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自传

史念海先生

《红旗》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登了我写的《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不了解情况的同志可能认为我是研究林业的，或者认为我是研究自然地理的。其实我是学历史的，后来从历史转到研究历史地理上来。这篇文章只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研究黄河中游的森林在历史上如何遭到人为的破坏，把其中的经验教训写出来，供今天的“四化”大业作为参考。

我在一九一二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先父给我取名念海，字筱苏，大概取义于所谓“苏海韩潮”。但我并未学习韩愈、苏轼去搞文学，而是在一九三二年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一所在当时以研究史学著称的大学，老校长、我国历史学界的权威陈垣先生亲自给我们讲课，使我能在史学研究上打好基础，尤其在考证上摸索到一些门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钱竹汀是陈垣先生最佩服的前代学者，以考证见长，在沿革地理方面，也是被后人公认的专家。

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是从过去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但我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薰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一点影响，我也许仍旧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研究历史、专长考证的人。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历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的培养提掖。顾先生已於去冬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他早年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友——中国史学会负责人之一的白寿彝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今年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对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不朽业绩已作了公正的评价。这里，我只讲点他在创办禹贡学会、培养人材方面的功劳。

禹贡学会是一九三六年在北京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但其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则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创刊问世。原来（从一九三三年起）顾先生就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这门课程，一则希望恢复前人重视研究沿革地理的好传统，再则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亟，想通过对我国疆域演变的认识，激起爱国的热忱，坚持抵抗侵略的意向。为此，一年后就以禹贡学会名义出版《禹贡》半月刊。其所以用“禹贡”这个名称，因为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历史地理文献，而刊物的英文译名则迳称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emi-monthly Magazine，写成中文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半月刊”。

禹贡学会在顾先生主持下吸收了一批青年有志之士，或为半月刊经常撰稿，或担任学会的编辑工作。好几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流的学者，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地理学等方面各自作出显著的成就。其中山东大学教授童书业已逝世，健在的、我所熟悉的尚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郭敬辉，而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更是当年顾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时最有力的协助者。我也是在这时受顾先生识拔而加入禹贡学会的，当时我还在辅仁大学读书，写了《两唐书地理志互勘》、《西汉侯国考》等论文在《禹贡》上发表。在行将毕业时，顾先生又约我帮助他撰写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毕业后我正式在禹贡学会任编辑，继续为《禹贡》半月刊撰写了《西汉淮南三国考》、《秦县考》等论文，同时用更多的力量撰写这部《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部书只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出版，成为我国现代第一部公开问世的沿革地理专著。其实，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顾先生，如果没有这位好老师的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是决无能力也无勇气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

可惜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后，禹贡学会的一切工作被迫中止。因此，它没有来得及像半月刊英文译名那样在创建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现代科学上完成其任务。它所做的还没有完全跳出过去沿革地理的范围，这从我当时所写的以及七大卷《禹贡》半月刊上所发表的论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大后方，先任西北文化学社编辑，以后又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重点放在汉唐一段。当时国立编译馆设在重庆北碚，正好顾先生也在这里，他创办《文史杂志》，我协助他编辑，又经常得到他的宝贵教益。接着，我又进入大学教书，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代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

