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革命自有后继者

黄平于天津被捕后，由陈云负责全国总工会工作，特科改由康生负责，夏采曦（化名李菊村）正式被任命为行动科科长。

夏采曦在世人心目中是最没有存在感的行动科科长，一是因为他在任时间太短，二是牵涉丁玲“绑架”事件，曾被视为“自首变节者”雪藏了数十年。

但也因为丁玲案，夏采曦与史济美有了交集，这一交集也加速了史济美的死亡。

1932年11月，史济美负责筹建的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史济美又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中央特派员的身份。

他一手拉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的关系，一手打租界巡捕房的交道，一招两手抓，使上海区办案更加顺畅、审讯更加灵活，可以说手中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

上海行动区总部设在南市沿马路（中华路）东侧，这个地址除行动区各股股长知道外，一般特务都无从知晓，因为史济美对斯文里事件仍心有余悸，不得不多加防范。

“上海新闸路斯文里1040号是史济美与各行动特务的接头处，他每天都在这里听取报告，筹划阴谋，指挥特务的破坏活动。除此以外，部分在沪的自首人员每天9-10时也要到这里汇报情况，听候史济美的安排。”

“（1932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注：陈蔚如）因一点私事耽搁，去斯文里接头处的时间稍迟了一些，当我刚走到弄口就看见特务郝鸣（他是接头处的监护，以摆水果摊为掩护）在向我暗示，

我走近他，就听他说：‘老陈，你不要进去了，里面出事了，王寿喜被打死，赵伯谦眼角被子弹擦伤，他女友也被弹伤小腿，吴修跳楼跌伤了拐骨，都被带到捕房去了。’”

史济美与陈蔚如都因晚到，而躲过了这一次刺杀行动，事后他们得知是自首分子汤醒白带着红队的枪手突袭了这个秘密接头点。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相关记述，不过时间上与陈蔚如的描述不相符合（有可能陈蔚如用的是阴历）：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三人，办事处的主持人（注：赵伯谦）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

距离此案发生的前三天，该处附近有一个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故被误杀。”

黎霞在《邝惠安与中央特科的“打狗队”》一文中则这样记述：

制裁的对象叫曹伯谦，安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到上海。在同兴纱厂工作期间，按照党的指示，打入上海市公安局做密探。

但曹不久就暴露身份遭逮捕，随即叛变投敌。叛敌后，曹伯谦和特务一起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给在沪隐蔽战线带来严重危害。

邝惠安通过探听得知，曹伯谦在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吕克勤的指挥下从事情报活动，并秘密居住在斯文里某处。

可惜邝惠安不知曹具体门牌号码，在弄堂里误杀了与曹面容酷似的世界红十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办事员周翰。

第一次执行任务失败后，邝惠安重新调整策略。他通过另一名打入公安局的内线汤杰才打听消息，得知曹伯谦住在斯文里1040号。

25日下午2点，邝惠安、孟华庭、汤杰才、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再次实施“打狗”行动！

由汤杰才扣门，进门后，发现里面除了曹伯谦夫妇，还有吕克勤手下的几个密探王寿喜、吴修、郝明。

汤杰才假借有事出去，将曹宅内部情况汇报给邝惠安，真是大喜过望，因为王寿喜、吴修都是中共叛徒……

于是汤再次叩开曹家大门，门一开，邝惠安和孟华庭等人紧跟着进去，邝一枪打中曹伯谦的头部，孟华庭一阵乱枪射向其余的人，随后一队人急速撤离现场。

事后，这次行动造成王寿喜直接毙命，曹伯谦等人身受重伤。

看过陈蔚如、徐恩曾、黎霞三人对斯文里事件的描述，经相互比对后，笔者认为：

1、时间上三人叙述的皆不相同，觉得应该采信陈蔚如的“上午9-10时”，他毕竟是事件的亲历者。

2、这次制裁行动无论是几天前的误杀周翰、还是当天的只击毙王寿喜一人，整体评估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如同刺杀曹清澄及后续刺杀陈蔚如、熊（黄）国华等人一样。

但同时也正因为有这些失败的行动，我们才得以一窥红队的神龙掠影！

“因为红队的许多行动从未被发现过。他们经常被悄悄地遗忘掉，所以他们的命运依然无人知晓。”

