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湾,刚经历败退的慌乱,整个岛都被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蒋介石刚稳住阵脚,最忌惮的就是身边藏着“内鬼”——毕竟退到台湾的几十万军队、运过去的黄金和物资,是他“反攻大陆”的全部家底,容不得半点闪失。那时候,特务机构遍布街头巷尾,随便一句话、一个陌生接触,都可能被安上“通共”的罪名,人人自危,谁都不敢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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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在国民党里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又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过,论军事素养和战略眼光,没几个能比。从北伐打到抗战,他跟着国民党南征北战,一路做到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手里攥着的全是台湾及东南沿海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这些核心机密。蒋介石一开始对他特别信任,觉得他是难得的人才,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身居高位的中将,早就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失望透顶,1948年就通过地下党联系上了中共,成了潜伏在台湾的“密使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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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被特务捣毁,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这人没扛住特务的酷刑,很快就叛变了,把自己知道的地下党员全供了出来,其中就包括吴石。蒋介石接到报告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当场拍了桌子,脸色铁青地骂了句“娘希匹,养虎为患”。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倚重的参谋次长,竟然是藏在身边的“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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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过后,蒋介石立刻下了一道死命令,让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机构)传遍军政各界:“吴石通共叛国,证据确凿,牵涉此案者一律从严惩办,谁敢为他说情,以同罪论处!”这道命令不是口头说说,而是写在密电里,直接发到各部队、各部门,甚至让特务机构盯着那些和吴石有旧交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私下议论说情,立刻抓起来审查。
那时候国民党里不少元老和将领,都和吴石有过交情,有的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有的是抗战时的战友,心里都清楚吴石的为人,知道他不是贪生怕死、趋炎附势的人。有几位元老私下聚在一起,想联名给蒋介石写封信,求他再查仔细点,留吴石一条命,可刚把信的草稿写出来,就听说有人因为私下议论吴石案,被特务抓去关了起来,吓得赶紧把草稿烧了,再也不敢提说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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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将领就更不敢出头了,谁都知道蒋介石这会儿正憋着一股火,需要拿人立威,这时候撞上去,不是自寻死路吗?据说当时有个师长,以前是吴石的部下,只是在开会时随口说了句“吴次长平时为人正直,会不会有误会”,结果当天晚上就被特务找上门,带到保密局审了三天三夜,差点被安上“通共嫌疑”的罪名,最后还是家里托了关系才勉强放出来,职务也被撤了。这事传开后,再也没人敢当着任何人的面提吴石的名字,更别说求情了。
只有陈诚是个例外。他和吴石不仅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北伐战争时吴石还曾背着受伤的他逃离战场,有过命的交情。陈诚实在不忍心看着吴石就这么被处决,冒着风险两次找蒋介石求情,还想把吴石的罪名从“通共叛国”改成“泄密”,好留他一命。可蒋介石根本不听,第一次骂他“不知大体”,第二次直接拍了桌子,说“谁敢再为吴石说情,就按同罪办”,陈诚看着蒋介石铁青的脸,也不敢再坚持了——他知道,再求情下去,自己都可能被牵连。
吴石被捕后,特务们用尽了各种酷刑,想让他供出更多地下党员,可吴石硬是一个字都没吐,还在狱中写下了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1950年6月10日,吴石和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地下党员一起,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处决。行刑前,他面不改色,只是朝着大陆的方向望了望,心里装着的还是民族统一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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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那道“说情者同罪”的命令,确实起到了立威的效果,当时台湾的“通共”案件一时间少了很多,可也让不少人寒了心。有人说,蒋介石那会儿刚退到台湾,根基不稳,不用这种铁腕手段根本镇不住局面;也有人说,他对吴石太狠了,连一点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还牵连无辜,断了自己的人心。直到现在,提起吴石案,还有人在争论,要是当初有人敢站出来多说几句,吴石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而蒋介石的那道严令,到底是必要的手段,还是太过残酷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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