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已开始考虑历史地理这门科学的发展前途，是继续停留在沿革地理的传统水平上，还是需要有所突破推进？当时我写了《秦汉时代国内的交通路线》、《娄敬和汉朝的建都》等论文，企图在突破沿革地理的旧传统上作初步的尝试。接着在一九四四年又出版了一本《中国的运河》，想探索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无奈在旧中国对水利漠不关心，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当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解放初，我担任西北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以后从西北大学分出西安师范学院，又扩大为今天的陕西师范大学，我又到该校继续担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在此期间我多次给学生开设“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并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试图建立起现代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不仅要弄清楚自然本身演变的过程，更着重要说明人如何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及自然受人的影响而演变的过程，从而找出种种演变的规律，为今后利用并改造自然作借鉴。根据这样的要求，我当时重点从事两个课题的研究。一是研究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尤其是中下游地区，不仅出现过殷商的高度古代文化，而且经历春秋、战国、秦、汉以至魏晋南北朝，黄河下游即当时所谓山东地区还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可是，在解放前的旧中国，这里却弄得千孔百疮，残破凋疲。这仅仅是战争所引起的破坏作用，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过去修补式的治河方法无力恢复黄河下游的富庶面貌，今天是不是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得失，以供新中国改造黄河流域面貌作借鉴？再一个是蚕桑问题。我国本是蚕丝事业的发源地，我国的丝绸很早就驰名于西方，所谓“丝绸之路”已成了中西通道的代名词。但旧中国的蚕桑事业已缩小到江浙两省的太湖流域，黄河流域几乎连桑树都成为稀见的植物。而在古代，黄河流域却是遍野桑树、户户缫丝织绢的好地方。如何提供历史经验，帮助政府把这一大片地区的蚕桑事业恢复起来，以增加我国丝绸出口的数量，换回更多的外汇，我认为这是作为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到一九六二年，我把这几方面的论文汇总一下，出版了一本集子，老友白寿彝教授给它命名为《河山集》。

正当我要继续探讨祖国河山历史面貌之时，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我身为教授当然是俗话所说的“在劫难逃”。连《河山集》这个书名都成了我的“罪行”之一，硬说“河山”者，“还我河山”之谓也，由此断定我想“复辟”。对这样的胡搅蛮缠，还有什么话可说！幸好我所受的灾难就时间来说还不算特别长，到一九七二年我的处境就有了转机。

原来，当时兰州军区需要一本陕西省的军事历史地理，找到我要我承担编撰任务，并且给我创造条件，让我走遍陕西以及毗邻的几个省区。要知道，我过去虽然研究历史地理有年，但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文献记载，文献记载固然十分重要，但实际情况不了解，总难免有“纸上谈兵”之感。现在机会来了，我怎能放弃呢？于是我翻山越岭，下沟过河，凡是有考察价值之处，再险阻也要亲自去作调查，因而取得不少文献记载所不具备的宝贵资料。接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要编著《中国自然地理》，该所副所长、当年禹贡学会的老友郭敬辉要我参加撰写其中的“历史自然地理”部分，从而更扩大了我的考察范围，东到黄河下游，北越阴山山脉，南抵钱塘江上，都曾印下了我的足迹。

我把这几年野外实地考察所得结合文献记载写了若干篇论文，在一九七九年汇编成《河山集》二集，并写了一篇提要式的自序，这里我摘引自序中所列举的几个事例，来说明实地考察对历史地理这门科学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函谷关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座雄关，因为有这座函谷关，就有了关东和关西这两个经常见诸称道的名称和比较具体的地区。函谷关有新旧两个关城。新关较晚，作用已经不是很大。这里所说的乃是指旧关而言。旧关的遗址就在今河南省旧灵宝县南弘农河畔的王垛村。当地的瓦砾堆中还可偶而发现一些有秦汉时期花纹的残瓦，就是原来函谷关城那个城门洞仍然残存于弘农河岸边。村旁远望还仿佛可看到崤山。这里正在由崤山北麓到黄河之滨的一片缓坡上，现在这道缓坡上仅有几处零星村落，参差起伏，散布于高低不平的地方。村间小路蜿蜒曲折，条条白道，细如线丝，仿佛在图画中。除此之外，殆已别无长物，足以作为要塞的凭借。像现在这样的地方，其实千军万马都可以通过，怎么说得上曾经是一座著名的雄关？如果不为之复原旧貌，势难再作任何说明。这个谜底直到后来我从事森林的研究时，才得以解开。因为那时这里森林遍地，既稠且密，林区又广大无边，只有一条狭长大道，确是难得等闲通过的。”

“秦汉王朝甘泉宫的遗址在现在淳化县石峁原上。这里现在到处都有沟壑，车马难于行走，泉少井深，饮水尤其感到困难。遗址两侧更夹于深沟之间，没有转圜的余地。秦汉时期如果就是这样，是不会建立这样的一座规模巨大的离宫的。变化应是当地侵蚀过分严重的结果，而促进严重的侵蚀，则由于森林的破坏。当地森林的破坏只是近六七百年间才普遍彻底的。在黄土高原上，甘泉宫遗址的变化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典型的意义。因而在这里从事复原工作就不仅是为了了解秦汉王朝的史绩，而应是为当前治理黄土高原提供较为充分的科学论据。”