3、郝鸣（明）是在该处机关门外以摆水果摊为名、行监护机关之实的，而没有如黎霞所说在屋内。或许正是他紧急报警召来巡捕才导致行动人员匆忙撤离，战果不佳。

4、黎霞文中列出的四名行动队员姓名，不知是否有事实依据，还是人云也云。

因为一次失败的行动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行动前侦察不到位、计划不到位，行动时射手的心理素质不强、导致能力不到位，文中所列的邝惠安等四人，皆是身经百战的红队精英，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况且邝惠安“有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的枪法”，孟华庭也“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善于搏斗的勇士”，曹伯谦被邝惠安一枪击中头部却只有“眼角被子弹擦伤”、孟华庭的射击是“一阵乱枪”，这样的描述真是辱没了英雄的一世英名。

邝惠安身为红队队长，“那时有三、四十名队员，被分成九个小组”，不太可能每次小行动都参与的，正如后来初次刺杀熊（黄）国华一样，射手胡陵武是个心里素质不过关、初次上阵的“实习生”。

邝惠安的屡屡被出场，其实与之前那些描写上海斗争工作的书籍文章一样，凡涉及中央正确的都归到周恩来身上，凡涉及特科功劳的都集中在陈赓身上，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或许是当时环境使然，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除了描述史实，还要符合逻辑。

5、陈蔚如文中称汤醒白是自首人员，且“事件发生后，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徐恩曾文中称是“在内奸的指引下”；黎霞文中则称汤杰才为“打入公安局的内线”，因此可以认定汤醒白（汤杰才）是假自首、真卧底或者他的幡然反正，已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斯文里事件后，史济美史大麻子依旧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大事搜捕中共党员。

他“利用帮会关系得到线索，逮捕了（团中央）青工部部长胡大海（陈庆斋），并利用胡之岳父京剧艺人、画佛专家钱化佛促胡叛变，并吸收他为特务。

不久，团中委吴振鹏和前任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被捕，吴振鹏大义凛然绝不屈从，年余后病死狱中。

袁可耻叛变，成为帮凶，并积极出谋献策，参加设计、行动。接着，继任（团中央）书记胡敦云（胡均鹤）也被捕叛变。”

据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赵尚志妹妹）回忆，那是“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

赵尚芸当时正有身孕住在家里，而胡均鹤（当时化名陈炳文）则是在由其母亲住守的秘密机关里被捕，因此赵尚芸没有一起被捕。

胡均鹤的自首叛变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留待后面再叙。

胡大海的叛变直接导致了前后两任团中央书记被捕，并蔓延至“破反委”（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书记帅孟奇和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身上。

这个“破反委”也是王明离沪前设立的，他“调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擅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帅孟奇（女）任‘破反委’书记。”

王明希望通过“内线有陈云、潘汉年的中央特科，外线有帅孟奇的‘破反委’”，来保护临时政治局的安全。

帅孟奇不幸在一次接头中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叛徒是她的一个汉寿老乡，名叫杨怀三。

帅孟奇坚强如铁，经受住了种种酷刑，她被鼻孔灌煤油而七窍流血、一目失明，被坐老虎凳、压杠子而右腿折断，却依旧没有出卖组织。

特务又到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住所搜捕，与张闻天假扮夫妻的李崇善急忙“取下一串红辣椒”，张闻天回家见警号已撤，便一个月没有回家，躲在马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的安全屋里，并随之做好了撤往苏区的准备，李崇善则身陷囹圄。

紧接着，卢福坦被捕，他是继黄平之后第二个被捕叛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他被史济美“请”进“环境比较好”的东方旅馆，“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

百度、搜狗等都说卢福坦是1933年被捕的，陈蔚如回忆说卢福坦是1933年4月被密捕，庄祖方则说是2月，都是不确的。

据刘源回忆其父亲刘少奇的文章中写道：“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原委员长卢福坦被捕叛变，与其接触频密的父亲，紧急撤离上海。”

另据史料记载，刘少奇抵达长汀的时间是1932年12月，因此卢福坦的被捕时间最晚应为1932年12月中旬。

刘少奇的妻子何葆贞留在了上海，自此一别，遂成永诀。

三、革命自有后继者

一方要扶危，一方要倾覆；一方如野火时，一方却如春草；一方要扑灭星星之火，一方却要成燎原之势。

真是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剑拔弩张，你来我往，各不相让，誓要分个胜负，见个高低，方才罢休。

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宪团各方势力用枪杆子、刀把子让部分共产党员英勇献身，用硬棍子、软刀子使部分共产党员屈服自首，所有手段使尽用完，

却仍如杯水车薪一般，无论是红军还是地下党，始终剿而不灭，大批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不惧环境险恶、气氛恐怖如此，依旧义无反顾的投身共产党，加入到推翻腐败政权的行列中。

