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曾用一段话形容过自己在面临共、国、日三方势力时的处境:“我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但是在1936年他却做出了奇怪的选择:邀请国民党中央军入晋,这等于是用力踩破了一个。
作为地方实力军阀,阎锡山很明白自己的生存根基就是要玩平衡,既然如此,他为何又将这种平衡打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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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结论,玩平衡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生存,当生存已经受到威胁时,那也只能是饮鸩止渴,至少得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以后的事以后再想办法。有意思的是,后来阎锡山还真的借助了共产党的力量,来跟国民党中央军玩平衡。
当然,那是后话,在1936年阎锡山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红军逼出山西。或许有人会奇怪,阎锡山麾下有10多万正规军,再加上一些民团、听命令的地方武装,人数不会下于20万,为何会被万余红军给打到求援呢?
彼时发生的情况确实就这么不可思议,1936年2月,1.3万红军开始东征,接连击败多支晋绥军,还兵分三路挺进吕梁、晋南等地,广泛发动群众、扩充新生力量,准备在山西腹地开辟发展根据地。
中共中央多次在山西域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形势,制定了新的发展策略,准备在10月前就扩红至3.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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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架势,让阎锡山明白红军的决心,同时他从几次交手中也看出,光凭自己很难消灭红军。几番权衡后,只好向蒋介石求援,准备驱虎吞狼。
蒋介石是一直想往山西发展的,但中原大战后阎锡山短暂下野之时都水泼不进,硬来只会让局势失控,所以他暂时忍耐住了。
眼下阎锡山主动相求,送上门的好事老蒋没有错过的道理,立马派遣手下精锐部队入晋支援,由他最信任的陈诚担任总指挥。
晋绥军兑九裕战斗失利后,蒋介石再度增兵,中央军在晋兵力达到了15万,这个人数加上20万晋绥军,已不是当时的红军所能阻挡的。
因此,红军在达成扩红近8000人、筹款50万银元、建立数十个乡村苏维埃政府这些成绩后,选择回师陕北,东征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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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撤离后,蒋介石的部队却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依然找各种理由滞留在山西。对于阎锡山来说,这无疑又是头疼的麻烦。
其实这个结果早就可以预见,为何阎锡山还主动邀请中央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阎锡山的军阀底色。一个军阀想要在乱世中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是什么?无非就军队和地盘。
红军和中央军的确都想要在山西发展,但两者对阎锡山的威胁是不一样的。中央军说白了也不过是新军阀,即便驻扎在山西,也不会动摇到阎锡山的根本。
但红军就不一样了,因为政策深入人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获得民众拥护,如果任由红军扎根,那阎锡山的基本盘都会被推翻。
站在一省军阀的角度,阎锡山打造的“独立王国”的确利于自己统治,但如果作为一个老百姓,在过重的压榨下过得其实也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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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内陆的多山省份,经济并不是特别发达,以这样的条件发展出重工业、兵工厂,还能养得起20万武装人员、频频参与军阀混战,钱从哪里来?还不就是从民众身上搜刮。若非阎锡山的剥削已到敲骨吸髓的程度,红军怎能在短时间内达成那么耀眼的成绩?
原本山西就已经到了一点就爆的程度,红军东征是向其投入星星之火。如果再让红军发展,苏维埃政权下的民众感受,能够迅速从山西传来,届时会引发连锁反应,动摇阎锡山统治的根本。
所以,阎锡山决定让中央军过来支援。别看中央军人数比红军多,威胁却不是一个量级的,中央军的各种手段同样是敲骨吸髓那一套,甚至比阎锡山更狠。
如此一来,他们无法在山西建立政权,也很难得到民众支持,阎锡山就依然可以做自己的“山西王”。只要统治还能持续,阎锡山自然会想办法再将中央军给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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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盘外,阎锡山在军队方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麾下好歹有20来万人,真豁出命跟红军拼,不说一定能打败红军,至少不会让局势发展到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他真的不计后果去打,能得到什么呢?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两败俱伤罢了。晋绥军早在1935年就曾派遣数万人进入陕北参与“围剿”红军,被打得狼狈逃回。
对于红军的战斗力,阎锡山是有体会的,假如拿所有本钱都跟红军拼了,他仅剩的那点兵力,该怎么应对日本人、蒋介石呢?
日本人贪得无厌世人皆知,蒋介石是阎锡山的老对手,但凡阎锡山露出破绽,老蒋必然会猛扑上来,将其吃干抹净。
所以,阎锡山更希望引入中央军去跟红军拼,这样被消磨的就不是自己,手中有兵,还能有翻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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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考虑,阎锡山就做出了看似打破平衡之事。等红军西渡黄河,中央军也就待在晋西不走了,不但不走,老蒋还努力拉拢晋绥军高层、往其中掺沙子。
当时老蒋给阎锡山下令,让晋绥军新组建15个团西征,算是对红军东征的回应。而在这道命令中,老蒋直接任命晋绥军高级军官李生达为西征总指挥,并说中央军也可归李生达调遣。
如此明晃晃的拉拢分化,让阎锡山也很头痛。
1936年4月,李生达遇刺身亡,背后就有阎锡山的影子。走到这一步,证明晋绥军内部矛盾已非常大,再不做点什么,山西就得改姓了。
思来想去,阎锡山希望自己也能建立起共产党一样强有力的政权,于是慢慢转向为跟共产党合作,借此赶走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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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阎锡山是有头脑有能力的,他与红军对战过后,意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就专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当然,他不是想投共,而是想从中学习破解之法。
他学习完之后,曾对身边人感叹:盖共产党是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而图夺取政权者。非思想不能抵抗思想,非民众不能抵抗民众,非政治不能抵抗政治,非武力不能抵抗武力。此番认知,超出了很多军阀。
毛主席当时也看出了阎锡山的困境,同时红军自身也需要一个窗口,于是就释放了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并带去一封信:
“伯川先生: 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 强制晋军二度入陕, 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 是蒋氏无悔祸之心……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 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国难日亟,请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伯川是阎锡山的字,毛主席每一句话都说在了他的心里,双方随后出于不同的目的达成协议。敌人的敌人,有时候也可以转换为暂时的朋友,不过前提是,自身能有实力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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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毛主席的一再关注下,少奇同志与刚刚出狱的薄一波开始狠抓山西的工作,慢慢地就有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这两个组织,高层是阎锡山的人,但中基层基本都是共产党。将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搞得如火如荼,老蒋果然就无法伸手了。
只是呢,后来阎锡山感觉局势不可控,又开始联合其他势力排挤共产党玩平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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