“镇江与扬州两市隔长江相望，相距约二十余公里。现在长江水道南近镇江。镇江城下的长江水道宽度虽不逾五公里，然在历史时期南北摆动的幅度实相当广大。在不少的年代中都是靠着扬州那一面流的。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和长江衔接处就在扬州附近，唐代的海船亦可沿长江直抵扬州城下。可是太平天国时期，长江水道却又紧倚镇江城旁的北固山麓。原来金山寺就在江中岛上，现在却改到南岸。登上金山寺塔，塔下尽是田畴，已无由欣赏江心的风光。就是北固山下，潮水也不再激荡山岩，因为江边已有了往来的道路。显然，长江水道又在向北摆动了。这样来回摆动必然造成若干损失，所以，一定要设法控制住。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根据历史的发展是应该及早提出这个问题的。”

本着这样的信念，我力求多写一些像今年《红旗》第五期上刊登的以及收进《河山集》里的那样有关国计民生的历史地理论文。近年我还应邀参加了若干自然科学的学术会议，有国家科委、农林部、国家林业总局召开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水利学会召开的黄河治理学术讨论会，中国林学会召开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讨论会，国家科委、农委和中国科学院召开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讨论会，中国农学会召开的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我总想使自己的一点研究所得能早日贡献于国家人民。

今年已届古人所谓“古稀”之年了。工作也比较繁重，除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外，还担任着中国史学会理事、陕西历史学会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唐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兼所属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外在政协、民主促进会里还有若干兼职。但我还是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坚持写作。一九七九年我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党员，要用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历史地理方面，我的《河山集》第三集已着手编辑，今后还准备四集、五集不断出下去。另外，我考虑到西安是唐代的故都所在地，设在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应该把唐史研究的任务承担起来。因此一九七九年就在历史系里设立了一个唐史研究室，召集了几位同志从事研究工作并培养研究生。今年已经教育部批准扩大为直属于学校的唐史研究所，由我兼任所长。如何使所的工作更有计划地开展，使它能在最短期间发展成为国内唐史研究的一个中心，也是我的主要任务之一。

从三十年代初我参加禹贡学会算起，到现在已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总算能在学术上作出这点微薄的贡献，没有完全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而所以能取得这点成绩，除掉自己付出一定的劳动外，主要还应该归功于当年老师们的教育培养。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没有他创办禹贡学会，没有他对我不倦的指引诱导，我想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将是很困难的。我在结束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谨向他老人家再一次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三日

附：史念海著作目录

（一）专 著

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

中国的运河 重庆史学书店出版 1944年

河山集 三联书店出版 1962年（包括有关历史地理论文十二篇）

河山集二集 三联书店出版 （包括有关历史地理论文十二篇）

（二）论 文

钱竹汀先生之史学 前北平研究院出版的某刊物（忘记刊名） 1930年

西汉侯国考 《禹贡》半月刊 1935年

西汉淮南三国考 《禹贡》半月刊 1937年

秦县考 《禹贡》半月刊 1937年

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 《文史杂志》 1942年

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 《文史杂志》 1943年

娄敬和汉朝的建都 《东方杂志》 1945年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考古》 1975年

黄河在中游的下切 《陕西师大学报》 1977年

汉中历史地理 陕西师大 《教学与研究》 1965年

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 《陕西师大学报》 1979年

周原的历史地理及周原的考古 《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的经济变迁和发展 《人文杂志》1979年

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的治理方针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农林牧综合发展科研工作讨论会资料选编》 1979年

以陕西为例探索古今县的命名的某些规律 《陕西师大学报》 1979—1980年

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村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0年

黄土高原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历史地理》 1981年

祖国锦绣河山的历史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1年

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 《红旗》杂志 1981年

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的演变 未刊

（原载于《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第2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