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杨尚昆日记》中的珍贵记录

作者｜高华

转自｜《领导文萃》

刊期｜2002年第7期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4700字）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身后出版日记的。这部日记共110万字，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这17年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

在这部日记中，杨尚昆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一、杨尚昆工作之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泽东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

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

1955年3月，中央决定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

杨尚昆自1961年后，在书记处分工负责工、青、妇的工作；而从1955年开始，中央就决定由他指导中央调查部的日常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十余年从未间断。

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二、有关中苏关系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联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

1957年11月访问苏联。左起：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邓小平、毛泽东

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他定夺。

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

从杨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三、杨尚昆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联系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但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

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

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向毛泽东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他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16时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

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和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编者注）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四、杨尚昆离开中南海前夕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单。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谈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谈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谈话的感受。

谈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原来这次谈话是由于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谈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招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纪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抬头写道：“中午主席找去谈话。”这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杨日记中对谈话内容无一字记载。

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谈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入，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然而，熟悉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不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是绝无可能的。

五、杨尚昆与周恩来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受命与庐山会议后一直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谈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受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谈话。现在，杨自己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

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之命，去看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看望了陈云同志。杨在看望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情况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

左起：陈云、杨尚昆、彭真、周恩来

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汇报，这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谈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谈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在日记中付之阙如。

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

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绝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

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七、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情怀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党的历史融为一体。他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杨闇公之弟，早年留苏，返国后曾任中宣部部长，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后不久，担任三军团政委，抗战爆发，旋又任北方局书记。1941年，杨调回延安，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后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长达20年。杨对党的历史如数家珍，上个世纪80年代后，曾负责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杨尚昆也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他精通俄文，爱看电影(在日记中有其所看电影的大量记载)和戏剧。杨更坚持写日记几十年，临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写了回忆周恩来、彭德怀的文章，感情十分真挚，很少有这类文章常见的程式化的味儿。杨在1995年完全退下来后，写了他的回忆录的建国前部分，他原还准备写中办20年、“文革”前后和复出工作后三个部分，可惜天不假其年，这三部分已永远无法完成了。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资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他的个性之一斑。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第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透出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1996年，杨尚昆已89岁高龄，带领王若飞、秦邦宪等“四八烈士”遗属100余人，专程去延安扫墓。杨尚昆去世后，2001年5月，那些“四八烈士”遗属和其他子弟们也专程护送杨的骨灰回四川潼南（现属重庆）老家，只因他们的父母辈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岁月里，都曾得到过杨的关照。

在延安时的杨尚昆

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老共产党员，杨尚昆已走完他一生的路。他肯定是一位令世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这部《日记》，以及现在暂未发表、将来可能问世的文字，将长久被后人研究和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