距离台南府城只有17公里，是北向防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刘永福几乎把所剩的4000兵力全部安排到这里，准备孤注一掷，与日军决一死战。孰料，日军早已侦察到曾文溪的阵地布置，正面佯攻，侧面迂回，两下夹攻，只用一天就攻破了曾文溪阵地。

曾文溪一战是台湾保卫战的最后一役，黑旗军和义军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抵抗。

惨败让刘永福灰心丧气。到了不得不退入内山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已经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转而求助于神灵，到台南的白莲庵求签，结果竟得了个“下下签”：“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

当夜，刘永福带领家眷和十几个亲兵，乘坐英国商船内渡厦门。

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不再设防的台南府城。保台之战宣告失败，台湾就此沦入敌手五十年。

刘永福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到了厦门，但民众仍视其为英雄，夹道相迎，并准备在第二天举行仪式，纪念他的抗日保台壮举。刘永福愧不能受，当夜就离开厦门，归居广东南澳，自此离开官场隐居。

在他之前内渡的丘逢甲，则回到祖籍广东蕉岭。他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为儿子改名为“丘念台”。1896年，丘逢甲满怀悲愤写下了《春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后来，丘逢甲投身辛亥革命的大潮。1912年，丘逢甲病逝，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向南，不忘台湾。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他的话说得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4年2月11日17、20版，记者董少东

（来源：长安街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