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把时间往前倒腾一下,倒到公元前1056年,那会儿姬昌在丰京没了气儿,这事儿《史记》里头写得清清楚楚,“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司马迁那会儿离西周也没多远,他写东西又是出了名的严谨,所以他这句话,后来的人基本都当成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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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一本叫《括地志》的书又给加了个码,说这个“毕原”就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换算成今天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西安长安区的杜曲、韦曲那一片,离沣河特别近,跟丰京遗址的直线距离也就十来公里,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要是周文王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埋在咸阳北原,那不就等于把自己的都城扔在身后五六十里远的地方,中间还隔着一条渭河,这不光不符合当时**“陵墓跟着都城走”的规矩,也跟周人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封不树”**的习惯拧着来,所谓不封不树,就是坟头上面既不堆土堆,也不种树做记号,可咸阳原上那两个大土堆,高得跟个倒扣的斗似的,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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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啊,真正的文王墓,很可能还安安静静地“藏”在长安区那片看着普普通通的麦子地底下,上面啥也没有,没土堆也没树,跟地面平平的,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啥记号都没有,后面的人咋找呢,其实答案在《周礼》这本书里头,当时有个专门管坟地的官,叫“冢人”,他们负责**“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意思就是用图纸把墓地的范围、谁埋在哪儿都画得明明白白,哪个墓该挖多深,墓道冲哪个方向开,全都有国家档案存着,可惜西周一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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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档案就都丢了,地面上又没个记号,这么一来二去,“毕原”到底在哪儿,就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谜,现在的考古,很大程度上就得靠挖出来的铜器上的字来帮忙“定位”,1978年在扶风齐村挖出来一个厉王的㝬簋,虽然上面的字跟“毕”这个地方没关系,但它是个标准版的西周王室用的家伙,这就很有参考价值,而且这些年在长安区的马王镇、大原村那一片,考古队普探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等级很高的墓道线索,那个规模,跟周公庙遗址那九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差不多,关键是,也都没发现地面上有封土,所以现在很多专家都比较小心地猜测,文王的那个“原陵”,八成还是藏在沣河西岸的毕原深处,当然了,这墓里头躺着的到底是不是姬昌本人,还得等挖出更多能直接证明身份的、带字儿的宝贝,才能最后拍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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