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中央特科新阵容

一、中央军委情报系统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决定，中央重设军事部，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各地设立军事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

“中央军事部的组织，除设军事委员会为讨论及建议机关外，并设参谋、组织、兵士、特务、交通五科执行一切工作。”

这个军事部自六大以后一直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亲自领导，1930年2月以后，军事部和军事委员会合并，正式改称为中央军委（为叙述方便，以下通称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情报系统是周恩来手里王牌中的王牌，郑超麟回忆说：“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党内的人自然就包括了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

中共皖北特委成立后，仅特委书记魏野畴、委员刘仲华掌握与中央军委直接联系的“通讯处和暗号”。皖北暴动失败后，魏野畴牺牲，王世英突围成功，辗转山西、河南、陕西找党。而刘仲华则直接到了上海，于1928年五六月间“同霍步青、欧阳钦接上关系。”

任弼时让刘仲华留在中央军委工作，先做交通接待，后做军事情报，因此与聂荣臻、霍步青、欧阳钦相熟，1930年-1931年又和刘伯承、曾中生、曾希圣等人一起“在中央军委直属小组过组织生活”。

顾顺章事件后，以上所述的中央军委工作人员除了刘仲华，一个个先后撤到苏区。因为“在上海，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这个联络点（汽车行）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的表现很好，工作是有成绩的。”

这是刘仲华继续留在上海的原因。

1931年冬，武胡景（武怀让、吴福晋）被调到上海担任军委书记，“他的主要助手是柯庆施，情报工作负责人是刘仲华。”

靖任秋、王世英、王佑（右）民、王超北、张汉民、卢志英、朱军、谢甫生、刘秉琳、刘仲容、武志平……这些隐蔽战线中的盖世英雄、无双国士，此时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聚集到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之书，每个人的功绩都是一件惊世之作。

他们每个人如他们的上线领导刘仲华一样，都与西北军颇有渊源，他们都是党内第一圣人李大钊播撒在西北军中的红色种子。

刘仲华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即是李大钊，他受李大钊指派前往冯玉祥部后，去新疆路上介绍山东人卢志英入党；见证五原誓师、担任五原军事学校的教官时，成为刘秉琳的老师；他与南汉宸、浦化人等随鹿钟麟访苏洽谈军火援助事宜，因此与鹿钟麟交好，在担任鹿钟麟东路军司令部俱乐部主任期间，发展了朱军、谢甫生为党员；冯玉祥开始清党，280多名中共党员集聚杨虎城军中，为发动皖北暴动，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刘仲华担任委员，王世英是皖北特委亳县分委的委员。

刘仲容的岳父赵守钰曾任五原军事学校的校长，是刘仲华的上级，刘仲容在洛阳岳父家中，与刘仲华相识，从此两人互携互帮，直至胜利。

王佑民是中央军委西安联络组的负责人，他介绍武志平入党，又带着宋琦云的介绍信，联络动员陕西省政府卫士营军需主任王超北参加情报工作，并给了王超北去上海接头的通讯地址和联络暗号。

王世英在西安找不到党组织，却意外得知了刘仲华的上海通讯处，于1931年秋赶到上海，与刘仲华接上了头。

王世英成为刘仲华的助手不久，王超北也来到上海，与他接头的是王世英。经过短期情报训练教育后，王超北成为中央军委的陕甘特派员，王超北返回西安，发展了卫士营营长张汉民。

《秦岭之子 汪锋革命传奇》一书也这样记述道：

“张汉民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的秘密党员和陕甘特派员……王超北当时在张汉民警卫团任军需主任，同时，又是上海中央局军委陕甘特派员。”

靖任秋在中央军委情报系统的资历比刘仲华还早，仅次于冷少农和郑坤，他是周恩来实施“各自为战”策略时就疏散出去的南昌起义参与者，一直在西北军各部间游走并从事兵运工作。他早期与刘瑞龙单线联系，与王佑民之间也有联络，因为他知道武志平的真实身份，并向孙蔚如“介绍武志平代他到通南巴与红四方面军联系。”

刘秉琳与靖任秋、宣侠父更是相熟，刘秉琳曾随靖任秋到甘肃发动兵变，后又在宣侠父师任营长，靖任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刘秉琳在吉鸿昌部宣侠父师当营长，吉鸿昌部曾打到小汤山一带……刘秉琳从小汤山垮下来，很是狼狈，子弹把裤子都打穿了，跑到我家赶快找裤子换。”

靖任秋1933年五六月到上海接组织关系时，“当时组织派来见面的负责人是刘子华（即刘仲华）……1933年下半年刘秉琳到了上海情报处，从此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约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后再到上海住的旅馆、用的化名等等。”

经此一梳理一串联，我们发现此前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以黄埔军人为主导，此时的中央军委情报系统已经以西北军军人为主线，而上海“拉姆扎”的方文情报组则以国民革命军11军为纽带，还可以联系到王明的莫斯科派、谭平山的中间派、陈独秀的取消派、罗章龙的分裂派……