丁玲、田汉、叶以群于1932年在瞿秋白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共产党。

吉鸿昌“一·二八”抗战后从海外归国，经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同意，秘密加入共产党。

辗转多地多年寻找党组织的周扬，在上海加入左联后于1932年重新入党；

聂绀弩于1932年2月，经胡风介绍加入左联东京分盟。

吴奚如1932年秋出狱后，“赴上海以文学活动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2年底，周文从安徽来到上海，投奔老领导叶以群（华蒂），叶以群安排他担任左联组织干事，次年，周文加入共产党。

在上海参加“社联”的刘道衡，具有进步思想和较好的人脉资源。

同是“社联”成员的王学文，1932年发展刘道衡入党，并推荐其加入中央特科。

刘道衡引导关露（胡寿楣）、胡绣枫（胡寿华）姐妹参加革命。

刘道衡随后被派到长沙开展情报工作，创建了湖南特科。（此后湖南创造了奇迹，后文详述）

同盟会老会员王绍鏊在中共党员黄申芗家中与刘仲华、刘仲容相识，

知识界杰出代表胡愈之与左联“特别会员”宣侠父相交，

国民党立法委员王昆仑与中央军委南京特派员卢志英相见恨晚，

他们在1932年，分别与不同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密切接触，经过党组织的考察，他们都于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1932年，董健吾被指定为党组织与宋庆龄的联系人，他年少的女儿董惠芳便成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小交通员”。

董惠芳叫宋庆龄为“二姨”，而宋庆龄则亲切的称她为“小露茜”，直到1936年李云成为新的联络员，董惠芳才结束她的小交通员生涯。

田汉后来发展了冼星海入党，丁玲则直接影响了青春少女郑育之、梁文若参加革命。

王绍鏊后来成为“武抗”（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直接组织者，他也成为倪之璞、金若望、肖心正等人的革命领路人，这些年轻人之后都成为上海情报科的工作人员。

湖南特科（含后以不同名称而延续的机构）在刘道衡的领导下，人员发展到30多人，有20余人加入了共产党，自创立到解放的十七年间，从未遭到破坏，堪称奇迹。

李克农对此评价道：“刘道衡独立开辟的湖南地区情报工作乃是中央特科在白区情报工作的仅存硕果。”

王昆仑后来发展了胡济邦（胡春），又与孙晓村等人在南京组织了“读书会”，该读书会“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传播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胡愈之成为中央特科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后，成为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灵魂”，他联系团结的杜重远、高崇民都向他提出了入党申请，他们三人也成为西安事变的最初源头。

国民党八十师少将副旅长兼学兵营营长惠东升在上海停留期间，徐强与其详谈三天，惠东升“要求我党派人到他部队做基层工作，条件成熟时，把部队拉出来，投奔革命。”

1932年春，徐强、李云受陈云派遣前往河南开封，“同时调去的还有李文德、老傅、陈家兴、老王、徐振甲等”。

徐强、李云住在开封保定巷一号的惠公馆里，“其他几位同志，由惠东升将他们安排到许昌学兵营。”

徐强、李云等人从惠东升那里“获取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并拿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和“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

这些情报被“放在一条棉被絮里”，由老傅送到了上海。

徐强、李云拿到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连同张沈川抄写的两本第六军军用密电码，

郑坤、冷少农搞到的何应钦总指挥部的密电码本，

鲍文蔚抄写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电码本，

都被送到了中央苏区。这些密电码本与红军缴获的电文原稿一起，为曾希圣领导的军委二局密码破译人员，提供了国民党军的密码编制规律和破译线索。

国民党军的电波被侦听、电文被破译成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法宝。

如在佯攻南丰的过程中，红军电台侦听破译了国军52师、59师将由宜黄开赴广昌的电报，朱德和周恩来据此决定在黄陂登仙桥、草台岗一带布置5个军的主力，打了一场历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的阵地伏击战。

仅仅两天时间，国民党军两个师3万余人几乎被全歼，两个师长全被俘虏，

成为历次反”围剿”中歼敌人数最多、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

登仙桥上弹痕累累，登仙桥畔伏尸巨万，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师长战后来到此地，看到此情景，不禁沧然泪下，他通过师部的电台向身在上海的夫人发去一则电文：

“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

这则电文发出不久，曾希圣便将破译好的电文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是身历其境的胜利者，对这两句诗的印象就特别深。

三年多以后，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时候，碰到了学生李默庵，就把这两句诗背诵了出来，着实让李默庵惊讶不已。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