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难师”与师承

皖南屯溪，明媚，宁静。率水横江汇为新安江，宛延而过。江边有华山，山上辟有戴震公园。拾级而上，仰望，树木繁盛；回顾，只见老街、碧水和远处的古桥。

园中的“东原之光”纪念亭是一座徽派建筑，质朴，稳重，内隐张力。山林步道两侧，分列多个2米高的灯光立柱，柱上的文字记录了大思想家戴震及其师友比较重要的轶事趣闻，如戴震难师、修珠塘坝、拜江永为师以及与纪昀等人的交往等等。

让我特别关注的是“难师”故事。这个故事叙述得比较早的如清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故事说：

塾师授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言。

这个故事常被人转述，大抵是由戴震的质疑而突出其天赋异禀。比如梁启超作《戴东原先生传》，不仅抄录这个故事，而且对江藩所说的戴“十岁乃能言”一句顺势强调，也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十岁了，还不会说话，这是因为要积聚智慧，忍住不言吗？梁氏这样写，大概就是为了突出戴震小时候的“异禀”。其实好问，本来就是小孩子们启蒙时期的心理特征。只有成人不提问，没有孩子不提问的。

戴震小时候的质疑不断地带出新故事。比如他读书喜欢问“字”，反复追问之下，塾师很不耐烦，“恶其问”，就把一本许氏《说文解字》给他自己查去。哪知戴震“大好之，学三年，尽得其节目。性强记，十三经注疏能尽举其辞”。戴震后期的扛鼎之作《孟子字义疏证》，有人说这书与戴震小时候练了文字的硬功有关。

戴震的学问受江永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江永，婺源人，“好学深思，长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深于礼”。戴震与一批学子怀着敬意“师事之”，追求的也正是江永质疑、批判、考辨的学风。比如江永研究“礼”，广摭博讨，多在质疑中填漏补正。朱熹未完成的《仪礼经传通解》，曾由黄幹纂续内容，但有很多缺误，最后由江永细加辨析，数易稿而后定之。江永的科学意识与批判精神，后来在戴震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古之学者的师承，常常连人格气质乃至癖好都会传染给学生。江永21岁为县学生，24岁补廪膳生，62岁为岁贡生，闭门授徒，束脩微薄。戴震也是这个样子。入京师，住歙县会馆，穷困潦倒，人以狂人目之。后来以学问而受到纪昀等人称服才名声鹊起。即便如此，仍是终身贫困。年三十，家中无粮，“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饔飧”。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不仅记写了这些，而且还特地指出：这样贫困了，仍闭户著屈原赋注，充满深情地写了屈原的三个“纯”（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

更让我惊讶的是，戴震以后的师承仍有动人的瞬间，在不同时代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师道故事。

戴震的高足很多，其中段玉裁在语言学史上影响卓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长于考据，精于引证”。后来段的女壻龚丽正，仁和人，以懋堂为师传其学，其子龚自珍的叛逆意识和批判言论更是受到段的激赏。段玉裁看到龚自珍的“另类”文章《明良论》，说：“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而外祖父的评语更是令人深思：“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

《明良论》很见批判性，如“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编文集时写道：“四论，乃弱岁后所作，文气亦何能清妥？弃置故簏中久矣。检视，见（第二篇后）外王父段先生加墨矜宠，泫然存之。自记。”（《龚自珍全集》）

要强调的是，戴和他的弟子所践行的质疑与批判，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

师事江永，但也有“反动”。江永服膺程朱之学，著《近思录集解》，戴震没有接受先生的思想，恰恰针对这些理学思想与材料展开深入的思辩，用考证学的方法喊出了“理学杀人”这一惊世之言。段玉裁也这样，他既得到顾亭林音学五书的影响，“读之惊怖其考据之博”，又游于戴师之门，知有古韵标准，从而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其真正的“去蔽”与“求是”，难能可贵。

至于段玉裁传陈奂，再传俞樾；然后由俞樾传“否定思想家”章太炎，章再在日本给鲁迅讲《说文》，鲁迅作《太炎先生二三事》而且连写两篇，其文既洋溢着浓浓的敬师之情又对先生思想与精神作了极为冷峻的评价……这样一段师承小史，真可谓是惊涛裂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