革命者们虽来自五湖四海，却总有另一条看不见的纽带维系着，这条“看不见的纽带”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再可以联系到当代经济中的泰山会、湖畔大学，不禁又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中国的政治、经济历来就是亲带亲、友带友的熟人圈、朋友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成语出典大概也是如此来的。

二、中央特科新阵容

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冯玉祥从泰山复出，奔走宁沪，与各方“策划急速应战的问题。”在上海期间，冯玉祥因友人之请，“拉场子”摆下一桌宴席，邀请上海头面人物和一些教会人士出席，拉董健吾坐在身边，席间为董撑腰说话，冯玉祥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晚上，罗运炎先生请客，外国人很多，我在座中向他们谈论基督教的事情，尽欢而散。”自此董健吾结束避难隐居生活，重新担任圣彼得堂牧师，与怀孕的郑兰芳入住松柏斋秘密联络点。

陈云兼任的总务科长一职，由担任中央军委秘书的李得钊兼任，康生兼任的行动科长一职由夏采曦担任，潘汉年依旧担任情报科长。

博古向陈云推荐了弟弟秦邦礼，陈云“交给秦邦礼两根金条，让他开店，秦邦礼用它开了一家米店。”接着秦邦礼“在上海开设了六家小商店，作为党的地下交通站。”秦邦礼后来又把店开到汕头、香港，“最辉煌的业绩莫过于创办‘华润’。”

陈云、吴开先、沈寿亚都是青浦练塘人，吴开先原先也是中共党员，四一二清党时脱党。陈云让沈寿亚利用吴开先的同乡关系，打入到吴开先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了组织科登记员，“专门负责登记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中共党员和叛徒秘密去国民党市党部自首的登记工作，并且管理登记表。”

“这一工作对于陈云领导的特科锄奸和保护党内秘密起了重要作用。” 林育英（即张浩）的妻弟向国民党部登记自首，林育英不相信妻弟会出卖自己，沈寿亚将登记存底和相片弄出来作证，林育英终于相信了，便由组织安排撤到莫斯科，叛徒则得应有的惩罚。

林育英后从莫斯科穿越蒙古沙漠回到陕北，帮助毛泽东化解了张国焘的分裂危机，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其病逝后，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

陈云又发展商务印书馆同事章秋阳（章郁庵）加入特科，章秋阳先在兄长章乃器的浙江实业银行任职，后到证券交易所任职，地下党组织钱款的换兑和汇划都由他打理。

潘汉年动员法国留学回来的老乡鲍文蔚加入特科，潜入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法文翻译。

《文艺新闻》的袁殊向朱镜我申请加入“前卫组织”，潘汉年与欧阳新在一个咖啡馆约见了袁殊，“潘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潘指着那位过去从没有见过面的人说：他就是今后和你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同志。”

这个长得又高又胖、穿着讲究的王子春，也是鲍文蔚的单线联系人，但鲍文蔚始终不知道王子春的名字，更不用说王子春就是欧阳新了。

袁殊后来经王子春的培训教育，在其表哥贾伯涛引荐下，打入了吴醒亚的上海社会局，成为中统特务及“干社”的情报股长，期间结识岩井英一，又先后拜青帮曹幼珊、洪帮向松坡为师，抗战爆发后戴笠亲自上门相邀，袁殊又成为军统的人，因被军统王天木出卖，其暗杀李士群的计划暴露而被抓，经岩井英一营救后又公开做了“汉奸”。

由此袁殊有了中共、中统、军统、日本外务省、汪伪政权、青帮、洪帮等七个身份，在中国谍报史上可谓独此一人、别无分号。

黄慕兰不堪赵子柏的骚扰，向潘汉年诉说苦衷，潘汉年为保护黄慕兰，同意她切断与赵子柏的联系。

陈养山小心翼翼隐匿踪迹，项与年周旋交际场，通过电影女明星获取相关信息，刘鼎、吴先清夫妇开了个水果店，专卖吴先清家乡的黄岩蜜桔，刘鼎却在一次接头任务中被捕入狱。

1932年的元旦，全国统一无休不放假，三井洋行等外国商行联合上书抗议，日本方面又对汹涌而至的“抵制日货运动”提出强烈抗议。四马路英捕房党支部书记王范也参加了这一活动，他穿着便服到石门路一书店提取、运送抵制日货的传单（该书店是沪中区委宣传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后被当局破坏），埋下了王范日后被出卖的隐患。

日本女谍川岛芳子、日本驻华武官田中隆吉等人策划制造了“三友实业社事件”（又称“日僧事件”），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后又强硬要求十九路军撤出闸北，软弱的国民政府都同意了。

这一事件原本只是用来转移视线的，却不想变成“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导火索。

田中隆吉后来“在军事法庭作证时，承认自己是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他说，这是由于板垣、土肥原想在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希望在上海搞些事件，转移国际视听，因此板垣汇了两万元给他，要他策划一个阴谋，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日本海军借此兴风作浪，调兵谴将，并扬言“三天占领上海”，激起了十九路军的愤恨。在中方答应日方所有无理要求的情况下，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进攻十九路军闸北防地，六个警察和一个保安驻守的岗亭首当其冲，他们奋勇打响了上海抗战的第一枪，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正在撤离的翁照垣旅随之返身冲进工事，开始与日军进行激烈交战。

潘汉年的两个情报人员梅龚彬（梅电龙）、陈希周（陈昭礼、陈导民、陈豪人、陈才）此时已进入十九路军，“成为该军的政治干部”，他们又与秘密党员徐名鸿（十九路军秘书长）取得联系。潘汉年从他们口中得知蔡廷锴、戴戟等人“与倭寇一决死战”的决心。

这条线为以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派徐名鸿、陈公培到江西瑞金“与红军谈判停战”打下基础，那时“双方的全权代表仍是徐名鸿和潘汉年。”

三、尹奉吉的上海义举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应汪精卫等人的电请，从奉化溪口复出，“拒绝再向上海增兵”。十九路军、第五军联合抗战一月有余、伤亡14000余人后，中日双方宣布停战议和，十九路军面临肢解，这让陈铭枢大为不满，也成为“我决心同蒋介石决裂的开端。”

4月29日，中日尚在议和谈判期间，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炸死炸伤日酋数人。

金九在其回忆录《白凡逸志》中详细记录了事件的后半部分：

“尹奉吉最初是为了做大事而来上海的，所以挑着菜担子在虹口方面来来去去等着机会到来，现在淞沪战争也结束了，因此来找我，问有没有像东京事件一样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希望我能用他。”

金九说：“4月29日他们将在虹口公园内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天长节，你这次去完成一个大任务如何？”尹奉吉欣然回答：“我完全听您的吩咐，现在已下定决心，请赶快准备吧！”

金九派人到江南造船厂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炸弹”，后又应邀亲去造船厂观摩炸弹的可靠性，“兵工厂这么细心，是因为对上次东京事件所用的炸弹性能不好，未能炸死日皇感到遗憾，所以才这么小心。”

炸弹试验后的“翌日，他们用兵工厂汽车载水壶与饭盒型的炸弹送到西门路王雄家……我把这些炸弹一个两个地带到法租界里亲近的同胞家，但却跟主人保密，只说是贵重的药，要小心火烛，便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好了炸弹。”

“4月29日就要到了，尹奉吉穿上了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每天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适当地点，并收集白川大将的照片，购买日本国旗。”

4月29日早上七点，金九陪尹奉吉吃完早餐，“我静静地观察尹君的神色，他像农夫准备下田去干活似的，神情泰然自若。”尹奉吉又解下自己的手表对金九说：“这块表是昨天宣誓后，照着先生的话花六块钱买来的，而先生的表只值两元，我们换换吧！再过一个小时，这块表对我也没用了！”

两人互换了手表，金九喉咙一哽，说道：“日后黄泉之下再见吧！”汽车载着尹奉吉而去，“尹君把头伸出车外，向我点头告别。”

送别尹奉吉，金九立书一封短信，让人急速转交给安昌浩，信的内容是：“从上午十点左右起请不要在家里，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下午一时左右，开始在中国人之间流传说有人在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了许多日本人，……昨天是菜贩子的尹奉吉今天做了惊天动地的事。这一事件除我金九外，恐怕也只有李东宁、李始荣、赵琬九等几个人能猜测得到。”

下午两三点钟，报纸号外登载：“虹口公园内日本天长节庆祝会场上，炸弹猛烈爆炸，民团长河端当场死亡，白川大将、重光（葵）大使、植田中将、野村中将等文武官员均受重伤。”

“日本鬼子像疯狗似地到处抓人，”为不伤及中国和韩侨，金九通过路透社“向外界公布我金九是东京事件及此次虹口炸弹事件的负责人……执行者（分别）是李奉昌和尹奉吉。”

在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的帮助下，遭通缉的金九躲到褚辅成的家乡嘉兴避难，以后又迁往南京，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庇护和照应，直到抗战胜利、大韩复国。

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半部分，据坊间传说、稗官野史记载，是陈铭枢找到王亚樵，让他破坏该次“祝捷大会”。陈铭枢曾是王亚樵的救命恩人，与西南派亲近，清楚王亚樵手下死士曾有过北站刺宋、庐山刺蒋等暗杀行动，王亚樵对陈铭枢所请一口应承。

但后来日本人报纸《上海日日新闻》刊布，虹口公园会场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入，王亚樵只得找到自己在“安琪那主义”研究小组认识的韩人安昌浩，并许以重金。安昌浩随后向金九提了这一计划，金九遂安排尹奉吉执行刺杀行动。

但所有正史和亲历者的回忆录中均无此记载，因此有很多人对此说存疑证伪，我们姑且存之，因为读《白凡逸志》中有关李奉昌、尹奉吉行刺的章节，还是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况且日本正史也从来没有承认存在过《田中奏折》和南京大屠杀。

从来没有突发的孤立的历史事件，任何历史事件都有其内在逻辑和前因后果。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